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罗号事件”到“火烧圆明园”,解读第二次鸦片战争

  • 小编 发布于 2020-06-24 11:56:48
  • 栏目:历史
  • 来源:甲申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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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这是一篇万字长文,系统的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其后果。在我们中学时的历史上,太多非黑即白的一刀切式的论述。实际上,第二次鸦片战争,远远不是一方侵略另一方那么简单,是新旧两种国际关系对撞的体现。




1856年10月到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签署《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联军火烧圆明园。

我们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无不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重要内容,而被烧的圆明园更是对侵略者的直观控诉。这里面有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和英法联军赤裸裸的罪行。

然而,事情的真相却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联军的贪婪固然是事实,而清国的愚昧与荒谬更是不容忽略的。

本文就以时间为主线,详细描绘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并分析其根本原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紧随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说是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屁股没有擦干净才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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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约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双方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其中提到一条是:

清国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偕同家眷,居住在五处通商口岸,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但是,英国人在进入广州时遇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抵抗,英国人自己也觉得兹事体大不敢贸然行事,广州政府于是以民意为借口进行拖延。可以说,从1840年开始,中英双方就英国人进入广州城这件事很默契的都没有积极的去推进,一下子就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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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和巴麦尊


1850年,签订条约的清国大皇帝道光驾崩,咸丰即位,朝廷中的求和派如耆英等渐渐淡出权力中枢。而英国方面,1855年新任首相巴麦尊上台,1856年英国和法国取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战争刺激了英国人的野心,把目光又投向了远东。

再把时间调回到1844年,这一年,清国和法国及美国均签署了条约,分别是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其中都有这么一条细节:

双方的条约在签订日期12年后,即1856年应进行修约。

“修约”的正统意思是,帝国主义并没有一次性的在中国捞到足够多的好处,因此留下这么一个“后门”,以便日后再次获得利益。《南京条约》里其实并没有这么一条关于“修约”的记载,但英国人希望借此解决“进入广州城”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将通商口岸扩大到全中国,因此强烈坚持自己方也享有修约的权力,法国和美国也纷纷支持这一要求。这样,在1854年,三国公使与清国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商量修约事宜,叶断然拒绝,四方不欢而散,英法美三方单独北上,试图直接联系清廷,在大沽被拒绝登陆,没有见到任何高级官员,于是南返。

1856年,到了条约中规定的修约时间,三国公使正式提出修约要求。清廷方面允许进行一些细节的合理变动,但重大条款不应更改。消息传到广州,叶名琛依然拒绝谈判,并态度强硬不许任何外国人进城。就在英国人逐渐变得失去耐心的时候,亚罗号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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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罗号


1856年10月8日,一艘清国商船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停靠在广州城外,清国官佐上船宣传缉拿海盗,逮捕了船上的12名华人,混乱中,英国国旗被扯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要求清方尊重英国国旗、立即释放水手并出具两广总督签署的正式道歉书。叶名琛断然拒绝,巴夏礼扣押一艘清方水师船作为要挟。双方相持良久,10月22日叶名琛释放了12名水手,但仍拒绝道歉,英国驻华水师向广州城进攻。亚罗号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纸面上的导火索,至于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会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一一解释。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水师炮轰清方炮台开始,到1856年11月7日英方占领广州炮台,期间曾有数次攻入广州城,但英方兵力仅1000余人,还不敢大规模与清廷开战,英方的焦点还是集中在“进城”这一困扰了14年的难点上。但是对比英方的谨慎,清廷或者说叶名琛的做法完全是匪夷所思,不光没有向北京求援,反而虚构出一系列不存在的战果向咸丰皇帝表功。咸丰皇帝大喜,虚构的战果让他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在1856年年底给叶名琛的奏折的回复中,咸丰皇帝下令允许叶名琛接受英方投降。

此时若专利攻剿,原不难尽歼丑类……如果该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并罢议进城,只可俯如所请,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迁就,致该夷故智复萌,肆行要挟。

