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得益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气氛和社会风尚

  • 小编 发布于 2019-12-04 11:04:17
  • 栏目:历史
  • 来源:悠悠文学岁月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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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代动乱的岁月,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取代后周的恭帝做了皇帝,除了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夏国以外,基本统一了全国,建立起北宋王朝,定都汴梁(时称东京)。北宋是文人士大夫生活的黄金时代,政治宽松,生活优裕。但北方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与宋朝形成长期的南北对峙,因此,在无论南宋北宋,整个赵宋王朝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可以说,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宋朝对外关系的软弱达到了极点,对此,从宋朝廷签订每年向辽支付“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澶渊之盟”,以及对契丹与党项割地赔款维持苟安的局面等举动中便可窥其一斑。公元1127年,宋、金民族矛盾激化,金兵灭辽后,挥戈南下,汴京失守,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后妃、皇子、皇女、宗室,以及金银、珍宝、图书、文物等尽行掳掠北上,北宋覆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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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绘图

钦宗之帝康王赵构南渡,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王朝。自此宋、金对峙百余年。宋室南渡之时,大量北人随之南迁,使得南宋境内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南方出现了小康局面,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获得空前的繁荣,为南宋王朝提供了苟安的基础,也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提供了安逸的生活条件。为维护偏安局面,绍兴九年,南宋与金议和,向金称臣,并向金纳贡,此后又先后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其间亦有抵抗。纵观整个南宋时期,主战和主和的斗争贯穿始终,因此,宋人缺乏面向世界的雄心和冲动。南宋后期,元人灭金后兴师南下,于公元1275年攻陷裵阳、鄂州并沿江直下,1276年,元军直取临安,南宋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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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宗之帝康王赵构影视剧照

一代宋词,便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和社会风尚中产生,并得以发展繁荣。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为保证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宋太祖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权,重文轻武成为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宋太祖登基后,利用举行宴会“杯酒释兵权”等和平的方式,剥夺了宿将石守信等统领禁军的权力,代之以资浅才庸之辈,使军队形象与社会地位日益下降。与轻武相对,宋初大力抬高文官士人的地位,提倡文治,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家法”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扩大科举规模,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机会广泛地参与政治。此外,科举考试制度的完善,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唐代以来的门阀势力完全消失,文人士大夫受到广泛的重视,享受着高官厚禄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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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影视剧照

而活字版的发明,使北宋的造纸技术与印刷技术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印板书代替了手抄书,书籍广泛流通,文化知识得到广泛传播,以至出现了封建文化的全面高涨。正如李泽厚所说:“宋代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宦,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宋代的官员绝大部分出身进士,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庞大的士人阶层,给宋代带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另一方面,“士不遇”的情结虽在宋代得到淡化,但由文人士大夫由社会责任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却得到了加强。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学说,使文人们自觉地将精神的枷锁套到了自己的上,并试图努力达到某种人格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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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员绘图

在“天理”和“人欲”的情理冲突中,宋代士大夫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复杂,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是诗与词表现功能的分野,诗文仍为传统言志载道的工具,而“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因此,专主言情的“”便拥有了数量庞大的文人士大夫作家群。宋代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开放和优渥舒适的生活,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山林、游江湖、入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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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名将岳飞影视剧照

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而对外军事战争的屡屡失败,也给宋人的心灵投上了浓重的阴影,亦使宋人缺,乏唐人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条件和心态。因此,“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呈现出收敛沉潜的趋向。另一方面,城市经济高度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消费风气浓烈,商业空前繁荣,店铺酒肆、勾栏瓦舍、青楼梨园、园林馆苑等市井生活日益丰富,给宋人带来了追求享乐的心理,也给宋人营造了恣意享受生活的温床。当时一般的文人士大夫都过着奢华的生活,宫廷里常常举行宴会,皇帝也与大臣一起赏花钓鱼,饮酒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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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复原

《宋诗纪事卷四》引阮阅《诗话总龟》云:“淳化中,春日苑中赏花钓鱼小宴,宰相至三馆预坐,咸使赋诗,上览以第优劣。时姚铉赐白金百两,时辈荣之,比以夺袍赐花等故事。”这类为表示宋代皇帝偃武修文之意的娱乐活动深深影响了本质上依附政权生存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由宫廷兴起的赏花、钓鱼、赋诗、宴饮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以致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共同的习俗和风尚。贵族官僚家里常常杯酒交欢,歌舞取乐,当时几乎个个官僚家中都养歌妓,从帝王到官僚的府邸直到普通城市的秦楼楚馆都在征歌逐酒,浅斟低唱,因此大大促进了供佐酒演唱之用的宋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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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青楼

