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比起郑和远航,料罗湾海战被严重低估?

  • 小编 发布于 2019-11-22 16:21:22
  • 栏目:历史
  • 来源:厦门故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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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距离1433年的郑和远航结束,整整相差两百年。在这两百年里,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说比起郑和远航,料罗湾海战被严重低估?

郑和下西洋图

郑和的远航,从维护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这个角度来说是成功的,众多的番国在震惊于郑和船队的庞大之余,也接受了明帝国所制定的朝贡体系,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派遣使节,觐见明帝国的主人,并带来各种珍奇之物,明帝国则给予慷慨的回赠,让这些使节带着更多的财富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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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路线图

一个让明帝国满意的秩序建立起来了,这个秩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各地如是,海外各地亦如是,唯一的区别在于两者接受的“教化”还不能同日而语。

但这注定是一个狭隘的、容易破裂的秩序,当时明帝国眼中的所谓天下,其实只是世界一隅,包括今天的东亚和东南亚,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但是,对于那个世界,明帝国并没有去了解的兴趣。它满足于皇权已经控制起来的一切,在这个“天下”里,一切围绕着皇权的需要运转,而紫禁城,就是那个中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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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像

1433年,明帝国心满意足地召回了它在海上的庞大船队,认为从此之后海洋将如它所期望的那么平静,那么服从它的需要。但是,沉浸在四海升平幻梦中的它却没有料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向它逼近,这场危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深远影响要在数百年后才能看出,而且,这场危机带给中国的将不仅仅是那重复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而是整个中国都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就这样,当西方的扩张主义者东来时,宣谕天下的中国宝船早已从各条航道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坚船利炮的西方武装船队,到料罗湾海战发生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波,中国也失去了挑战外洋、竞逐富强的整整两百年的机遇。

又何止是如此呢?在西方把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统一起来向全球扩张时,中国的这两种力量却仍在相互矛盾,强势的国家权力,如同暴戾的家长,一直在敌视并试图消灭民间艰难成长的海洋力量,这是中国的灾难,也是西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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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

当与中国的万历皇帝同时代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在英国海盗那里分红,以国家力量支持英国海盗与西班牙角逐海上霸权时,中国却仍在不遗余力地消灭沿海的“海寇”,完全没有意识到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型态已经出现并开始主宰这个世界,在这种型态下,国家与商人密切合作,政治、军事征服和航海贸易拓殖同时进行,一个国家可以为几个私商的利益发动战争。

以上的变化,是内向型的帝国政治所无法理解的,有的国家把政府与人民的利益以互惠的方式统一起来,以外国、外族为敌,极富扩张的活力;有的国家则将官府与民众的利益对立,分裂开来,朝廷与人民为敌,自我消解国家的实力。

这让当时的中国海商处于一个极为艰难的境地,在海上,西方的扩张主义者正在鲸吞中国海商辛苦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海上贸易网络,在陆上,中国海商还要不断受到中国官府的打击,在这种腹背受敌的艰难局面中,中国民间海洋力量还能突出重围吗?

为什么说比起郑和远航,料罗湾海战被严重低估?

郑芝龙图

郑芝龙的“海上王国”的崛起,无疑是最好的答案。拥有强大的武装船队,又在东南沿海获取了合法的政权性存在的郑氏海商集团,实际上和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已经是一个集政治、军事、商业为一体的海上扩张组织,并且它的实力比起荷兰东印度公司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料罗湾海战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说明。

为什么说比起郑和远航,料罗湾海战被严重低估?

荷兰画师所画的郑芝龙像,手握权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料罗湾海战是一场严重被低估的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中国力量主导的远东海洋秩序在明末的出现。

对郑芝龙来说,这是一场基于商业需要争夺制海权的战争,对于明帝国而言,这场战争的结果同样很重要,如果明军水师在这场战争中落败,那无疑就要答应荷兰人之前提出的条件,鼓浪屿就会如同当时的澳门一样,在明末就成为西方扩张主义者的东方据点。

为什么说比起郑和远航,料罗湾海战被严重低估?

料罗湾海战图

结果是荷兰人落败了,荷兰人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力量“已经衰弱到本季在中国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他们只得放弃垄断远东贸易权的企图,不再提及战前的占据鼓浪屿等要求,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

为什么说比起郑和远航,料罗湾海战被严重低估?

料罗湾海战模拟图

料罗湾海战之后,郑芝龙的海上力量继续增加,他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达成协议,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航行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芝龙的管理。

从此以后,“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各国皆飞黄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仍然留在台湾的荷兰人,则必须每年向郑芝龙纳税三万埃库斯(一种货币单位,与法国法郎比值为1比10至12)。

1633年前后的郑芝龙海商集团,已经完全不同于1433年的郑和舰队,前者的动力纯粹来源于市场驱动,后者则主要着眼于宣示官方权威。

与当时的荷兰以国家力量支持东印度公司一样,郑芝龙的海商集团也是以武装力量支持统合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庞大海洋贸易组织,其行动方式和当时的西方扩张主义者别无两样。

可以说,郑芝龙的海商集团,就是当时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享有贸易、征收舶税、调兵宣战的权力。郑氏集团已有能力有条件在远东海域创建一个统一的贸易王国。

但是,郑芝龙的这个“海上王国”之强大,却是出现在内陆帝国最衰弱的时候,随着明清交替之际的中国陷入了大动荡之中,这个“海上王国”随后也遇到了危机。

而这场中国人第一次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的战役,如同大明帝国日落前的一抹余晖,在历史浪潮中逐渐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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