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明朝对蒙古的战争

  • 小编 发布于 2020-07-06 16:10:38
  • 栏目: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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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国后,元顺帝虽已退出塞外,余部扩廓帖木儿等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兵力。扩廓帖木儿两次与明大战,一次战败,主力尽歼,他抢得一条木筏,渡黄河逃命。不久卷土重来,大胜明军,杀伤数万人。朱元璋对扩廓帖木儿本人还想争取,特派与察罕帖木儿有旧识的李思齐去塞外劝降。扩廓帖木儿斩断李思齐的手臂,把他遣送回来。扩廓帖木儿是汉人之子,参加效忠元室的武装,凶恶地镇压红巾军,又顽固地阻碍朱元璋统一全国。

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明朝对蒙古的战争

这时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边境经常受到蒙古骑兵的袭击。朱元璋采取积极的军事方针,派徐达、冯胜、李文忠、傅友德、蓝玉等大将进行反击。公元1387年收降了企图进袭辽河流域的纳哈出部二十多万蒙古军,接着又在捕鱼儿海大败元顺帝的孙子脱古思帖木儿。不久,脱古思帖木儿为部下所杀。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两大部。公元1402年鞑靼领袖废除元朝的国号,改称鞑靼可汗。鞑靼、瓦,刺时分时合,侵扰明朝边境,明成祖五次远征,削弱了它的势力。

明朝初期对蒙古的元朝残余力量采取积极防御的正确战略,虽未能完全解除威胁,但遏止了它的扰袭,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

明朝的边防由主动转入被动。

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瓦剌部的脱欢帖木儿强大起来,统一瓦剌和鞑靼,以元朝的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欢的儿子也先自称太师淮王,继续扩大势力。其疆域西超中亚细亚,东抵海滨,北接西伯利亚南端,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

这时明英宗在位,宦官王振专权。王振利用锦衣卫指挥马顺等伺察人民和官吏行动,稍忤其意,刑戮立加,无耻官僚纷纷投附。被王振接见的官吏至少要送礼一百两银子,送到一千两银子的才有资格留下来吃一顿饭。工部右侍郎王佑最善于伺候颜色,一天王振问他为什么不蓄须他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真是无耻透顶。公元1449年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剌也先大举南下,也先亲自进攻大同,明朝的守将和援军相继败北,明廷震动。王振仓促决定,按持英宗率大军亲征。

明英宗这一次亲征,事前毫无准备,又没有周密的计划,纯粹是一次视国事为儿戏的军事冒险行动。大军五十万人,都是北京及附近的驻军,令下二日,全军就匆忙出发。连日风雨,黑沉沉的乌云像一块铅似地压在人们的头顶上,人情汹汹。军队还没有来到大同,粮草已绝。王振一意孤行,后来看看形势不好,才决定东归。这时较有经验的武将和大臣主张取道紫荆关入塞,以策安全。愚蠢的王振却因自己是蔚县人,要想把英宗带到故乡去夸耀一番。又恐怕大军践踏自己田里的庄稼,特命迂道四十里行军。大军正在这一带迂回盘旋,也先的铁骑已追踪而至。明军退入怀来县西南的土木堡,被蒙古军包围起来。士木堡地高无水,人马困渴。也先发动骑兵冲击,明军大败。结果英宗本人被俘,大臣武将死者无数,王振被前方将士樊忠打死。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剩下的也皆逃散。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等尽为也先所得。这是明朝开国以来军事上最大的一次失败,从此明朝的边防转入被动。

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明朝对蒙古的战争

战略防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消息传到北京,明朝政府内也乱成一团。英宗的兄弟郕王监国,奸党马顺还要仗势欺人,惯怒的朝臣一拥而前,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活活打死,王振在内廷的两个余党也被搜出击毙。这时朝廷大乱,郕王惊惧,要想退回宫内,幸得兵部侍郎于谦力持镇静,恢复了朝廷的秩序,共商战守大计。

土木堡败后,北京

"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

还有些大臣,赶紧把妻子返回原籍,担心蒙古来攻。这些没出息的家伙,只知道为个人打算,根本不以国事为重。文臣徐有贞等还主张放弃北方,迁都南京,与北宋澶渊之役时那些主张南逃的官僚,前后如出一辙。但是以于谦为首的一批官员,力主抵抗,他们的主张占到优势。他们推戴郕王为皇帝,史称景泰帝,遥尊被俘的英宗为太上皇。在朝内外树立了威信的于谦被擢升为兵部尚书,主持战守事宜。于谦积极整顿兵备,查捕间谍,广运粮草。又部署好宣府大同、居庸关等军事要地的守御力量。于谦这些措施无不深合机宜。

