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中下旬，在缅甸战场，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在缅甸西部的仁安羌，以不足一千人的兵力，一举击溃日军两个联队，救出英军被围困部队七千余人和五百余名英美的传教士和记者。此役轰动英伦三岛，英国当局给了参与指挥解围之战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以很高的荣誉。但另一位直接指挥战斗的一一三团团长的英名却消失了，长期默默无闻。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在香港的一件奇闻，突然把这位消逝了多年的抗战名将从幕后拉到了前台。
假豪杰引出了真英雄
1950年，当年被解救出来的一个叫菲士廷的炮兵团长已经官拜中将军衔，被任命到英国驻香港的三军总司令。这位司令官上任之后，想到当年要不是中国军队的拼死相救，他本人岂能有今日的风光。感怀之下，想要报答当年的救命恩人，于是，便开始了寻访。
不久，就有一个名叫林彦章的人冒了出来，自称是当年在仁安羌救出英军的一一三团团长。两人相见，分外亲热。当菲士廷得知林彦章衣食有难之后，立即慷慨援手，给了他许多的帮助，还和他照了一堆像留作纪念。这些像片立即成为骗子手中招摇撞骗的法宝。林彦章拿着照片和同菲士廷的通信到处游说，四处行骗。他海捞了几把之后，一个更为大胆的阴谋在胸中慢慢酝酿成熟。转眼到了1963年3月，林彦章窜到香港新界，声言要集资一千万，在当地兴建一片气派的住宅小区，并命名为“菲士廷新村”。他把这个计划吹得天花乱坠，当地居民看在他“抗日名将”的身份上，没有起疑心，许多善良的人解囊相助，一时间好不热闹。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林彦章招摇撞骗多年，不能不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正当他的骗剧闹得红火之时，1963年8月23日下午1时半，警方持港督及行政局签署的手令敲开了他寓所的大门。逮捕之后，即按港英当局制定的条例，将其驱逐出港。
闹剧收场了，但人们心中的疑团却没有散开，这个骗子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能够行骗这么久?随着调查的深入，罩在骗子头上的神秘面纱终被揭开了个小角，露出了他一部分的本来面目。
林彦章，广东高要人。他的同乡则说，林彦章从未做到过团长这类的职务，充其量不过是当过高要县乐隆区白土墟自卫队队长之类的芝麻官，所受教育也很可怜，基本上是个粗人。而他自己讲，他在1934年于家乡念过初中，不久参加了当地的自卫队，两年后才升为小队长。以后又去经商，做点小买卖，混不下去了，就跑到昆明，和朋友组织了一个剧团，演点小戏。
1949年国民党兵败，他来到香港“捞世界”，结果一事无成，赤贫如洗。穷则思变，他想到了行骗。在昆明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国民党军中姓吴的团长，这个团长同英军的菲士廷共过事，经常同他聊起这段历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彦章把他听到的东西都记在了心里，包括中国远征军仁安羌解围的战斗也是从吴团长的口中听说的。
有了行骗的计划，林彦章当真还下了一番工夫。他打听到香港北角荣华茶楼的掌柜是前新一军的一个副师长，便想方设法同他套近乎。从那里得到了大量新三十八师(新一军的前身)的战史故事。有了这些素材，加上林彦章的添油加醋，一场骗局就这样开场了。
林彦章被抓了，假的搞清楚了，那真的英雄在哪里呢?
