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日韩两国爆发了激烈的贸易战。八月初，日本宣布将韩国移出贸易白名单。就在一周后，韩国以牙还牙，把日本移出了贸易白名单。这场经济摩擦吸引了不少吃瓜群众的围观。
日本与韩国是一对有名的冤家，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上的恩怨。作为同时于战后崛起的发达国家，两国经常在同一赛道上展开竞争，难免在多个领域狭路相逢。
就拿足球来说吧，韩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亚洲第一，日本人不是他们的对手。而日本呢？他们早就把自己列入“世界强队”，从没把韩国队放眼里。实际上，两队的实力旗鼓相当，短时间内难分高下。
以上只是日韩两国竞争的一个缩影。如果你熟悉商业史，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崛起的日本公司背后，总会出现一家韩国企业追赶的身影。
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中，涌现了两位世界级的选手。他们分别是韩国的三星，与日本的索尼。三星成立于1938年，索尼诞生于1946年，他们是日韩两国在电子产业最杰出的代表。
三星曾把索尼视为自己的老师，但进入新世纪后，这位曾经的学生却打败了老师，成为韩国乃至亚洲企业的翘楚。作为电子领域的后起之秀，三星是如何在这个残酷的市场取得逆袭的？本文将尝试揭晓答案。
1/7 索尼诞生
今天的人们提起索尼，首先会想到两位天才的创始人。他们一个叫井深大，一个叫盛田昭夫。
当然，作为中国人，你可能对后者更加熟悉，因为盛田昭夫经常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是索尼的形象代言人。1999年去世的他，被中国人誉为日本的“经营四圣”之一。（其余三个分别是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和本田宗一郎）
盛田昭夫
井深大与盛田昭夫，前者是技术天才，后者是经营天才，索尼能一飞冲天，两人功不可没。
索尼最初的名字叫“东京通信工业社”，由井深大所创建。刚开始时，公司仅有20名员工，在一家百货商店的底楼办公。
盛田昭夫曾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担任过海军军官，自己也搞过不少小发明。在与井深大接触之后，他发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两人随即成为搭档，很快就找到了公司业务的核心——修理并制造收音机。1950年，他们做出了日本的第一台录音机。
索尼的两位创始人：盛田昭夫与井深大
1952年，索尼的命运彻底改变。就在那一年，井深大去美国出差，意外得知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将要卖掉晶体管技术的消息。井深大突然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晶体管技术是美国人的发明，在大规模应用之前，人们使用的录音机和电视机都是真空管的，真空管的缺点是体积大，而晶体管却能有效克服这个问题，而且能做大小体积大容量，代表了电子产业发展的未来。
两人当机立断，花2.5万美金从AT&T买下了晶体管的技术专利。没错，索尼之后的崛起，就是从这个舶来品开始的。
1955年，日本的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横空出世，当年就获得了高达10万台的订单。之后，公司不断提升产品的音质，并将体积缩小，把价格降低到初代机的四分之一。只用六七年时间，索尼收音机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同行。
日本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1958年，盛田昭夫将“东京通信工业社”正式更名为“索尼”，这个名字没有半点日本色彩，听起来就像一家西方企业。
此时的索尼，已经确立了两大战略目标，首先是“小型化”，即索尼的产品必须轻便小巧，性能优越，而且价格便宜。其次是国际化，索尼从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市场，这既是为了避开与国内巨头的正面交锋，同时也能扩大索尼的国际影响力，在更广阔的市场开辟新阵地。
不得不说，盛田昭夫和井深大都是具有深谋远虑的企业家，索尼后来的发展，也的确没有辜负两人的期望。
六十年代以后，索尼又相继开发出了著名的特丽珑彩电，以及风靡全球的随身听（Walkman）。尤其是随身听，更是得到了乔布斯的青睐。这位日后的苹果公司掌门人，年轻时将盛田昭夫奉为偶像，他把索尼的随身听拆开来仔细研究，据说正是这台小小的机器给乔布斯启发，于是才有了后来的iphone。
八十年代，索尼风头正健，相继在个人电脑、录像机、显示器、迷你唱片、3.5英寸磁盘等领域疯狂扩张，还于八十年代末进军电影产业，并收购了美国八大电影公司之一——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2/7 三星成长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三星正式将索尼作为学习的榜样。当时的索尼对三星而言，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三星的创始人名叫李秉喆，1938年，他成立了三星集团的前身——三星商会。与索尼不同的是，早期的三星与科技毫不沾边。五十年代以前，三星作为一家农产品贸易公司，向中国进口干鱼和蔬菜。
李秉喆
三星的第一次崛起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内物资短缺，三星决定正式向制造业转型。50年代，李秉喆相继创立了“第一制糖工业株式会社”，以及“第一毛纺工业株式会社”。依然和科技没什么关系。
然而，扎根制造业为三星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为之后向电子产业的转型打下了基础。六十年代末，三星已经成为了韩国最大的企业，先后涉足造船、航空、保险等行业。
