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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一部魔兽世界私服游戏之作，此说对《西游记》这部载誉中外和驰名古今的古典名著来说，它的价值是否会有所贬低?我以为如果有所贬低，那也无可回避。因为我们不能为了故意拔高魔兽世界私服《西游记》的价值，而抹煞和无视这部小说是游戏之作的客观事实;我们只能根据这部作品是游戏之作的客观事实，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它的价值。所谓贬低也者,其实质不过是反映了持有此见者对游戏之作的价值观抱有某些偏见而已。

 

游戏之作究竟有没有价值?对此，若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然而文艺更上却不乏此论。唐代的裴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对韩愈饶有兴趣地创作游戏性杂文《毛颖传》等大不以为然，在《寄李翱书》中指斥说:“昌黎 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不但对韩愈以文为戏的创作作风公然进行攻击;而且竟把游戏之作当作瘟疫一样,要人们加以防范，以免传染。裴度是从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出发，站在保守的立场来立论，因为他看不惯当时正在发展的传奇小说这种新体裁，以及根据这种新体裁所需要的某些新的创作作风和艺术情趣。当代某些论者全盘否定游戏之作价值者,可能较之古代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则因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某些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曾经以“游戏“、”消闲”为号召,在客观上甚至主观上都是为了反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因此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文学家的批判，影响至深;二则因为多年来受文艺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往往将文学创作纯粹看作是政治宣传工具、阶级斗争的风雨表，对文艺作品仅仅狭隘地承认其一种价值，即政治教育的价值，而排斥和否认其审美价值、认识价值甚至娱乐价值，而且竟把这种片面的理解，当作文艺领域的客观规律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游戏之作当然变成是封建士大夫和没落文人的闲情逸致的表现，低级趣味的反映，以文为戏似乎必然是一种无益有害的错误的创作倾向，游戏之作的价值当然也就因此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了。

 

然而，这决非科学之论，也不符合文艺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其客观规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持分析的态度，不仅要从规律性上来加以探讨，而且对具体问题还要作具体分析。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文艺发展史上，对游戏之作的价值问题持分析的态:度者大有人在。《文心雕龙》就是一个代表作，刘勰在《谐隐》篇说:“古之嘲隐， 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营蒯。会议适时，颇益讽戒。空戏滑稽，德音大坏”。不但肯定了“谐隐”这一类游戏之作可能具有的价值，而且指出了游戏之作怎样才具有价值的某些要求和标准。刘勰指出,为游戏而游戏,可能失败，他说:“曾是莠言， 有亏德音”，开玩笑开到了无聊庸俗的地步，当然就谈不到什么好的价值了。刘勰对游戏之作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古代的小说理论家往往引经据典来为游戏之作的意义作辩护。如唐柳宗元，他对裴度等人全盘否定以文为戏的保守观点曾大为不满，指出:《诗经 》中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句，司马迁《史记》中尚有《滑稽列传》;连圣人也并不一概排斥这种以文为戏的创作作风和审美情趣，象韩愈撰的《毛颖传》等当然是“有益于世”的。这类“游戏翰墨，有自来矣”的论述，是古代有识之士为游戏之文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辩护的有力论据。正是在这基础上，汤显祖在《点校虞初志序》中就理直气壮地写道:“然则稗官小说， 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华,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至于在对具体作品进行评论时，对于其中的游戏笔墨的意义和价值作了肯定性阐发甚至费扬者，则不胜列举。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对“以文为戏”说采取分析的态度，并大力阐发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游戏之作的价值，决不是偶然的。历史早就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据。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事实。在中国美学史和文论史上，最引人注目和受人赞誉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思想,奠过于“发愤著书”说或“不平则鸣”说;然而，此二说之提倡最力者，恰恰又是肯定以文为戏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发愤著书” 说的代表人物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史记 自序》中，司马迁把上述文字又重复了一遍。司马迁把连同《史记》在内的古代名著的撰述统统纳入“发愤著书”，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事实，然而他从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态度出发，借之来论证和提倡“发愤著书”的理论意图，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之相呼应并作了进一步阐发,又提出“不平则鸣”说的是唐代韩愈，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与司马迁一样，韩愈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肯定和提倡“不平则鸣”说的理论意义，借以揭示历史上那些“善鸣”者的著作的意义和价值。“发愤著书” 说和“不平则鸣”说的理论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司马迁和韩愈在理论上论述“发愤著书”说和“不平则鸣”说的同时，不仅没有忽视或贬低“以文为戏”说，而且还加以提倡，甚至他们自己也提笔来创作游戏之作。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撰有《滑稽列传》，并在赞中提出“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后代文人则认为此二语就是《滑稽列传》的“要领”，因为司马迁所以在《史记》中，“忽儿撰出一调笑嬉戏之文”，确实富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笔意”。

 

因此，此二语就是我国历史上阐明游戏之作具有一定价值的最早的理论资料之一。而韩愈因受当时传奇小说蓬勃发展的影响，不仅加以欣赏，而且自己也写了类似之作，如《毛颖传》等;由此舆论哗然，招致一些保守者的指摘，韩愈则二再予以反驳，认为“昔者夫子犹有所戏”，如果对“以文为戏”轻率地加以否定和嘲笑，无异是象“同浴而讥棵裎”一样的可笑。正因为这样，“以文为戏” 说其实与“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说一样,是中国古代美学史和文论史上富有特色的理论主张之一，对于它的价值，当然同样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不应该笼统的加以否定。那么，对于《西游记》这样的游戏之作，古今评论家又是怎么认识其价值的呢?

 

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把《西游记》的以文为戏同作家纯正的立意和高超的宗旨截然对立起来。要么视《西游记》为游戏之书而无视或否认其价值。如含晶子《西游记评注自序》中提到的那样，“世传 其本以为游戏之书，人多略之，不知其奥也”，如野云主人《增评证道奇书序》中所设的长老语，“此游戏耳， 孺子不足深究也”;要么为了强调他们的主题观而一口否认该书以文为戏的特点，如汪象旭《西游证道书》中的《读法》说:“《西游记》乃修丹证道通天彻地一-部至大学问之书，无奈数百年来读者只看做顽耍游戏笔墨...辜负（作者）一片度世婆心，真是令作者笑煞恨煞”。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评点者也曾流露出这种想法，他说:“读《 西游记》者，不知作者宗旨定作戏论”。

 

意思也就是:当你理解了作者的立意和作品的主题以后就不会把《西游记》看作是游戏之作，你若把它当游戏之作，就不可能领悟其宗旨，理解其价值。这些，都是把戏笔和宗旨、价值对立起来的不当之论，但不能不承认它在古代文论史上和《西游记》论坛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这种情况，到了本世纪初叶新文学运动掀起时的鲁迅和胡适笔下，才出现了变化。他们基于对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分析，如实地揭示了《西游记》作者以文为戏的艺术情趣，指明了这部小说系作者运用戏笔而创作的客观事实，并同时又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这部游戏之作的价值。这就为当代《西游记》论者最终正确认识这部小说的游戏笔墨及其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