事实上,英方在占领了广州的炮台之后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是因为亚罗号事件传到了英国国内,首相巴麦尊决定开战,但议会议员并不热衷此事,所以远在广州的小部英军并没有得到进一步进攻的命令,直到1857年3月巴麦尊不惜解散议会重新改选议员,这才通过了战争的决案,并派遣额尔金率领一支海陆军前往远东,英国人玩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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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金


在此期间,英军的代表仍在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问题,他们尝试联系清国的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江苏巡抚更高级官员,但均遭到拒绝。可以说,在1857年春天时,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心情非常的好,他所看到的消息,全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857年4月20日,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介入清方和英方的战争。

1857年7月2日,额尔金抵达香港,但当时法国代表还没有来,再加上印度士兵起义,额尔金就先返回印度解决此事。到了该年的12月12日,英国代表和法国代表终于一起来了,而印度士兵起义也已经平息。英法两国代表额尔金和葛罗上书叶名琛,要求:

1. 进城

2. 赔偿亚罗号事件的损失

3. 由清国皇帝派特使

法国方面加上一条要赔偿马神甫事件。一旁的美国看在眼里,也提出修约。

严格来说,英国提出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进城是写在《南京条约》里的,亚罗号事件英国那边也占理。可是叶名琛依旧大打官腔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对英法两国的要求予以拒绝,至于美国人的要求,叶名琛根本更不当回事了,直接当对方不存在。

12月底,英法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撤离广州城。此时的叶名琛依然活在自己的梦里,他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英国人现在已经无计可施,马上就要求和了。讽刺的是,咸丰皇帝的回复中表彰叶名琛,并让他全权负责英国人的“求和”“赔款”事宜,“以期一劳永逸”,然而这份谕旨走到广州时,叶名琛已经被俘到印度了。

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5000人攻打广州。12月29日,广州城破。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押往印度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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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琛


叶名琛这个人,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六不总督”,说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虽然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在加尔各答感觉回国无望,绝食而死,算是体现了民族气节之类的东西,但官至两广总督的人,大清国的封疆大吏,却愚昧、糊涂到令后世人发指的地步,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额尔金认为叶名琛完全是一个精神病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东方帝国的总督?但是,当我们细细的翻阅晚清史,却发现整个大清国,从皇帝到平民百姓,人人身上都能看到叶名琛的影子。我们之所以记住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因为有着“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被烧了,从小就由此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但是,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固然是英法帝国主义的野心欲壑难平,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咸丰皇帝和叶名琛们一步步的将英法联军逼到的战争的地步上。

落后就要挨打,而愚昧则要亡国。

前面说了,进攻广州的英法联军一共5000多人,只有3名翻译。进城后面对诺大的城市完全无法管理。于是,我们在历史书上的一个老朋友柏贵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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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贵和额尔金


柏贵,额哲忒氏,蒙古正黄旗人。历史上上对他的评价是他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傀儡政府。这句话没错,但并不太全面。1857年年底广州陷落后,时任广州巡抚的柏贵与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额尔金让柏贵官复原职治理广州,这就是那个傀儡政府的来历。随后让英军惊讶更让后人惊讶的是,在之前抵抗外国人的广州市民很快的接受了事实,并恢复了城内秩序,甚至,当联军得不到补给,也有大量的买办和市民前来帮忙。这些事,额尔金在给英国的书信中有所记载,甚至当时随军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也写在日记里。

看到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难一刀切的用“爱国”或者“不爱国”来形容描述了。这些体现出来的和现代国家国民精神的差距,其实要远比清国和英法联军的军事之间的差距还要惊人。

柏贵和穆克德讷投降后的第一件事是向咸丰皇帝弹劾叶名琛。这份奏折在1858年1月27日传到北京,此时咸丰皇帝的心情可想而知,先是一脸懵逼,大清国不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吗?夷人不是要求和了吗?怎么突然间广州就陷落了?巨大的心理反差让咸丰皇帝心态一下子就炸了,狂点差评刷爆朋友圈,下令革职叶名琛,同时给柏贵下了一道颇值得玩味的谕旨:

广东士绅咸知大义,其民也勇敢可用,着柏贵等联络绅民,激其公愤,把英夷撵出广州河内再与之理论。

这是说,正规军打不过,那就忽悠民兵去送死。这是咸丰他老子道光皇帝当时就玩过的,爱新觉罗家家学都是一个思维,官兵不够,民兵来凑,希望变废为宝,肉眼可见是不可行的。同时又告诫柏贵说,面对夷人,不能像叶名琛一样太强硬,引起事变,又不能太软弱,让夷人瞧不起咱们,你办事我放心,好做好做。

2月1日,另一道给柏贵的谕旨则更加荒谬,着柏贵与在籍绅士罗惇洐等秘传各乡团练。如果夷人悔过,退出省城广州,咱就原谅他们;如果仍不老实,咱就调集兵勇,联成一气,把夷人撵出城外,让他们不敢轻视我中国。

此时广州城外确实有乡勇领着清政府的饷去进攻广州城,但几次均被击退,但随后英法联军北上去寻求更大的政治突破,清政府停止了饷银,乡勇也就解散了。

然而咸丰皇帝还不知道,他最惧怕的危机就在眼前了。

清政府的荒谬和英法联军的贪欲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推波助澜

英法联军离开广州,走海路北上天津。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是在北京建立大使机关。

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清廷的官员对内对外都是满嘴虚话。外国人更是认为和官员完全没得聊,这么多年打交道下来,清朝皇帝让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处理外交事宜,外国人不准进北京,所有的协商都要在广州,而在广州,两广总督往往借口自己权限不够很多事情做不了主,就这么踢皮球。这一次英法联军希望让清国可以按照现代的外交方式“文明”“有效”的进行沟通。

可是在“天朝上国”的皇帝心中,直接面对外国人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这是双方最根本的矛盾所在,也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键。

1858年4月13日,英法联军加上美国代表来到大沽口,要求清政府进行谈判。其中美国代表携带美国第15任总统布坎南的信。经过翻译后有一句话如下所示:

朕选拔贤能智士,姓列,名卫廉,遣往驻扎辇毂之下,任以亚美理驾合众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之任。

咸丰皇帝看了之后,对这个“朕”字非常不满,他表示该国国王竟自称朕,实在是夜郎自大,未免可笑。

既然可笑了,那么所谈之事当然要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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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布坎南


美国总统心中一万头羊驼飞驰而过。。。

1858年5月20日,等候回信不至的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次日炮台失陷,5月26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派出桂良和花沙纳前去求和。这个桂良,是恭亲王奕䜣的老丈人,他希望借助俄国的力量制约英法联军,于是私下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美国人一看还有这好事,前面提到的那个姓列名卫廉的也过来在6月18日签了中美《天津条约》。两份条约,不光签的时候桂良瞒着咸丰,就连事后也没有向皇帝透露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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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良


桂良根本不敢说条约的内容,他在5月20日的时候大概透露了一下外国人希望能派大使在北京,仅仅这一句话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女婿,恭亲王奕䜣,此时还不是日后搞洋务的那个鬼子六,他跳出来说要抓英方谈判代表李泰国,说李泰国是市井无赖之徒,胆敢与钦差大臣当面争辩,建议桂良在他无礼肆闹时立刻拿下,要不就地正法,要不押往北京再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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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


其他六部尚书等重臣也纷纷上书说不能让外国人驻京,举出几大危害。比较经典的有诸如外国人会建造高楼,然后窥探大内;还有朝鲜、琉球等国会瞧不起我国,等等,其他大臣也纷纷幻想各种可怕的可能,坚决抗议。咸丰皇帝一看这么多人众说纷纷,看完所有人的奏折之后表示奕䜣的话比较有道理,不如就先抓捕一下李泰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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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国


李泰国是英国人,我就是名字像中国人而已,怎么就成广州无赖了,你们还想正法我?真是一万头羊驼飞驰而过。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和俄国、美国签的条约当然不能透露给皇帝知道了。但是一份国与国之间的条约,皇帝不知情,也没经政府认定,岂不是废纸一张。无怪外国人铁了心的不想再和清国官员打交道了。