香港和台湾的记者闻风而动，他们凭着灵敏的嗅觉，四下打探，没费太大的周折，就把真正的英雄找到了。
刘放吾
震惊中外大捷的缔造者，其实只有八百余壮士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当时，日军已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正气势汹汹地大举北上，企图一举拿下缅甸全境。中国远征军在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等将领的谋划下，曾经制定了一个利用二o o师血战同古争取到的时间，在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一线布下口袋，引诱日军主力一部进攻，然后伺机予以聚歼。
但是这一作战计划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4月中旬，在中国远征军战线的西部，原本是由英军担任防守的。结果，在日军的攻击下，全线崩溃。其主力英缅第一师七千多人被日军三十三师团的二一三、二一四联队包围在仁安羌，几经冲杀，无功而返，陷入了粮断水绝的困境，英军当局不得不向中国远征军发出求救的信号。5月14日下午5时，驰援英军的命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的手上。命令要求孙立人以一个团的兵力参加救援行动。于是，刘放吾带着他的一一三团先期到达了指定位置，一个叫皎勃东的地方。当英缅军第一军军长斯利姆中将得到消息，中国的援军已经抵达前线，为之一振，急急赶来会见刘放吾。后来他在回忆录《反败为胜》中这样描述了对刘放吾的最初印象：
我在巧克柏当村里一栋残存的建筑楼下见到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透出刚毅；他配戴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
斯利姆和刘放吾稍事寒喧，立即转入正题，命刘放吾即刻出兵为英军解围。刘放吾虽然已经知道此次作战的目的，但对斯利姆说没有孙立人师长的命令，他不能发兵。斯利姆其实当时是经过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当局授权的，不过他在下达命令时随便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刘放吾，刘团长对是否直接受命于斯利姆的指挥有些犹豫。直到刘将军95岁高龄时仍然保存着这一纸命令，却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这件事。双方当时因此僵持了一个半小时。事后斯利姆回忆道：
“他终于露出微笑，而且同意照办。他为何改变主意我不得而知，猜测在我们对谈间，进出房间的官兵已经将消息送达孙将军并获肯定回音。……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欣赏他的表现。”
西方人的性格是直来直去，在4月18日拂晓刘放吾的一一三团即将发起攻击前，斯利姆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於团长的指挥与部署，他担心刘放吾还会出现17日受命时的迟疑，他把自己的担心当着孙立人的面说了出来。孙立人也不正面驳斥，只是建议他同自己一起去视察一下刘放吾部队的战前准备。刘放吾表面木讷，其实心知肚明，斯利姆在他的回忆中写道：
“刘上校似乎窥出了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看看。’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他经孙将军解释连队部署。对军队的部署我相当满意，并准备后退之际，刘上校说：‘我们再往连部走走。”’
这一下可把这位中将先生吓着了，连部通常都在火线上，要去就要冒生命危险。这个英国将军倒是个坦率得可爱的人，他在回忆录里毫不隐讳地写下了他当时的心态：
“我不确定在战争即将开始的一刻，我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部指挥所。”
正在这时攻击的时刻到了，枪炮声骤起，双方的子弹炮弹穿梭般地飞过来，飞过去。这时
“上校转身看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只有优秀及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
在日本战后修订的缅甸战史中，曾经吹嘘当时的日军一个大队对付国民党军队一个师总是信心十足。而仁安羌这一战，刘放吾却要以一个团的兵力来对付日军的两个联队。敌众我寡，这一战该如何打?
