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有些许相似的地方，就像每一个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一样，英国推行的“工业革命”、日本贯彻的明治维新，皆为如此。
后满清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阴暗、也最为耻辱的一个时期，“内忧外患”的加剧，几乎将国家推到“万劫不复”的边缘地带。但不能否认，在面临“亡国”的风险时，作为大清帝国掌舵人的慈禧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来适应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以期延缓大清灭亡的步伐，“洋务运动”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洋务运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最严谨的说法是从“总理衙门”建立就开始形成。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妥善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威胁。那“洋务运动”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截止的呢？也许从开始那一刻起，直到大清灭亡，“洋务运动”就没有停歇，只不过，1895年的甲午战争揭去了“洋务运动”的虚伪面纱，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它，并在讨论中遗忘它！甲午战争就像一次对“洋务运动”的考核，可惜，根本不及格
那么问题来了，“工业革命”可以让英国强大，“明治维新”也可以让日本崛起，为什么轰轰烈烈、而且富有成效的“洋务运动”却没能挽救大清呢？其实，如果将后满清时代的“洋务运动”分解一下的话，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洋务运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奕䜣时期和李鸿章时期
奕䜣时期
奕䜣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缔造者，而奕䜣时期不但是“洋务运动”的萌芽期，也是“洋务运动”的发展期
和“工业革命”、“明治维新”一样，“洋务运动”的兴起也并非一帆风顺，就拿总理衙门的建立来说，第一次奏请就并没有得到批准，当然，咸丰皇帝也没有明确反对，被搁置下来。第二次，奕䜣、桂良、文祥等人又联名请奏，才获得批准。这种开局，可能也就预示了“洋务运动”以后的坎坷之路
“洋务运动”初期，上有恭亲王奕䜣把持，地方又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支持，一大批新式工业应运而生，出现了我们所谓的“同治中兴”，让人从迷雾中看到一丝希望。然而，很遗憾，随着奕䜣的没落，“洋务运动”开始进入低谷，李鸿章虽然接棒，但是，却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朝气蓬勃
李鸿章时期
李鸿章初期所受的阻力比较小，一切都在按照奕䜣当年规划好的方案进行，但是，后来却因为守旧派的坚决反对，李鸿章的很多建议都被废止，“洋务运动”持续低迷。
1885年是“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一年大清国终于决定要兴建“北洋水师”了，这是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办理的。李鸿章也以为迎来了“洋务”的第二春，自己可以大展宏图了，可后来证明他想多了。
1885年10月，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看看当时的任命就知道李鸿章有多尴尬：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衙门大臣，庆郡王奕劻为督办，李鸿章为会办，善庆和曾纪泽为帮办。这说明，海军衙门的大权并没有掌握在“洋务派”李鸿章手里，而是在奕譞为首的那些保守派的王公贵族手里。
奕譞是光绪的亲爹，人家都是“母以子贵”，而他凭空得到一个“准太上皇”的头衔，对慈禧只有俯首帖耳、毕恭毕敬。有人评价他一生的三大功绩分别是：
1，增加八旗饷银。给的理由是“稳固满清根本”；
2，大肆兴建园林。为的是取悦那位“老佛爷”；
3，大力兴办海军；
第三点看着尤为“刺眼”，因为从海军衙门建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海军衙门被挪用到修建颐和园的军费达到860万两；在修复中海、南海、北海的工程上，又挪用了436万两。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世界上最全先进的英国、德国军舰也无非只有50万两银子，被挪用的1300万两能购置多少先进军舰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甲午战败和奕譞还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都说李鸿章是“洋务”后期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在这么一群人的手下办事，处境和困境可想而知。野史中记载，李鸿章购置军舰、添加炮台的奏折屡屡被压，为了让慈禧获悉和批准，李鸿章给大太监李莲英的“好处费”一次就是10万。第一次看到，想骂李鸿章，可后来却真心察觉出他的不易
由此可见，从总理衙门建立到庚子年之间30余年，“洋务”之路都是跌跌撞撞的，那么压力都来自谁呢？再看三个事件就明白：
一：同文馆招考失败
1866年，奕䜣在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商讨后，建议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洋人任教，从科考中选拔人才进行学习。在当时看来，这是有前瞻性的，因为西方无论是火器、还是制造业，都是从天文算学中推证二来，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买，固然可以解一时之需，但毕竟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可是恭亲王1866年12月第一次上奏，1867年1月底第二次上奏，却都未能得到批准。他根本想不到，一股反对的力量正在集结