文人士大夫的诗意情怀和风雅浪漫的交织,使得词这一文学形式成为文人士大夫抒发风雅浪漫生活情怀的重要工具,因此,“酒”、“花”、“春梦”、“佳人”、“美人”、“佳人”、“玉人”、“鸳鸯”等表现士大夫诗酒风流的意象和“相思”、“柔情”、“销魂”等字眼在宋词中不时出现,柳永《鹤冲天》一词中甚至出现了“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告白。宋词中,不仅男性词人喜用“”之意象,就是女性词人如李清照、朱淑真等人的作品也常常散发出浓郁的酒香。在思想上,唐代兼而不容的儒、释、道在宋代得到了融合,也为宋人消解社会责任和声色享受方面的矛盾提供了思想层面的依据。儒家的入世、佛教的自我解脱以及道家的自然观,使宋代文人在追求实现人身自我角色价值的同时,还能较为超然地面对人生的种种得失,社会责任与人格修养、声色之娱不再互相排斥在同一个士大夫身上,往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并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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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图

如欧阳修一方面是善于提携奖掖后进、为官正直的良吏,以严肃的文章学术著称于世的名臣和儒宗,从《送徐无党南归序》中“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默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的论述,足见其对自身修养的重视。在《与高司谏书》一文中,他凛然痛斥小人:“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并日“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另一方面,他又是常常饮酒宴饮,笑歌欢谑,与歌妓交往密切的风流才子:“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摧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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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青楼女子

(《浣溪沙》)“任是好花须落去。自古。红颜能得几时新。暗想浮生何时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尊”(《定风波》),“好妓好歌喉。不醉难休。劝君满满酌金瓯。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浪淘沙》),甚至还有《阮郎归》中“玉肌花脸柳腰肢。红妆浅黛眉。翠鬟斜亸语声低娇羞云雨时”和《系裙腰》中“玉人共处双鸳枕,和娇困、睡朦胧。起来意懒含羞态,汗香融。系裙腰,映酥胸”的艳情色欲描写。周辉《清波杂志》卷十也曾载韩维宴客情景:“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食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饮而罢。虽薄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这种情形在宋代并不少见,多种角色并存的生存意识,无疑构成了宋代文人复杂的心理状态和丰富细腻的精神层面,词,于是成为展示他们心灵世界的别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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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青楼大门口

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使得宋代文人追求精神解脱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白居易《中隐》一诗中以仕为隐的闲旷文化心态得到大多文人士大夫的认可: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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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隐居

这里的“中隐”显然是以仕为隐,隐于官中,它蕴含着诗人内心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仕”与“隐”本身代表着身居庙堂之高和隐处山林之远,它们历来为摆在中国古代仕人面前的两条道路。魏晋时期王康琚《反招隐诗》中“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大小隐”之说,将传统“”与“”的区别变成“”的方式之区分,反映了一种既追求隐逸的清高又无法忘怀世俗享乐的矛盾心态。而白居易的“中隐”则更近一步,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朝廷,到地方州郡任官,或做一个品味既高又无实际职事的清闲散官,与现实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能免去职位低微的小吏为衣食而奔走的痛苦,又能避免繁琐实际的事务带来的压力和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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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隐士生活的地方

它可以使文人们感受到闲适的快乐,还能同时体验到隐逸的雅趣。这种“中隐”的心态,还表现出中唐社会经历极盛而衰的社会剧变后,文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所感受到的倦怠感,以及为远祸而将目光转向日常心境意绪的闲旷处世思想。从白居易《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一诗中“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以及《春日闲居三首其三》中“问我乐如何,闲官少忧累”的诗句看无疑都流露出对“闲适”的追求。这种亦官亦隐的“中隐”的思想,对宋代以来流行的及时行乐思潮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居士”名号称为一种文化时尚,表现出文人士大夫追求闲适人生的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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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隐士生活的地方

此外,“闲情”、“闲愁”、“闲人”、“疏狂”、“疏放”等字眼在宋词中不时出现,疏远政事俗务,放纵性情,耽于诗酒风流、山水雅兴或声色娱乐,注重个人审美趣尚和享乐欲望的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闲适自如的意绪弥漫在宋词之中,苏轼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更是将“中隐”的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晏殊、欧阳修、晁端礼、朱敦儒、姜夔不少词人都有大量表现闲逸心态的词作,表示闲旷之意的渔父意象也在宋词中频频露面。张炎《瑶台聚八仙》词有“正喜云闲云又去,片云未识我心闲”的吟唱,姜夔《莺声绕红楼》词序有“携家妓观梅于孤山之西村,命国工吹笛,妓皆以柳黄为衣的闲逸”,吕渭老《水调歌头》也有“我平生,心正似,白云闲”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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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隐士生活的地方