1858年6月26日和27日,桂良分别和英国以及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关于公使驻京的问题是这么描述的:

英方可派公使驻京(清方也可派公使驻英)、中英平等不要跪拜,可以西式礼节觐见皇帝、外交人员信件、行李不可以随便拆启。

中法《天津条约》里虽然没有直接的描述,但有写道如果有其他国家派公使常驻北京,那么法国也可依此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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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条约》签约


总的来说,在外国人眼中,这是一份非常成功的条约,清国的皇帝突然明白事理了,开始接受现代文明外交了。但这一切其实都是桂良的自作主张,咸丰皇帝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6月28日咸丰皇帝指示桂良,让他务必不让公使进京,所有的礼仪都遵循清国的叩拜制度。

6月30日桂良表示条约已经签完了。

7月1日咸丰皇帝看到奏折后一头雾水,什么条约?签完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而同时英法联军的代表也觉得此事太过顺利,有点不敢相信,拿过条约后好好看,然后说,这个上面怎么没有皇帝的红笔批示,当年《南京条约》时是有的,你不会是淘宝买的假的骗我们吧。

万般无奈之中,桂良只得向咸丰皇帝呈上条约。咸丰在7月3日才看到5天以前签完的条约内容,心中一万头羊驼飞驰而过。

事已至此,咸丰没有办法,只好朱批“同意”。英法联军拿到了皇帝批示的版本,兴高采烈的走了。咸丰皇帝越想越生气,偷偷和桂良商量,这些都是城下之盟,我看不必遵守,咱们全部撕毁了吧。

这里先简单说一下中英《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

1. 公使常驻北京;

2. 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3. 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4. 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

5. 外国人得住内地游历、通商;

6. 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7. 对英赔偿款银400万两,对法赔偿款银200万两;

8. 一年以后双方换约。

这里的“换约”是指条约签完后不能光有咸丰的章,也要有英国女王的章才行。所以1858年英国人带着条约回去盖章去了,一年以后再回来交换。

咸丰皇帝想单方面撕毁合约,怕英国不同意,于是准备以免除对英一切关税,让英方放弃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旅游、取消赔偿之前攻占广州后答应的赔款。这个事交给了新任两广总督何桂清去办,那么原来的两个总督呢?就是叶名琛啊,已经在加尔各答了。

何桂清觉得这事不太好办,咸丰让他立下保证,保证解决这些问题。何桂清想来想去,只有用起老办法,一边拖一边瞒吧。

转眼到了1859年,约定的换约时间差不多了,何桂清开始联系英国新任公使布鲁斯,吞吞吐吐的说要修约。英国人很奇怪,修什么约,不是已经都签字盖章了吗?看这个中国官员神神秘秘的,我们干脆直接去找你们皇帝说去。

英国人不知道,他们手里的条约在他们想见的皇帝心中其实已经是废纸一张了。

1859年5月1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给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写信,建议由军舰护送双方北上去换约。此时外国人心中已经意识到换约之行不会顺利,派军舰的目的是起到军事上威慑的作用。

清方的代表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桂良,也就是《天津条约》的实际签署者。他提出希望两国公使由陆路北上,或者就在上海换约,其目的就是进一步阻止外国人进北京。而布尔布隆则老实不客气的说他自己带着拿破仑三世的信,必须要亲自交给中国皇帝,此事没什么可商量的,必须按照《天津条约》里规定的时间地点换约,否则不会带来和平。

6月6日,桂良进一步拖延时间,法方已经对桂良失去了信任,布尔布隆变得暴跳如雷。英法两方此时准备绕过桂良直接北上。然而好消息突然传来,清国允许他们行进了。

在布尔布隆的日记里,法国人这样写道:

从此以后再无担忧,通往北京之路畅通无阻,任务定能圆满完成。

1859年6月17日,英国先遣舰队少将赫伯抵达白河河口,随即派遣舰长和翻译上岸向清国地方官报告公使即将抵达的消息。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让军队化妆成平民,拒绝英国人登陆,表示岸上没有官方人员,必须要上报天津官方衙门才能进行下一步安排。翻译问道为什么河道中有障碍物,僧王的人答复说是为了防备太平天国。英方无法,留下一封信,约定3日后再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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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


