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成到令和，安倍晋三已经成为了日本宪政史上累计在任天数最长的日本首相，而他所提出的“安倍经济学”也伴随日本经济走过了起起伏伏的7年长路。持续货币宽松、增加财政支出和进行结构性改革，成为了三支“利箭”，在金融危机后十年有效拉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然而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同步放缓，需求下降，极大地打击了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日本。再叠加近期韩日贸易摩擦加剧以及消费税上涨，多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再度陷入停滞，而“安倍经济学”在如今已经接近极限的宽松环境下正在失去其效力。

日韩贸易摩擦叠加消费税上调 日本三季度GDP增长仅0.2%

日本内阁府近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0.2%。报告显示，内需成为拉动三季度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其中，占日本经济比重约60%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4%，企业设备投资环比增长0.9%。与此同时，外需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报告显示，三季度，日本出口环比下降0.7%，进口环比增长0.2%，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0.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消费税上调所诱发的提前消费，是拉动三季度内需增长的一大因素。但这一短期拉动力，在下一季度或将逆转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消费不振、通胀低迷是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一大难题。即使是在消费税升至10%前，日本民众并未提前“疯狂血拼”，个人消费仅环比增长0.4%，不及此前市场预期。2014年，安倍政权将5%的消费税上调至8%，政府税收增加约5兆日元（约合3400亿元人民币），但日本国民的生活负担加重，使得经济发展低迷。因此，第四季度在消费税的影响下，日本的内需增长很可能重新陷入低迷。

ING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卡内尔在日本消费税上调后，将日本经济1.2%的全年增速预期下调至1.0%。“我的直觉告诉我，四季度可能会出现像上次加税后的大幅下跌，不过鉴于这次消费税上调前，私人消费已经这么疲软，也有可能是后续持平。”卡内尔评论称。

出口下滑则成为了拖累三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由于日韩贸易摩擦持续进行，日本出口额萎缩幅度最大的仍是半导体相关的机械产品，9月份，相关产品出口同比减少30.4%。此外，服务出口的下降也十分显著。在日本内阁府统计中，访日外国人在日本境内的消费被列入服务出口。由于日韩关系恶化，三季度访日的韩国游客大幅减少，导致服务出口急剧下降。

日本农林中央金库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南武志表示，即使全球贸易摩擦放缓的预期有望改善消极的出口趋势，但日本的出口数据也没有传达出积极信号。他说：“由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我们对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加剧。”

宽松政策红利有所萎缩 “安倍经济学”边际效益正在减少

“安倍经济学”实施了7年，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在“超宽松”的背景下，日元贬值、企业利润上升、股市上涨，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此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金融市场的繁荣并没能惠及大众，与企业利润和股价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普通民众薪资的缓慢增长。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总务省的统计数据，2012年12月，日本人的平均月薪是26万2299日元(约合1.69万人民币)，而2018年12月则为26万5171日元（约合1.71万人民币）。经合组织根据包括加班费在内的民间部门的总收入，计算出了劳动者的时薪，对2017年和1997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20年间，日本时薪下降了9%，是主要国家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收入涨幅有限、低收入群体基数扩大，加剧了日本人对未来生活的不安。

民众的薪资增长缓慢，因此消费难以得到有效提振，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从消费及相关领域获得税收有限，想要扩大财政支出只能依靠增加赋税，而赋税的增加又会进一步打击居民消费，形成恶性循环。“股价上涨、企业赚了钱，但并未惠及国民的生活”，这是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对“安倍经济学”作出的直接评价。

与此同时，“安倍经济学”产生的边际效益也在减少。自2013年以来，安倍已实施四轮刺激计划，支出近30万亿日元，但刺激效果逐次递减。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上月表示，如有必要日本央行将推出进一步宽松政策，但也必须留意长期宽松政策的成本在增加，比如对银行获利的影响。这显示，在已经接近极限的宽松政策下，日本央行想要采取额外刺激举措的门槛很高。

“安倍经济学”的批评者称，政府试图用非常规货币政策重振经济，结果却耽误了急需的就业市场改革和科技创新提升竞争力的进程，而货币宽松政策的“弹药库”也已经消耗殆尽。曾任日本央行官员的反对党人士大塚耕平称：“日本将自己沉浸在老派宏观经济政策中，而不是努力去适应全球环境的迅速变化。”他尤其担忧目前日本已经所剩无几的货币政策空间，“几年前日本央行还能祭出‘大杀器’，现在却只是‘放空炮’。”他说。

来源: 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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