此时的三星尽管家大业大，却没有最核心的优势领域，仅仅依靠规模，是无法取得长久的发展的。更何况，作为韩国企业的代表，三星想成为一家世界级的公司。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投身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技领域。
最早看清这个方向的，是李秉哲的三儿子——李健熙。
李健熙
李健熙1942年出生，是三星的第二代掌门人。年轻时代的李健熙沉默寡言，喜欢拆装各种电子产品，从此与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少年时期开始，李健熙就被父亲送往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的他，由于语言文化不通，性格变得愈发孤僻。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只能靠看电影解闷，几年内竟看了1300多部电影。
1965年，李健熙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赴美留学，归国后担任韩国《中央日报》和东洋广播公司的理事。
在李秉哲的几个儿子中，大儿子李孟熙有干劲，但也很容易冲动，这种人可以成为优秀的下属，却不是个好领导。次子李昌熙温文尔雅，有学者风范，但这样的性格同样不适合做领袖。
李秉喆家族图谱
唯有李健熙，年纪轻轻却有着老成的一面，他经常闭门不出，喜欢长时间的思考。在《中央日报》任职期间，李健熙每天都在接触各类新闻，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最新消息。正是这段经历，使李健熙发现了三星未来的主攻方向，那就是半导体。
半导体对于电子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今天很多电子产品最基础、最核心的元部件。我们使用的个人电脑、移动电话，以及汽车、飞机等大型机器，都离不开半导体。毫不夸张地说，半导体就是电子产业的“粮食”。
虽然三星早在1969年就成立了三星电子，但是第一代领导人李秉喆对半导体没有足够的重视。他曾问身边的人，半导体究竟有何用，竟没有人回答得出。
但李健熙很清楚，半导体行业就是三星的未来。当他于1974年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50%股份之前，并没有获得父亲的支持。然而，正是他当初的力排众议，决定了三星后来的命运。
2/7 两场硬仗
尽管三星把索尼作为学习榜样兼竞争对手，但在两者正式交手之前，三星已经与日本企业打了两场硬仗，且每一仗都是逆袭之战。
当时的三星，虽然在技术上落后于索尼，但作为追赶者，三星却有着更丰富的作战经验，以及更顽强的战斗意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决定了两家企业最终的胜负。
三星和日本企业的第一场战役，发生在半导体领域。
在个人电脑领域，有两类半导体占据主导位置，一类是被称作DRAM的储存半导体，主要用于储存数据。另一类可以进行计算的半导体，即我们熟悉的CPU，英特尔公司就以生产CPU见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在半导体储存器，即DRAM领域赶超美国，成为了全球霸主。日本企业得以胜出，靠的依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小型化。日本制造的软盘体积小、容量大，很快就以超高的性价比战胜了美国公司。
当时称霸DRAM市场的是东芝公司，三星的产量不到东芝的30%。但也正是前期取得的成功，使东芝陷入了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中。在之后的岁月里，东芝公司把大量资本投入当时被认为更高端的4M DRAM市场，从而抛弃了技术相对落后的1M DRAM产品。但事实证明，东芝押错了宝。
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昂贵的4M DRAM没了市场，这对于三星可谓天赐良机。由于先前一直专注于1M DRAM，三星得以从低端市场切入，以价美物廉的产品席卷市场，并最终取得了半导体战争的胜利。此后，日本的半导体厂商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
三星和日本企业的第二次交手，是在液晶显示器领域。九十年代中期，另一家日本企业夏普是这个领域的王者。
从7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大规模生产液晶显示器。而三星比日本企业晚了整整二十年。早些时候，三星的液晶显示技术还是从日本富士引进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到了1997年，三星就击败夏普，成为了全球液晶显示器市场的销量冠军。
三星之所以能战胜夏普，并不是因为在技术上比后者更先进。实际上，直到21世纪初，夏普仍旧在液晶显示技术上遥遥领先。
但夏普和众多日本企业一样，因为过分迷信技术，从而忽视了市场占有率，他们高估了市场对高端液晶产品的预期，将自认为的低端市场抛在一旁，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另外，对竞争对手的轻视，也是夏普败于三星的重要原因。夏普从来不把这位后来者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依托先进技术取得行业领先，永远是企业的王道。说到底，这和东芝的失败如出一辙。
在战胜了东芝和夏普之后，三星终于迎来了他最强的对手——索尼。
4/6 正式交战
正式的战役即将打响，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看看索尼在哪些领域享有优势？
鉴于太平洋战争的惨败，日本深知电子技术的重要性。正所谓知耻而后勇，在战后的日本企业中，以松下、东芝、索尼为代表的科技企业一路攻城略地，开疆扩土，独领风骚几十年。