明朝的布置刚有头绪,也先已挟英宗南来,他们绕过大同,穿过紫荆关,急进至北京城下。于谦率领大军十二万列阵北京九城门外迎战。大将石亨框怯,主张尽闭九城,坚壁以避其锋。于谦反对道:"不可,敌势已张,我如再作退避,就会更加助长敌势,挫辱我军士气。"他穿戴甲胄,身先士卒,出营德胜门,以示必死。士兵看见了,都勇气百倍,坚定了背城死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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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不敢轻敌,先派轻骑觇探。于谦设伏空屋,往来诱敌。蒙古骑兵万人来逼,空屋中的伏兵杀出,取得第一个胜利。接着石亨出安定门,与侄儿勇将石彪持巨斧突入敌阵中间。蒙古军退往西面,石亨追杀,蒙古军又退向南面,石彪率精兵诱敌至彰仪门,神机营都督范广以飞枪火箭,大败敌众,取得第二个胜利。都督孙镗在西直门御敌不利,叩门求入,西直门的监军给事中程信闭城不纳,孙锉返身在城墙脚下死战,程信在城头上发枪炮助战,毛福寿、高礼、石亨的援兵也赶到,第三次击败蒙古军。晚上于谦又派石亨等举火,瞄准目标,以大炮攻打敌军营帐,击死敌军万人。

两军相持五天,也先军数次攻城,都被城外的明军击退。城厢居民,踊跃助战他们,军民团结一致,敌忾同仇,于谦、范广等将领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摧败强敌。也先看到部下伤亡很多,前阻坚城,后有兵民袭击,沿边各据点又掌握在明军手中,加以明各地援军逐渐集中,势力大盛。也先深恐归路被截断,只好挟了英宗从来路退走。

这时也先手里的一张王牌是充分利用被俘的明英宗,他屡次要挟明朝,企图用政治攻势来换取军事攻势中得不到的利益。明朝众臣多主张委曲求全的和议,只有于谦力排众议,说:

"社稷为重,君为轻。"

遣人申诚各边将,严守防地,勿堕敌人之计。只有明朝把被俘的皇帝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也先无所要挟,这才真正下了决心把明英宗送回北京,以求互市。古代君权高于一切,孟子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显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于谦把它化为具体行动,争取得英宗回来,在政治上也打了个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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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和范广之死。

在这以后,明朝加意整顿边防军纪,大将杨洪的儿子杨俊虽有战功,但是骄恣不法,擅自杀人。于谦不稍手软,处他以死刑。又创立"团营法",选京师精兵十五万人,分十营团操,改进军队素质,国防日趋巩固。与此同时,瓦剌内部各派却纷争不已。也先攻杀名义上的大汗脱脱不花,自称"大元天圣大可汗",不久即为部下所杀。从此瓦剌衰落,无力再举。鞑靼的势力却再度强大起来。瓦剌被逼退到新疆,就是后来的准格尔部厄鲁特蒙古。

于谦光明磊落,一心为朝廷着想,执法不阿。他安定了明朗的江山,却为自己招来不少怨仇。主张南迁而被罢删的文臣徐有贞,屡次犯法受到制裁的大将石亨、石彪等都对于谦不满。公元一四五七年,他们伙同勋戚张杌、张貌、王振的余党太监曹吉祥等利用景泰帝病重的机会,发动宫廷政变,把幽处南宫的英宗接出来,夺宫门登奉先殿即位,实行复辟。他们杀死景泰帝后,又捕杀于谦等人。都督范广,勇敢善战,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石享挟嫌,也把他一起处死。他死时,人民痛惜他说:

"京师米贵,那得饭广?"