1867年3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无论职位还是个人影响力，他都属于“无名之辈”，所以，没有泛起大的浪花。可是紧随其后出来反对的倭仁却截然不同，他不但是大学士的身份，还是“言官们”的首领人物，他一出场，就引起“保守派”和“洋务派”的激烈争端。一场关于“孔孟之道”和“洋务运动”的争辩就此拉开帷幕。也正是在这场争辩中，奕䜣被扣上“卖国求荣”、“卖国贼”的名号，“鬼子六”也是因此而来。
虽然最终勉强得到慈禧的批准，但是，却无人报名，因为和“西洋”拉上关系，“往往会被同乡、同列所不齿”，奕䜣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二：海防之争
这就多少牵扯到左宗棠，因为左宗棠和李鸿章在“海防”和“疆防”上向来是有争议的，就像新疆，李鸿章的意见就是放弃，将重点放在“海防”上。如今看这个问题觉得李鸿章“目光短浅”：若没有左宗棠的努力，新疆可能就不会成为我国版图的一部分！可在当时，李鸿章还是有他的考虑的，他充分意识到，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就成为满清的最大隐患。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中国不敌，最终签约赔款，这让李鸿章耿耿于怀，因此，他屡次谏言希望加强“海防”，为的就是防范日本
1874年的这场战败也给了保守派一个攻击“洋务”的借口，因为当时“洋务”也已经开展了十余年，没成想却败给了日本。反对派继而将话题引深到“学习西方能不能救国”的讨论中，最终，洋务派的代表机构——总理衙门不得不出面做出澄清和反思，才平息了这一事端
三：近代工业之争
是否要在中国建造铁路？中国是否要架设电线、发展电报？这也是洋务派和保守派争议的焦点
兴建铁路、架设电线带来的便捷无需多夸，但是，由于这些都源自西方，这自然又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抨击：
1872年，大学士宋晋要求福州船政局停办，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竭力辩解才度过险关；
1874年，沈葆桢奏请架设电线，遭到众多官员的反对；
同样是1874年，李鸿章提议修建铁路，又被反对派骂的“狗血淋头”；
......
在反对派的激烈反对中，直到1887年，从唐山到胥各庄的第一条长约11公里的铁路才在我国问世。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洋务派”几乎举步寸艰，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十分迟缓，严重落后于世界，在那样的情况下谈“革新”，实在是无稽之谈
那“反对派”为什么会抵制“洋务运动”的正常发展呢？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朝廷上下对西方的推崇，撼动延绵数千年之久的“孔孟之道”，尤其是人们正在对列强入侵产生愤慨情绪的时候，保守势力就希望用这种带有民族色彩的舆论压力，抵制西方文化的向内传播。就像奕譞，他甚至还希望鼓动民间的“反洋情绪”，发动民众来对付洋人；另一方面，在保守势力的背后，依然是慈禧的影子
可能大家对慈禧有些成见，但是，“洋务”之初，慈禧还是比较支持的，只不过，在太平天国平息之后，这个观点发生了改变。19世纪70年代，在“洋务派”人士的努力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务局、乃至武备学堂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这让对权力有着近乎疯狂迷恋的慈禧感到一种危机。因为在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就开始抬头，制约和左右着朝廷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如果再无休止地发展这些近代工业的话，地方势力将获得更大的利益，到那时，“中央集权”恐怕就形同虚设了。
可是，国家的发展又离不开“洋务派”，于是，慈禧又玩起了那套“制衡”的把戏，让由御史、大夫、学士、翰林组成的“清流派”来掣肘洋务运动。奕譞制约的是奕䜣，“清流派”与“洋务派”又是天敌，而她会不失时机地为“清流”指明方向，奕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黯然退场难道不都是慈禧授意的？这么一来，最终决策权还是掌控在慈禧手里。
尾话
作为“专权统治者”，慈禧是成功的；但是作为“国家统治者”，她的私心又让她将本可能挽救大清的“洋务运动”带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回头看一下甲午战争的话，战前慈禧、李鸿章等人为什么坚持“议和”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她（他）们比谁都清楚“洋务”的真实成果，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拼西凑，居然成一静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却无法断定里面究竟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几个窟窿，随时修补，亦可支吾应对。天长日久，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裱糊匠又如何能负其责？
（摘自《庚子西狩丛谈》）
这也是李鸿章自诩为“裱糊匠”的由来！其根源，更多是对“洋务运动”失败的一种总结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口号虽然喊了30余年，表面上也轰轰烈烈地落实了30余年，然而，朝廷非但未让“洋务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洋务，还处处给予掣肘和约束，这样的改革，注定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转变。
虽然一路蹒跚、并最终以失败结束，但“洋务运动”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接轨，并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