6月20日,布鲁斯也来到白河河口,同日下午赫伯又派人上岸,发现防御工事被加强了,遇到几名官员,对方让英国人静候数日。当天晚上,又是那些化妆之后的官方将领告诉英国人说因为英国人出言不逊,官员已经回到天津了。

英法联军被彻底激怒了,布鲁斯告知赫伯,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6月22日,咸丰皇帝表示外国公使可以在北塘登陆。但这封信却在6月25日上午9点才传到布鲁斯手上,此时布鲁斯决定于当日上午10点发动进攻,因此不予理会。

后世对英法联军欲壑难平的看法多半就是出自布鲁斯不理会这封信执意要进攻,因为在1858年的战争中清政府投降的太快,英法两国没有捞足,所以才有了这一年的再次进攻。当然,事情多半就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要说但是,如果咸丰稍稍有点外交头脑的话。。。

6月25日上午英军清除河道障碍物,下午退潮时分战斗打响。英军企图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登陆,被僧王的部队击退,死伤400余人。这是清国自1840年以来最大的对外军事胜利,也是英军在远东最大的损失。

军事上的成功让咸丰皇帝后腰一下子就直了起来,现在也不提免除关税的事了,直接就是拒绝公使进京和拒绝长江通商。英法联军扭头就走,嗯,现在可以开战了。

1859年9月,英国政府举行四次内阁会议,决定对清国开战。法国则于该年12月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两大战争机器动员了起来,英国任命额尔金为全权大使,格兰特将军担任英军陆军总指挥,赫伯少将为海军总指挥,法国方面葛罗为全权大使,蒙托邦为法军总司令。战争目的是攻占天津,逼迫清政府投降,如有必要,攻占北京。

1860年3月,蒙托邦率领的军队跨越漫长的海路终于抵达上海,与额尔金和葛罗见面。在此之前,英法动员了在印度、南非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中国,封锁渤海湾,并建立大连、烟台、上海等补给站。让后世的我们十分费解的是,从战争爆发到最后清政府投降,没有任何人想到去进攻这些补给站,切断英法联军的补给线,甚至当太平天国的部队进攻上海的时候,上海当地政府还和联军一起组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太平天国!这。。。

1860年8月,英法联军3万人,144条舰,第三次出现在大沽口。

咸丰皇帝非常轻松:

不知上年该夷挫败,其辱已甚。。。正见中国宽大,并非畏惧求和。联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虽已周妥。。。不难使该夷再受痛惩,惟年决裂之后,从此兵连祸结,迄无了期。

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蛮夷上次输给我大清了,这次居然还敢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就再打一次,僧格林沁都准备好了。不是怕你,就担心你这次输了之后还不认输,再来几次惹人心烦。

不负责任的猜想,此时咸丰的心中一定想到了七擒孟获的诸葛亮。

然而僧格林沁准备的怎么样呢?8月14日联军11000人从北塘进攻塘沽,守卫的是僧王的2000部队。

僧格林沁给咸丰的报捷奏折上说:

该夷炮车二百余辆,夷人五六千名,实系众寡不敌,然亦毙贼无数。我兵每发一炮,该夷成行倒毙。

同一天英方的军事记录则是:

8月14日。。。联军死伤轻微,法军1人死亡,12人受伤;英军伤3人。

同日塘沽陷落。

8月21日联军进攻北炮台,因为火药爆炸,伤亡300人,清军伤亡1000人。

僧王继续报捷:

奴才在炮台瞭望,我兵枪炮一发,该夷纷纷倒毙。。。三次击毙夷匪三四千名。

8月26日天津陷落,同广州例建立傀儡政府管理天津。

咸丰皇帝准备接受对方投降,派老熟人桂良去谈判。英法联军表示必须无条件全盘接受去年的《天津条约》条款,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派兵护送公使进京,并先派遣一个叫巴夏礼的人先过去盯着清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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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