人民的口碑,是他们极大的光荣。几百年来,于谦的坟墓和岳飞的坟墓,分别峙立在杭州西湖风景优美的苏堤两端,遥遥相望,受到人民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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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上的差异,反映出明朝中期以后国力。

十六世纪初,鞑靼部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汗王名巴图蒙克,史称"达延汗"。他的孙子俺答经常发动攻击明朝边境的战争。1542年的一次进攻,蹂躏地方遍十卫、三十八州,杀掠人口十余万,掠去性口二百余万头,金银财宝无数,焚毁民居八万户,因而使数十万顷土地荒芜。八年后,俺答再次南下,矛锋直指北京,大掠京郊附近的村落居民,火日夜不绝。明军虽然援军云集,当权的大学士严嵩、大将军仇弯唯恐战败,无法掩饰,不准诸将出击。鞑靼骑兵在郊区纵掠,仇鸾率军十余万人,

"相视莫敢前发一矢"。

俺答自动撤退后,明朝政府杀死执行严嵩命令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以塞责。派去追击的仇鸾又被击败,最后杀死平民八十余人,割了他们的首级冒充敌军报功。这一役历史上称为"庚戌之役",充分暴露了明朝政府的腐败无能。

从明英宗以来,明朝对蒙古骑兵的袭击,一贯采用消极的防御战略,沿边增修边垣,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边臣余子俊翁万达等修筑的边墙就是现在的长城,大体循秦长城的故址,而略向后移。

嘉靖时一个较有才略的边臣曾铣对蒙古作战稍有成绩。他创之法:

"炮形如斗,中藏机巧,抛置前线。敌拾得后,骇为异物,大家聚观如墙,须臾药发,死伤甚众,"

这像是后来的定时炸弹。又穴地丈许置药其中,满覆以石,石上又铺一层沙泥,系其发机于地面。敌人经过的,触到发机,火药迸发,飞石就能杀伤敌人。这是后来的地雷。这两样都是利用火药作战的重要武器。曾铣向皇帝提出主动出击,收复被鞑靼侵占的河套地区,以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地位。这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比较积极的战略设计。他的计划受到首辅大学士夏言的支持,但是窥伺着首辅地位的严嵩立刻进谗,给夏言曾铣加上"有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的罪名,昏庸糊涂的嘉靖皇帝把夏言、曾铣一齐斩首。这是腐朽政治影响军事的另一个例子,同时也可以看到当时统治者对鞑靼骑兵害怕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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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个兵部尚书杨博总结与鞑靼作战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也主张"守墙"。他说:

"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少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

杨博是当时的军事专家,他的言论从实际出发,当然也有根据,但是这种主导思想是消极的,保守的,与明初积极进攻完全不同。战略上的差异,反映出明朝前期与中期以后国力的消长。

蒙古和明朝互市

蒙古和明朝长期作战,虽然获得不少战利品,但本身的力量也损耗得很多,对蒙古人民极为不利。公元1570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俺答宠爱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纠纷出走降明。这时明朝有才能的大臣高拱、张居正执政。边臣王崇古抓住机会,建议将把汉那吉放回去,恢复双方的和平关系。俺答鉴于自己的力量日益消耗,这时也愿意与明朝议和,并恢复"贡市"谈判成立,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的妻子三娘子在议和中起了不少促进作用,也受封为"忠顺夫人"。这次和约保持了很长时间,从此明朝西北方面无大边患,蒙古贵族的威胁,至此基本解除。

在互市中,鞑靼人以牛马等牲耳交换日常生活需要的布料盐茶,还需要铁锅、铁金等。张居正考虑到铁锅可以回炉制造武器,只同意以广东生产的广锅互市。广锅同样可以烹饪,但不能回炉再生。作为一个对国事负责的大臣,在当时的情况中,张居正这样考虑是恰当的。张居正是明朝中期以后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在获取政权的斗争中,他和他的政敌一样,不惜采用卑鄙的手段,私生活也不是无可非议的。但在政治上很有成就,从互市广锅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他考虑问题的周密。他在明朝的历史上,可以取得较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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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和平生活给蒙、汉人民带来很大的好处。蒙古草原上悠扬动听的牧歌代替了震惊心神的号角战鼓,新买来的广锅中正在烹调肥美的羊肉,发出诱人的香味。明朝边境广阔的土地上长起了青葱葱的庄稼。刀光血影成为历史的陈迹,在两个民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坏蛋们--当时称为"板升",无处存身。人民之间加强了和平往来,加深了友谊。对于促进这一和平运动的高拱张居正、王崇古、三娘子等人值得为他们记上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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