日本人的取胜之道是拿来主义。先将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然后再大幅度改进，力求做出质优价廉的精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成为技术领域的领头羊。
进入九十年代，索尼是国际电子科技市场一颗耀眼的明星。在个人电脑、电脑显示器，激光唱片、多功能光盘，家庭电视游戏机等领域高奏凯歌。另外，索尼还涉足IT产业，当时索尼的战略是“软硬通吃”，即在卖硬件的同时，也要卖软件。
但此时已临近21世纪，整个电子产业发生了一场大变革，数字技术正逐渐取代模拟技术，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
数字技术的特点，是高度的标准化和模块化。在这个全新的体系内，产品在品质上的差异性消失了。
这就彻底改变了行业的游戏规则，在过去，掌握独门技术的企业往往能笑到最后，而日本企业正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就拿索尼来说，他曾经凭借“单枪三束”技术造出了画质极佳的特丽珑显像管，消费者也愿意为之买单。
索尼六十年代的特丽珑彩电
可到了数字时代，技术变成通用的了，模块化将产品拆解开来，交由不同的厂商负责。这就意味着，数字时代的竞争，从原先的技术竞争，变成了如今的成本与供应链竞争。谁能把东西卖得便宜，谁更有胜算。
我们以个人电脑为例，电脑的软硬件分别由多家厂商提供。比如，CPU出自英特尔、操作系统来自微软、硬盘出自希捷，一套机器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供应链。从PC时代到如今的智能手机，都是按照这个路径发展的。
液晶显示器也一样，就技术而言，各品牌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液晶显示器也是由多个生产商、配件商所提供的模块组成的。这使得日本厂商原先建立在显像管上的技术优势，被彻底削弱了。
然而，索尼虽然看到了这一趋势，却仍旧舍不得丢掉自己赖以为生的技术优势，这就导致了他在转型道路上始终比对手慢半拍，最后将王者的宝座拱手相让。
5/7 决出胜负
实际上，日本企业在通信和计算机领域的颓势，足以说明他们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竞争。
日本企业主要依靠尖端技术打天下，这继承了他们百年来的“工匠精神”。然而，当数字化使技术变得通用以后，由于游戏规则的改变，日本企业就得一改依靠先进技术赚取高利润的策略，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提高与其他厂商的兼容性，甚至不惜血本砸钱布局供应链，这是习惯了精耕细作的日本人难以适应的。
所以，在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无论在PC还是手机领域，都不再是韩国和中国的对手，一旦后者在供应链环节展现出孤注一掷的魄力，基本上就没有日本人什么事儿了。
但三星却不同，他比日本人更生猛，更豁得出去，他的求胜欲望太强烈了。
三星开始疯狂地投资建厂，甚至不惜冒着亏本和质量风险，也要从价格上彻底压制竞争对手。在过去，韩国人正是用类似的打法，干掉了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器领域的日本对手。如今，则轮到索尼成为下一个了。
2000年，三星的彩电产量已突破一亿台，2001年，三星手机产量突破5000万台。2002年，三星的市值正式超过索尼。七年后的2009年，三星在电子领域的收入已经超过索尼、日立、松下、东芝、夏普等9家日本企业的总和。
短短六七年时间，索尼就从三星作为敬重的强敌，沦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竞争者。
面对三星的围追堵截，索尼是如何应对的呢？继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之后，索尼于九十年代初进入了大贺典雄时代。大贺典雄学音乐出身，他把索尼产品的设计美感提升了一个档次。另外，大贺典雄还创立了索尼唱片公司，给企业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利润。
大贺典雄
但随着大贺典雄的离任，索尼也开始走下铺路。他把在电子领域的反应迟钝，归咎于自身的裙带关系和日本式管理。
大贺典雄的继任者叫做出井伸之，他决定将美式的管理引进企业。于是，他重组了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还对企业内部进行绩效考核，甚至不惜打破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的惯例，开始大幅度的裁员。
出井伸之
然而，出井伸之的努力并未见效。2005年，索尼干脆请来美国人霍华德·斯金格担任领导人。这位外来和尚同样没能挽救索尼。虽然索尼于2005年推出了BARVIA液晶电视，但核心技术已不再是自己的，而是来自他曾经的学生——韩国三星。
6/7 三星的变与不变
索尼的没落已经难以避免。在二十世纪初的那几年，索尼一直在尝试变革。对曾经引以为豪的日式管理和匠心精神，索尼也做过深刻的反思，并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美国化”，包括进行股权改革，绩效考核，裁员并重组等等，不可谓不积极。
但事实证明，企业的成长环境决定了它的基因，在任何时候，改变基因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既然改变基因很难，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对其合理利用，使之转化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三星恰恰就做到了这一点。
三星是一个家族企业，这是韩国企业的传统。和西方企业不同的是，三星公司内部采取交叉持股的方式，集团与子公司，以及和各子公司之间，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从而大大提高了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控制力。