我们不妨再读读张孝祥《西江月》一词: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

将历尽世事沧桑的感情融入了宁静悠然的大自然之中,明显表现出从容恬淡、旷达自适的心境。由闲逸发展而来的旷达处世心态,使宋人往往表现出静默内敛、恬淡超脱的情怀,在文学艺术中表现出高雅的审美趣味。因此,自宋以来,以琴、棋、书、画修身,以诗、词、歌养性的文人习气,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情趣,欧阳修《六一居士传》中“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的自述,苏轼能做诗词文赋并擅长书法绘画的事实,以及李清照《金石后序》中关于与丈夫赵明诚烹茶雅玩书画的回忆,都足以证明当时士大夫崇尚儒雅的审美取向与追求。可以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重文尚雅的审美情调,从宋代开始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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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雕像

据《宋稗类钞》卷一记载,宋太祖在建国之初曾发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告诫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种不杀大臣的做法和宋太宗对文臣的弊病不过分追究的理念,使得文人士大夫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而已,俸禄照旧,罪重者也不过贬谪到岭南或海南岛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总体上有着相对宽松和富裕的生活环境,并具备了创作的闲暇空间,因此,宋人的作品常有前人所没有的精致和细腻。“如果说,唐朝是一个崇侠尚武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热烈的时代,是一个男人打马球、女人荡秋千的时代;那么宋朝则是一个崇儒尚文的时代,是一个温柔敦厚的时代,是一个男人填词、女人缠足的时代”文化精神更趋精细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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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隐士绘图

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性格是内向、沉静的,思致是深微的,人生是精致的,极富艺术性。除冶游略嫌狂浪外,适度的饮酒,以仕为隐的隐逸精神,旷达的谪居心态,超越性的参禅悟道,都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闲适、精致的艺术人生的具体表现”词学家吴熊和先生指出:

​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为文学现象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习俗、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伎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伎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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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把酒问青天绘图

闲暇的生活,优厚的俸禄,超越的精神境界和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使宋人追求高雅的诗意生活,形成了精致的艺术人生,以苏轼为首、集一时俊杰的西园雅集活动,就是宋代文人的诗意生活的写照。从与会画家李公麟所作的《西园雅集图》及米芾所作的《西园雅集图记》看,西园雅集地点处于私家园林清幽的环境中,园中孤松盘郁,水石潺,在炉烟古琴相伴下,女奴云鬟侍立,文人或作文写诗,或谈禅论道,或评书赏画,或品酒啜茗,呈现出诱人的生活雅趣,以致参加过西园雅集的秦观在《望海潮》词中留下了“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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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隐士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一个文化积累深厚而又追求享乐、风情旖旎的时代环境里,宋代文人普遍带有多情多思的文化气质和细腻精深的心理特点,因而特别懂得珍视生命和享受人生,追求着自身的幸福,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特别关注。面对人生的短促和生命的流逝,珍惜生命的宋人自然表现出深深的忧惧和留恋,如果说,“在宋代士大夫的诗文中更多的是‘忧世’之旨,而在他们的词中,却是享乐中颇多‘忧生’之意,这也差可看作是士大夫文化的两个向度”,可以说,对生命的忧患使他们更注重生活的质量,人生苦短、浮生若梦成为宋人的集体性哀叹,他们用酒与女色“充实”如梦般短暂的人生,狎妓之娱也成为一种时尚,正如宋祁在《木兰花》中所吟唱的“浮生常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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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向往的小桥流水人家

由于宋王朝对外关系的软弱,宋代文学缺乏汉代词赋和盛唐诗歌所表现的那种纵览天下的开放气度和恢宏开阔的气象,马上功业、世,间情怀被被深细的审美体验和情感捕捉所代替,自然时序的更替社会人事的变迁,都会引发宋人感伤的吟唱,往往呈现出阴柔的美感。这种阴柔之美在感情色彩上多表现为哀怨、感伤的情绪,因此,在专主言情的宋词中流露出许多莫名的忧郁和难言的惆怅,一种凄凉感和孤独感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出现在宋词中,尽情地表现着对生命的珍惜意识和忧患人生的感伤心理,形成了“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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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词人李清照

如: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范仲淹《御街行》

夜来风雨转离披,满眼凄凉愁不尽。——欧阳修《玉楼春》

伫侍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柳永《凤栖梧》

溅酒滴残歌扇宇,弄花熏得舞衣香。一春弹泪说凄凉。——晏几道《浣溪沙》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黛娥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秦观《减字木兰花》

