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年出去十几次，每趟（回来）住个两三天就离开，来去都不提前打招呼，不乐意让人知道她底细的感觉。”

梅姨通常以“红娘”的身份示人。事实上，红娘和人贩所依赖的关系网络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讨媳妇和抱孩子均是家庭内较为隐秘的需求。

梅姨曾经寄居的黄砂村。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潘嫂又回村了。”2003年前后那几年，在广东省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村民碰到身着鲜艳衣服下地的潘冬梅时，会这样打声招呼，后者通常抬起头笑一笑。

潘冬梅，这是村民模糊记得的发音，真名至今无人得知。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梅姨”。

这是一个多地警方、受害家庭苦苦寻找多年的人物，近日警方找回两名被其拐卖的儿童，再次搅动全国舆论。2016年一名人贩子张维平落网后，透露是通过梅姨联系买家，共涉嫌拐卖9名儿童，其中8个被卖到紫金。

潘冬梅讲着一口和村里人不太一样的客家话，“能听懂，但听起来比较费劲”。2019年11月22日，一位村民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大家都对这个行踪飘忽的外来“媳妇”感到好奇，就连与其同居的村民彭向前（化名）也对她知之甚少。

“她每年出去十几次，每趟（回来）住个两三天就离开，来去都不提前打招呼，不乐意让人知道她底细的感觉。”彭向前向南方周末记者如是形容那段诡异的同居生活。

同居两年多后，这段诡异关系随着潘冬梅的不辞而别宣告结束。

直至2017年3月，广东增城警方按照张维平提供的线索找到彭向前，这位年逾花甲的农夫才知道，潘冬梅很可能就是“梅姨”。

（新华社/图）

梅姨往事

十几年前，彭镇槐在水墩镇上开摩的。那时水墩客运站每天还有十几趟班车，他的生意就是将到站的乘客送往更远处的村镇。

在网络上看到梅姨画像后，彭镇槐回想起这个多年前在客运站见到的常客，“画像并不完全一样，但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眼睛和鼻孔很像”。

这个画像，指的是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2019年3月根据彭向前的描述绘制的最新画像，在网上广为流传。而早在2017年，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曾公布一幅梅姨的模拟画像。两者的面部特征有所不同。最近，警方通报称林宇辉绘制画像非官方消息，梅姨是否存在，长相如何，暂无其他证据印证。广东公安事后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解释，由于作为梅姨指认人的张维平认为新画像的相似度不足50%，警方一直没有公布最新画像。

不过，在受害家庭看来，这是寻回孩子目前最确凿的线索了，一名受害家长申军良还在此居住、寻找了多月。

黄砂村离水墩集镇只有二十分钟步程，村口分出两条岔路，分别通往前村和后村，彭向前家住在前村。这些天，寻亲的家长和采访的记者蜂拥而至，令彭向前和家人们有些烦躁。

十几年前，丧偶多年的彭向前通过远房亲戚牵线，认识了自称“潘冬梅”的妇女。第二次见面时，彭向前就把家门钥匙交给潘冬梅以示好感和信任。

此后，潘冬梅成了彭家的常客，彭向前跟潘冬梅提出登记结婚并长期生活的想法，但后者以家中有女儿、外面有生意为由拒绝。

“相亲对象怎么会没有结婚的打算呢？”感到很诧异的彭向前遂向牵线的亲戚打听潘冬梅的来路，亲戚称是“街上认识的”。

几番试探后，彭向前打消了和潘冬梅结婚的念头，接纳了她行踪不定的到访。如今，彭向前只记得这个女人脸黑、做饭简单粗糙、舍不得花钱，总归没留下好印象。

村里人之间大多沾亲带故，彭家附近的邻居对外来者的问询报以警惕，婉拒了采访，而后村离得较远的村民愿意聊几句。

与彭向前描述有所出入的是，在同村妇女印象里，这个自称“潘嫂”的外来妇女有时也会住上半个多月，锄地种菜倒是一把能手。

“穿着很鲜艳的新衣下地种菜，我们看着还觉得挺新奇。”后村的一位妇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彭家的菜地就在村小附近，后村村民去接送孩子时经常能看到。

尽管口音不同，但潘冬梅的客家话村民能听懂。潘自称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人，距离紫金县一百多公里，也是传统的客家话区域。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十分普遍。

同居两三年后，这段诡异的关系戛然而止，潘冬梅再也没有回过黄砂村。彭向前则找了新的老伴，依旧外出做工。这位老农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完全不会讲普通话，只能由妻子和儿媳充当翻译。

当初申军良来寻访时，没怎么跟陌生人打过交道的彭向前一直躲着他，如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访客，彭向前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我能说什么有用的呢，公安都抓不到她。”他摊着双手无奈地说。

面对众多有关梅姨画像相似度的提问，彭向前坦言实在分不清了，他对十余年前的这位同居伴侣印象模糊，只能说“脸和脖子都要再长一些”。

同村居民也对两幅画像众说纷纭，有的说第一幅像，有的说第二幅像，还有的则说两幅都不太像。

2005年1月5日，张维平和梅姨在紫金县龙腾宾馆附近一个名为“一扫光”的饭店，把申军良的儿子交给了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贩卖网络