三星集团内部等级森严，是个名副其实的官僚组织。你肯定觉得奇怪，这样的组织该怎样确保效率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依靠领导人的能力以及下属的执行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三星集团有点像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皇帝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无论是创始人李秉喆，还是继任者李健熙，他们都是拥有战略眼光的优秀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的绝对核心，但与此同时，三星还设置了一个智囊团，他们在为领导人出谋划策的同时，还从各处搜集情报，并制定公司的长远规划。
另一个机构是所谓的总裁团，在领导人和智囊团做出决策之后，总裁团负责具体的执行。总裁团人数众多，但是对决策的有效实行发挥着关键作用。
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让三星在过去几十年突飞猛进。高度集权化，确保了三星组织决策的高效。但在我看来，真正促使三星发展壮大，并不断赶上科技发展周期的，依然是他家族企业的基因。
家族掌门人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从李秉喆到李健熙，他们才会不惜血本，以近乎豪赌的方式进军科技的前沿领域，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按部就班，或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能是被时代给吞噬。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时刻保持警醒，一定要把家族的事业传承下去。
但他们的对手却不同，很多日本企业，自创始人卸任便进入了所谓“职业经理人时期”。以索尼为例，盛田昭夫之后，执掌索尼的都是职业经理人，他们虽然能力不俗，可企业对于他们，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即便是失败了，他们依然有退路。
另外，这些日本企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内部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利益集团，在职业经理人体制下，除非外部力量的介入，否则很难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各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抗拒变革，从而削弱CEO们的决策效率。
7/7 总结
三星在上世纪末相继战胜了东芝、夏普和索尼这些日本企业。自此，曾经奋力追赶的对手们，如今都被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之后，三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片战场——手机。
在手机市场上，日本厂商只是是个边缘角色。早在智能手机问世以前，三星的市场份额已经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第一的诺基亚与第二位的摩托罗拉。
到了智能手机时代，日本厂商基本上已经退出了竞争。2010年，三星发布了首台智能手机。九年后的今天，三星智能手机的销量持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拥有全球市场20.4%的份额。
如今的三星，仍旧把半导体、显示器和手机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而他今天的格局，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奠定。
二战结束之后，韩国的工业基础薄弱，作为民族企业的三星，之所以能战胜日本强敌，有着诸多原因。赶上了全球化的列车，善于把握机遇，还有领导人的深谋远虑，固然很重要。但三星能在逆境之下突出重围，还是由企业的基因决定的。
企业间的竞争，其实归根结底是基因的竞争。企业能否赶上时代的发展，基因是最重要的限制条件。
索尼从骨子里仍是一家技术公司，尽管他后来的几位领导者未必是技术出身，但他自始至终没能摆脱技术至上的束缚。这一方面源于日本的匠人传统，另一方面又和终身雇佣制有关。技术驱动使索尼致力于做出精品，但也很容易一条道走到黑，一旦游戏规则改变，索尼就丧失了主动权。
与索尼不同的是，三星是一家运营驱动的公司。李秉喆和李健熙父子都长于经营，三星所涉足的领域也非常广。如果单从体量和业务范围来看，索尼和三星其实不是一个级别的竞争对手，尽管索尼在电影行业有自己的领地，但即便把它给加进来，仍旧远远不如三星。
一般的企业，很难像三星那样横跨如此众多的行业，如果非要找一家和他类似的企业，美国的通用电气（GE）可算作其中之一。多元化经营使三星保持了强大的灵活性，也为三星在科技产业中的豪赌提供了雄厚的资金。然而，家族化的治理方式，使得三星在具备灵活性之余，又有着东方企业的稳定结构，从而获得较强的弹性与抗风险能力。
运营驱动与家族化基因，使三星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始终保持着超大的眼界与格局，实现了从农业到制造业，并最终向科技产业的转型。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模式会永远成功下去，随着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带来，三星能否继续保持优势，还是个未知数。毕竟，在变幻莫测的科技行业，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最终也可能被时代给抛弃。因为，基因决定了他们的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