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反映唐朝历史的古装电视剧常常以贞观之治和武则天为题材，比如《贞观长歌》、《女皇武则天》等等。然而唐朝历史长达三百余年，这些历史题材能够吸引编导们的注意力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以仁政纳谏典型的贞观之治和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都出现在唐代。

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的巅峰，它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丽的封建王朝之一。但透过三百年王朝历史的表象，我们会发现唐朝的强盛之下并不是一个盛世王朝所有的稳定。相反，唐王朝恰恰是一个最不为稳定和充满矛盾的王朝。正因为此，唐朝才会诞生仁政纳谏典型的贞观之治以及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唐朝为何会聚集起如此多的的矛盾关系？透过盛世的背后，从当世社会的思想角度分析，则会发现问题的关键。

吴竞（670~749）是武则天朝的修史官。他为什么写《贞观政要》？很明确，是要为李唐帝王找统治正当性。《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的治国理念，讲君臣关系和对话，讲怎么处理军政、经济以及征伐安边等大事，也讲怎么处理皇子问题等等。

仁政是全书品评人和事的标准。唐太宗鉴于隋代的短命，认识到“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提出要“专以仁义诚信为治”。《贞观政要》塑造出唐太宗行仁政、治天下的圣君形象，另一个突出人物是敢于犯颜直谏的谏臣魏征。

魏征曾向太宗面陈谏议达五十次之多，谏言达数十余万言。作为臣子，其言辞之激烈，有时搞的太宗下不了台。为什么魏征的胆量如此之大，唐太宗反而对他尊重有加，魏征病逝，亲往吊唁，痛苦失去“人镜”？关键是君臣均认同仁政爱民的治国理念。

魏征是隋代大儒王通的弟子，王通创立的河汾之学大盛于初唐，孟子的心性论和仁政王道为其学派的宗旨。如果仅仅以是否行王道仁政来评价君臣的话，唐太宗和魏征的形象当然很高大光辉，唐太宗是标准的好皇帝，魏征是大忠臣，但是宋明儒就不这样看。

他们批评唐太宗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剪灭兄弟无君臣之道；又批评魏征早在隋唐之际就不断归降，四易其主，是贰臣。

宋儒批判唐初的三纲不正，也反映在武则天称帝上。如果仅以行王道为正当性的标准来看，武则天当然可以称帝。但是在宋明理学成熟后，多了一个包含三纲秩序的天理层面——天道，所以才有宋儒如此严苛的批评。

历史上，从西汉的吕后专权，到晚清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女人出于大一统帝国权力中心并不罕见。但是由于儒学规定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人不能处于伦常等级的顶端，皇后、太后的权力再大，只能幕后操控，只有在唐代出现过真正的女皇帝。

武则天凭什么可以改国号、跑到前台称帝呢？行仁政只是她称帝的理论根据之一，而非全部。

武则天本人笃信佛教，但在儒、道两家论述中都找不到女性称帝的论述，而佛教《大云经》有女身为帝的故事。只要把武则天附会为弥勒佛转世，她就可以取代李唐君王，改国号当上女皇帝。

隋唐承袭六朝的释、道、儒三教并存之局，唐代皇帝的个人信仰隋个人喜好而变，支持唐代皇权的观念系统相当复杂。

唐高祖认为老子为始祖，诏告以“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为国策。到唐太宗立孔庙，尊儒学。而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则笃信道教，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以《道德经》为上经，与儒家经典同列为科考内容。高宗在世时，已与皇后武则天并称二圣；后来信仰佛教的武则天以女帝君临天下十五年。最虔信佛教的是宪宗李纯每年要举行三十几次迎佛骨舍利仪式。

由此可见，虽然儒学是唐代官方意识形态，但皇帝个人的宗教信仰也对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

到唐代中后期，佛教势力大到扰乱经济和民生的地步。从政治思想来看，如果皇权及道德秩序缺乏天道观的有力支持，仅以仁政和王道作为正当性的王权巩固得了吗？这正是唐代儒学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

在汉代，皇帝权威来自宇宙论儒学，有天道的支持，这是维持大一统的家国同构体有效运作的前提，改朝换代和易姓革命也是以宇宙论儒学的天道循环为根据。

而在唐代以孟子的行仁政为统治正当性，孟子曾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只要行仁政，谁都可以当皇帝，只要认为皇帝无道，臣子就可以不服从，甚至取而代之、自立为王。这就造成了皇权和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性，盛唐之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藩镇拥兵自重。

唐代的藩镇割据，兵叛将离屡见不鲜。除制度问题外，思想史原因是唐代儒学缺乏天道观的支持，皇权的意识形态基础不稳固。因此，当唐帝国在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中解体时，中国再一次陷于五代大分裂。

除王权缺乏天道支持外，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学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它尚不能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修身之学。

唐初，太宗征集天下名儒为学官，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编定《五经正义》，作为士子科举的标准定本后，儒学已有官学之尊，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士子常常感叹儒门冷落。唐代士人科考、做官需要读经，他们念书也多是在寺庙里。唐代士子读经，大多是经营仕途，与修身关系不大。

劳思光曾这样描绘唐代人士，他们“投牒自试，以图出身。不中则寄食僧寺，取径终南；中式则上书权门，苦求官禄。盖此辈将仕进之事纯视为谋生之途。对国政民生之利病，并无主张，且多未用心”。这样的儒佛两面人，又如何能落实修齐治平的儒家道德理想呢？

总之，唐代的官方统治思想杂糅儒学面临两个亟须解决的理论难题，一是如何强化皇权权威，为其提供不同于汉代天人感应迷信但又立基于天道的儒学理论支撑；二是如何提升儒学粗浅的心性论，使之可以与心性佛学相抗衡，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修身之学。

中唐以后的古文运动，提倡“以文载道”，表面上是改变六朝以来的虚浮文风，实则是开始正视上述两大问题，反映了儒生承续中华文化命脉意识的大觉醒。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是代表人物。

也正因为儒学在晚唐的全面复兴，唐朝藩镇割据的分崩离析局面再也不能与儒家的大一统文化相匹配，各路诸侯都揭竿而起，迎接新的大一统王朝，而这个王朝经过时代的混战，最终形成了在儒家文化上集大成于一身的赵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