刘放吾部署正面强攻，但在实际作战中，刘放吾指挥得相当灵活巧妙。4月18日，他以二营营长鲁廷甲为右翼，三营营长张琦为左翼和预备队，第一营杨振汉则居中向上直攻。一一三团正面攻击，侧翼迂回，偷袭包抄，阻击设伏，直打的日军精锐联队蒙头转向，搞不清中国军队到底来了多少人马。苦撑了三天之后，仓皇撤退。七千多英军官兵和五百多名英美传教士和记者成功脱险。至此仁安羌之役大获全胜。一一三团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三营长张琦以下204人阵亡，318人负伤。
伤亡已然过半!但是他们消灭了日军一千二百余人，并且是在敌我力量对比7：1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实，敌我力量的对比不止7：1，新三十八师的战报上说，一一三团的实力是1121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民党军部队经常是不满编的。多少年后，刘放吾悄悄地告诉他的儿子刘伟民一个从来没有说出的秘密：他当时带上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
一场误会断送了英雄的前程
仁安羌之役后，由于西部战线的崩溃，整个缅甸的战局急转直下。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一一三团被远征军副总指挥杜聿明派到了卡萨，坚守此地以掩护五军撤退。
一一三团恶战之后来不及整修就又披挂上阵，对此，刘放吾二话没说。孙立人一开始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但随着战局的发展，问题就出来了，以杜聿明的五军为主力的各部队相继退出了战场，纷纷向国内撤退，而新三十八师的三个主力团中有两个都在担任掩护任务而陷人日军包围、攻击中。孙立人带着一一四团救出了一一二团，还打了个胜仗。对在敌人重兵围攻下的一一三团，他则下令立即撤出。可是，刘放吾团长从全局的观念出发，认为此时撤出，五军的部队还没有走到安全地带，于是又坚守了两天。
刘放吾没能立即执行孙立人的命令，多打了两天，直到他确认五军部队全部安全转移。血战两天，伤亡自然增加不少，而另一件事使孙立人更为痛心。为了指导一一三团作战，他派出了清华大学时期的同窗，副师长齐学启到该团协助指挥。齐学启是个仁厚之人，一一三团准备突围之际，他首先想到了还有一部分伤员和五军留下来的伤兵没有联络上，于是他只身去寻找这些人，不料走迷了路，落入日军之手。日本人用尽一切手段威逼利诱，都无法动摇他的意志，最后在1945年3月，日军见大势已去，将其杀害于缅甸首都仰光。为这件事，孙立人心里很不痛快，他怪罪刘放吾没有派出有力的部队保护齐学启的安全。
当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开始突围时，四下已经早就没有盟军的影子，到处都是日军的追堵。他们是10万远征军中最后一支离开战场的部队，不只要同野人山的恶劣环境作斗争，还要时时警惕日军的堵截和伏击。从5月初到5月31日，刘放吾为了剩下的这几百个弟兄的安危，耗尽了心血和精力，当偷渡日本严密设防的最后一道防线清得温江时，他巧用奇谋，命全体官兵每人用竹子扎成排做漂浮器材，然后10人联在一起相互照应。在渡江之前，他先派人到江的上游往江中撒成团的树叶，以迷惑日军。当日军看到江中的飘浮树叶时必引起警惕，察看之下，空无一物，便认为这不过是热带雨林中的一个自然现象而放松了警戒。
到偷渡的当夜，他给师部和军令部发出最后的电报：“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则成仁。”随后，全军身披树叶伪装，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悄然入水。直到最后一批人下水才被日军发现，因最后的激战和浪大的原因，一一三团突破最后的封锁线时损失了三十多人，浪头打翻了几挺重机枪筏子。他们的无线电台也被水打湿而失去作用，以致于在一段时间内统帅部认为一一三团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国内，刘放吾的妻子当即晕倒在地。
过了江，全团安全了，刘放吾却因为心力交瘁，身染重病，最后的路程是士兵们抬着担架来到印度的。到达印度后，孙立人来看望一一三团官兵。刘放吾听说师长来，就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了久违的母亲，他挣扎着要坐起来，可万万没有想到孙立人进来后劈头泼来一盆凉水：“你懵了头，为什么跑不出来?”声色惧厉的问话不啻于五雷轰顶，刘放吾听完只说了一句话：
“我是在作战，不是旅次行军啊!(国民党军对行军有两种分类，有战斗背景的行军叫战略行军，没有战斗目的行军叫旅次行军——作者)”
说罢泪如雨下，颓然躺倒。他没有想到师长会这样迎接他，更没有想过误会有这么深。倒是他的一营长杨振汉看出了门道，他悄悄对刘放吾说：“团长，你看师长的勋章，已经挂满在前胸了。”言外之意仁安羌一战的功劳落到了孙立人一个人的身上。