在黄砂村人尽皆知的潘冬梅，一旦出了村便很少有人认识。

南方周末记者在水墩镇上走访二十多人，只有彭镇槐自称见过画像中的梅姨。而曾经把潘冬梅介绍给彭向前的镇上亲戚也已去世。当年潘冬梅的活动轨迹已然模糊。

人贩生意往往依赖稠密的关系网络。种种证据显示，梅姨在紫金的生意主场并不在黄砂村附近的村庄，该村更像是其初到紫金后落脚的据点。

2003年10月，张维平第一次和梅姨联手，将被拐孩子贩卖至紫金的一户农家，这是一次“不太专业”的交易，交易地点选择在收养农户家中——位于紫金县城去往水墩镇的公路旁——出于自我保护，收养家庭通常不愿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

这次交易的时间与潘冬梅初到彭家的时间相近。年复一年的乡村生活使得村民对年份缺少感知，彭向前说不清潘冬梅初次到访时的年份，只能说是十五六年前，天气有点冷的季节。

此后多年的交易中，只有2015年的一次交易再度发生在紫金去往水墩的半路上，其余大多在县城内进行。根据张维平的描述，县城里的交易地点大多是在饭店、商铺等地，除了梅姨和买家，通常还会有一个买家的中介人。

2005年1月5日，张维平和梅姨正是在紫金县龙腾宾馆附近一个名为“一扫光”的饭店，把申军良的儿子交给了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按照张维平的说法，当时在场的饭店老板看上去和那对夫妇很熟。不过，如今这家饭店已不存在。

这意味着并非紫金本地人的梅姨，很可能是通过买家中介人完成交易，能操粤语和客家话的她游走于珠三角的被拐地和粤东山区的收养地。

在粤东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浓厚。“早年间熟人之间抱养过继的情况比较常见，计划生育之后，孩子少了，就出现了从外面抱孩子的情况。”一位紫金当地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收养家庭倾向于相信自家抱养的孩子是被遗弃的，而非被拐卖的，但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去辨别。

“城里的公职人员由于受到更严格的计划生育管制，也会通过抱养的方式养育男童。”上述当地人士透露，这些本不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也大都通过各种办法为孩子办理了户籍。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无论是在增城还是紫金，梅姨通常以“红娘”的身份示人。一位黄砂村村民表示，潘冬梅自称在乡间做媒人，帮条件不好的单身男性讨媳妇，但她在村里没有从事过类似活动。

事实上，红娘和人贩所依赖的关系网络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一位紫金当地农户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红娘在当地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对每家每户的家庭情况知根知底，而讨媳妇和抱孩子均是家庭内较为隐秘的需求，“一些讨不上媳妇的人，或者生不了男孩的夫妇都可能会选择抱一个男孩来防老”。

目前，警方已找到两位被拐孩子及其收养家庭，2019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询问增城警方能否通过收养家庭上溯寻找到有关梅姨和其他中介人的线索时，对方回应称正在紧密侦办相关线索，不便透露。

紫金县城通往水墩镇的公路，一些被拐卖儿童可能在这条路被交易。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小城要闻

随着案件进展，这起时隔多年的拐卖儿童案，每隔一阵子就会在紫金县引发回响。

2017年11月，申军良等8位父母一同到紫金寻亲，将8名孩子幼年时期的照片和梅姨画像印成九宫格，贴满了紫金县城的大街小巷。

十余年过去，如今被拐儿童大多在16岁左右，正是上高中的年纪。这些被拐儿童的父母带着寻子传单跑遍了紫金县城里的4所高中学校。

中学生们拿着传单感到有心无力，“谁能通过一两岁小孩的照片认出十六七岁的人呢？”一位紫金县尔崧中学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同学们都很同情这位寻子多年的父亲。

2019年11月13日，增城警方通报称，通过应用智慧新警务技术找回其中两名被拐儿童。申军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警方在侦查过程中运用了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能将被拐儿童幼年时期的照片与目前的照片匹配起来。

2019年7月15日，紫金县公安局转发了《河源市公安局关于不符合收养规定的事实收养人员户口登记办理流程细则规定》（下称《规定》），《规定》要求采集当事人血样并录入打拐库查询比对。

一名紫金县公安局户籍科民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规定》旨在解决无户口人群落户问题，同时也能为寻找被拐儿童提供线索。但据他了解，该规定实施以来尚未通过落户途径发现被拐儿童。

公安部打拐办建立的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可以自动比对入库亲子的血样，但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于，大量的被拐儿童并不会去采集血样。

紫金县城不大，八名孩子的父母前来寻亲的场景打动了不少居民。“一个腿部残疾的父亲在地上爬着散发传单”“还有一个十几年就在寻亲，太惨了”，2019年11月21日晚，紫金县中山公园的广场上，居民还在议论此事。

在原来“一扫光”饭店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已经认得申军良，最早几次，申军良会追问附近商铺门面的流转情况。后来，申军良再来时，就什么话都没问，一个人站在路上发呆。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