只恐双溪艋舴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张元干《贺新郎》

愁无语。黄昏庭院黄梅雨。黄梅雨新愁一寸,旧愁缕。——程垓《忆秦娥》

小蟾斜影转东篱,夜冷残蛋语。早白发、缘愁万缕。——吴文英《霜叶飞》

乱影翻窗,碎声敲砌,愁人多少。——王沂孙《水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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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词人李清照

据检索,《全宋词》中,除“愁”和“恨”两个高频字共出现5441次外,“”字出现1166次,“孤”字出现1185次,“”字出现1029次、“”字出现331次,“”字出现108次,其他如“凄凉”、“憔悴”、“寂寞”、“断肠”、“惆怅”等词共出现1441次。除婉约词中充盈着流不尽的闺怨泪、思妇之泪外,豪放词中也不乏英雄悲慨的音响,就是在隐逸出世的渔父词中,也深隐着某种意义上的悲感。中国文学素有“以悲为美”的心理,屈原伤春、宋玉悲秋,就是绝佳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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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父的意境

美国诗人康拉德·艾肯认为:

愁是中国诗中最始终如一的调子——愁苦、或者说无可奈何的哀愁,好友终得一别之愁,离乡背井思家之愁;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之愁,人生不平之愁,暮年孤独之愁我们不禁要说,中国诗比其他任何民族的是更令人觉得是从人性的苦恼心灵中发出的呼喊。哀愁是中国诗中最一贯的调子。

这种“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在历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宋词中集体性表现的忧患和感伤哀怨意绪的集中与强烈,的确在前代作品中是少见的,可以说,“”已成为宋词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从辛弃疾《丑奴儿》一词“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句子中,也可以看出宋词“以悲为美”的倾向。总之,宋人在继承前人言悲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说不尽道不完的凄凉与悲伤,使宋词中的意象浸染了浓郁的忧郁情怀,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形成了宋词中特有的愁苦词心寻芳逐艳的享乐心理和词体的娱乐性质,使得“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在宋词中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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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雕像

咏妓、赠妓之作和咏叹美人之作络绎不绝,绝大部分的词人都为女性代言闺怨与相思等感情,使词具有浓厚的女性化倾向。这些女性大多呈现出或悲怨、或空虚、或惆怅的心理状态,意象相应出现了柔弱、绮丽、感伤的特点,风格多趋舒缓、纤柔和沉静,形成了哀怨、绮美的审美风格,流露出人生的真情,在柔婉的词境中表现出悲哀的词心。这种风格体现着宋人对女色之美的审美追求,不仅蕴含着情爱或性爱的因素,也是宋代特定的时代氛围和时代文化生活的必然表现。从意象共时性传播角度看,“酒”、“花”、“春梦”、“美人”、“佳人”、“玉人”、“鸳鸯”等意象和春愁、闺情、相思主题的大量出现,既反映了时代的好尚,又激发强化了人们的从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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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女子影响剧照

可以说,宋词意象女性化倾向,一方面是时代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熏染浓化着时代的文化心理,使宋人的心理充满温柔的感伤。因此,宋词继唐五代言情的传统并又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用柔弱的文化心理构建着内倾性的文学,使宋词走上了心灵审美化的道路,词也出现了以柔为美的倾向。艳思柔情成为宋词的中心内容,“多情”成为两宋文人的普遍心理气质。苏轼采用以诗为词的方式对宋代词坛进行的变革,使宋词出现了豪放的词风,但它是遭遇党争后士大夫文化向前发展的新变化,在两宋词中毕竟属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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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子影视剧照

而南宋外患连连,使得南宋词坛自始至终响彻反对妥协投降与收复中原的爱国主义强音,以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和家国兴亡、身世飘零之慨叹。张元干《贺新郎》一词唱出了“梦绕神州路”的心声,刘辰翁《沁园春》一词有“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的哽咽,张炎《高阳台》也有“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的呜咽。宋遗民词中,“憔悴”、“凄凉”等哀音和“送春”、“坠叶”、“飞花”、“斜阳”、“登楼”等意象不时出现,“飘泊”、“飘零”、“飘蓬”等词语也反复露面,正如蒋捷《一剪梅》中所唱“故园一望一辛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表现出无家可归的茫然感和悲苦凄凉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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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岳飞影视剧照

这种家国之思和离乡背井的惨痛悲歌,同样具有中华民族延袭不已的家园文化精神,印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其中透露出的仍然是对生命与人生的挚爱,同样流露出真挚深婉、敏锐易感的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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