刘放吾没有想到他同一直非常尊重的师长之间已经存在了这么深的误会。不过孙立人大面子上的事还是都做了，他给刘放吾联系了印度最好的医院治病。但病好之后，刘放吾发现部属的薪水发不出，于是据理力争，结果与孙立人发生争执，伤心失望之余，决定在稍后飞回重庆，申请到陆军大学深造；学成之后又因局势变迁接受孙立人征召，再度效命，并随孙立人在风山练兵。初到台湾，还被莫名其妙的降职为上校使用了一段。然而这还仅仅是命运坎坷的开始。
1954年，孙立人谋反案东窗事发，他本人被蒋介石软禁，与他有牵连的一大批台军将领有的被抓，有的被撤。刘放吾早已不是孙立人的嫡系，但还是受到了株连，被作为退役处理了。这样一来，已经有四个子女的家庭生活一下子失去了保障，少得可怜的一点退休金不足以养家糊口，将军当年有一句话再贴切不过地反映出那时的境遇：“两袖清风，一肩明月，且无适当之工作，人人苦于生计。”为了走出入不敷出的惨况，刘放吾不得不开始另寻生路。他先想到了做文具生意。找朋友商量，得知要做生意，先得有一笔本钱，可将军没有钱。无奈之下他想到生死与共的战友，原一营长杨振汉，他在国民党军队做到上校，也因为孙立人事件受到牵连退役。那时杨振汉在经营打煤球的生意。老长官来了，杨振汉不忘旧情，手把手地教他在什么地方买煤，怎样做煤球，还时不时地跑过来静庄。就这样，刘放吾在台湾东屏开起了一家煤球店，其产品戏称“将军煤球”。
拨云见日终有时
煤球生意不好做，且非常辛苦。一个年近花甲的汉子长年累月地买煤，做煤球，其难可想而知。而且，做这门生意还有很大的风险。曾经帮助过他的杨振汉本来煤球生意做得还勉强过得去，但一场台风袭来，把他的厂子夷为平地。失去本钱的他只好在年纪一大把的时候下到煤矿井下，当起了“煤黑子”。
刘放吾苦撑了七八年，直到1963年，香港的骗子被揪了出来，台湾的记者先在矿井找到杨振汉，又顺藤摸瓜，让当年真正的英雄昭然于天下。
一生淡泊名利的刘放吾有一件事没有想到，当真相大白时，当地的商人不禁对这位一直隐姓埋名生活在他们身边的英雄肃然起敬。在台北经营国泰煤气行的李宜荣先生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刘放吾转行做煤气生意。当时，在台湾，煤气生意刚刚开始，赚钱比较容易。此后，刘放吾的家境逐渐好起来。
转眼到了1992年，在仁安羌大捷胜利50周年之际，台湾的各大媒体，如华视新闻、台视“热线追踪”、《联合报》纷纷再度报导刘放吾当年的英勇事迹。此时，93岁高龄的老将军已经定居在美国的洛杉矶。4月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在美国访问，她特意在芝加哥会见了老将军。撒切尔夫人亲切地握住刘放吾的手说：
“老将军，我听到过很多关于你的故事，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听到你怎么打赢这场战争的事情。你当初救的这些英国军队、美国传教士，想想看，现在他们的家庭已经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了。这些人的生命都是你救的。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席话说得老将军热泪盈眶，刘放吾说：“救援友军是我们军人的天职。”美国总统老布什也给刘放吾将军写信，以示敬意。他写道：
“很高兴从你儿子刘伟民处获悉，二次大战仁安羌战役中，你领导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的英勇事迹。虽然不少勇士为战役捐躯，在战役大捷五十周年，我愿意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五百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英军的英勇行为。”
军人可以不计较名利，但必须珍惜荣誉!刘放吾一直有块心病，因仁安羌大捷，蒋介石在1946年曾下令颁发的“陆海空甲种一等勋章”一直没有送到他手中，老人长期保留的只是一纸命令。为追回应得的荣誉，他的儿子刘伟民专程赶到台湾，见了台湾的“国防部次长”丁之发。次长热情地接待了刘伟民，当面说了一大堆对刘放吾的溢美之辞，并答应立即着手联系“史政局”签办补发勋章之事。然而，刘伟民等了好长时问，此事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为了不给父亲留下终身遗憾，刘伟民在台湾找到他妹妹的同学，时任台湾“立法委员”的洪秀柱。这位委员直接打电话给“国防部”部长陈履安说如果你们不办，我在下一次立委会上要质询这事。这样，事情才往前推动了。据说，当年的勋章不仅找不到了，连铸造勋章的模具也没有了，不得不为这枚勋章重新铸模具。
仁安羌大捷50年后，刘放吾终于收到了那枚勋章，尽管来得太迟，但毕竟了结了他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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