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多家日媒报道称，日本正有意修改捕鲸相关法律，将从“实施稳定的鲸类调查”改为“确保可持续利用”。修正案将规定日本政府明确支援捕鲸业的立场，称将“为传承饮食文化”而推动学校供餐食用鲸类。法案还将规定，公布通过捕鲸得到的科学知识等，“努力推进国际合作”。法律名称将从现行的“有关实施旨在实施商业捕鲸等的鲸类科学调查的法律”（鲸类科学调查实施法）变更为“有关确保鲸类可持续利用的法律”等。该修正案可能在本届日本国会获得通过。
此事引发了日本网友的热议。有不少日本网友提出了质疑：“许多年轻人似乎没有想要继承（吃鲸鱼肉）的饮食文化。至少我不想吃。”
日本商业捕鲸屡禁不止
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IWC）通过了《全球禁止捕鲸公约》。两年后，日本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停止商业捕鲸。
不过，这些年来日本却一直利用公约漏洞，以“科研”为名保持着一定数量的“调查捕鲸”。据IWC统计数据显示，1988—2017年日本禁止商业捕鲸期间，捕杀鲸鱼超过1.6万头，其中还涉及长须鲸、塞鲸这些当时濒危的物种。2018年，日本在南极海域捕杀了300余头小须鲸。
日本还屡次以小须鲸等部分鲸鱼种群数量回升、相对充足为由，反复向IWC提议重启商业捕鲸。同时，日本还极力推进国际捕鲸委员会就可持续捕捞配额达成协议，但是遭到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成员反对，始终未果。
除了日本利用公约允许捕鲸用于科学研究的条款进行捕鲸，《全球禁止捕鲸公约》实施以后，全球多国共捕杀超过4万头鲸鱼。
今年6月30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IWC。7月1日，捕鲸船队从山口县下关市港口启程，开启为期数月的捕捞活动。随着捕鲸船鱼贯出港，在日本被“禁闭”31年的商业捕鲸全面开禁。
日本捕鲸传统
日本《每日新闻》曾报道，日本自绳文时代（1.6万年前至约3000年前）就有捕鲸文化。
日本曾出土过绳文时代前期狩猎鲸鱼图案的土器，同时也找到过鲸鱼的骨头。大规模有组织的捕鲸最早出现在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的末期，那个时候捕鲸主要是为了鲸油，用来制造灯油与稻田杀虫剂。吃鲸鱼肉的情况在二战后初期才开始变得普遍。二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极端困难，粮食严重不足，民众营养匮乏，鲸鱼肉成为日本民众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日本鲸肉消费量在1962年达到23万吨。当时每年有超过2.4万头鲸鱼被捕杀。直到后来日本经济腾飞，进口肉类增加，食材丰富，鲸肉的重要性才不断下降。
日本将捕鲸和食用鲸鱼视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在“捕鲸情结”的驱动下，日本的捕鲸活动一直绵延几个世纪。
捕鲸和政治选票紧紧捆绑在一起
日本一意孤行扩大商业捕鲸活动，不仅仅是因为餐桌需要，它还跟日本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文化因素乃至国家战略相关。
日本国内粮食自给率很低，是高度依赖渔业资源的国家，未来若能把鲸鱼肉大量搬上餐桌，多少能填补食物供需的缺口。同时日本的捕鲸活动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市场，仅太平洋沿岸地区，日本就有捕鲸船1000艘，捕鲸业还关联大约10万日本人的生计。若放开商业捕鲸，会给日本渔业等相关行业发展带来利好，还可以通过商业化捕鲸推动农林水产品的出口。
捕鲸还与政治、选票紧紧捆绑。日本媒体称，来自传统捕鲸地区的自民党议员等要求“退群”恢复商捕的呼声高涨，这也构成了安倍政府作出决断的背景。
据了解，在日本政治版图中，从事农林渔业和出身农村的选民是自民党的重要票仓，自民党自然不会放弃。而且为了选票，自民党一直在给农民与渔民高额补贴。重启商业捕鲸，对自民党来说必然是个加分项。
商业捕鲸对海洋食物链和海洋生态造成严重影响
日本推动商业捕鲸，将对其近海生态环境改善、国内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社会文化发展产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作为海洋中的顶级哺乳动物，鲸类不仅维系了海洋生物间食物链的平衡，还通过运动、食物代谢、遗骸分解和排泄来促进海洋中养分的流动和循环。鲸类种群的崩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极有可能将相关濒危保护物种推向灭绝的边缘，同时引起一系列渔业捕捞目标物种的种群波动，从而影响更多人的生计、食物和工业原料来源。
根据鲸豚类保护协会的数据统计，缺乏监管的捕鲸业已经使包括极危物种蓝鲸和北大西洋逆戟鲸在内的若干物种的种群规模下降了超过95%，其中日本北部海域的鲸类种群状况比南极地区还要更脆弱。
未来这种更集中性的商业捕捞，将会对日本附近本就脆弱、濒临崩溃的鲸类种群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本地鲸类种群一旦遭到打击，又将进一步影响渔业、以及基于渔业的其他产业、经济、文化等社会系统的功能。
尽管日本捕鲸历史悠久，鲸肉曾帮日本人度过缺粮时代，但截至2016年，鲸肉仅占日本全国肉类消费的0.1%左右。在日本，有远超国内需求的冷冻鲸肉和鲸肉制品囤积在国内的冷库和超市冷柜中无人问津，只能流向养老院或者学校这些地方。而普通民众对于食用鲸鱼肉也并不热衷，同三文鱼相比，鲸鱼肉在餐桌上没有丝毫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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