桂良这个时候也不敢瞒了,回了北京一盆凉水浇了咸丰皇帝一身。咸丰大骂桂良,要求联军先退回海上,不准多派从人,然后才能再谈公使的事。

您这不是开玩笑吗。。。

9月初联军从天津往北京行军。

9月9日咸丰皇帝表示要御驾亲征。

9月10日清政府派宗室怡亲王(对没错,就是雍正的弟弟老十三胤祥的五世孙)载垣去通县与巴夏礼谈判。

9月11日咸丰皇帝第二次表示要御驾亲征,实则准备出逃承德。

9月14日咸丰皇帝给载垣手谕上写,认为巴夏礼是联军的“谋主”,不如擒贼先擒王,把他抓住,这样联军就会不攻自破。当然如果实在抓不住就算了,再想别的办法。

9月15日载垣与巴夏礼见面。

关于这次谈判,目前流传极广的一个版本是:双方谈判时清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几乎无条件接受任何条件,唯独对巴夏礼提出“要由额尔金面见咸丰皇帝时当面递交国书,而且不行跪礼”的条件表示“事关国体,万难接受”,双方谈判就此搁置。随后载垣指使僧格林沁将包含巴夏礼在内的39人抓获。

然而,另有一份比较小众的材料,是根据当时随军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还记得吗?在前面广州之战的描述中提到他)的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关于谈判这几天的经过事无巨细,但并没有巴夏礼与清国官员就下跪与否进行冲突的描述。在他的记载中,谈判的后半程变得非常诡异,联军要求扎营,载垣同意,巴夏礼在去营地的路上发现清军士兵在埋伏。这时巴夏礼很紧张,跑去找载垣求助,载垣说,在国书问题解决之前没有和平,只有战争。巴夏礼回去的路上就被僧格林沁抓获,被强按下跪,僧王称巴夏礼是一切麻烦的根源,如今他有了援军可以去进攻英国人了。

我来试着分析一下,这段文字提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点:

第一是,双方的分歧是什么?是国书递交问题吗?我不认为是。亲自递交国书这件事确实是清政府和英军的矛盾点,但不是在通县,而是几天后在北京当额尔金面对奕䜣的时候,此时载垣代表的强硬派根本没有和谈的打算,而会面的一切就是缓兵之计。

第二,僧格林沁为什么有恃无恐?他们真的认为巴夏礼是英法联军的重要谋主,有他在手,联军投鼠忌器。有这种想法的不光是当时在通县的一行人,就连在北京的奕䜣其实心里也这么想。

第三,如果载垣他们真的全盘接受,巴夏礼能完成使命吗?我认为还是不行,因为国书不可能递交到咸丰手上,当时咸丰已经离开了北京,应该正在圆明园准备去承德。

好,无论如何,巴夏礼是被抓了,这是外交上非常严重的灾难。9月18日,巴夏礼事件,消息传回,联军同日进攻张家湾,僧格林沁的近万人防御战线瞬间崩溃,联军伤亡35人,清军伤亡1350人。

9月21日英法联军6000人在八里桥对阵僧格林沁34000人。关于八里桥之战,这里多说两句,和电影以及历史书中不一样的是,八里桥之战其实分为两部分,清军的骑兵和蒙古弓骑对抗法军步军,以及随后的联军骑兵对清军步军。在对抗法军的战斗中,清军确实给法军以极大的杀伤,根据法国国防部档案文献《法军1796~1878战斗记录》记载,这一仗法军阵亡960人,清军损失900余人,但随后随着英国骑兵团(实际上是印度锡克族骑兵)的加入战场,清军骑兵溃逃,并冲散了步兵队,联军伤亡个位数,清军伤亡25000人。僧王单车出逃,清军全线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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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之战


让人意外的是,八里桥之战时清军的火炮实际射程超过联军,只不过清军畏敌如虎,妖魔化联军,填药时加入过量火药,抬炮到最大仰角,试图远远进攻联军,导致炮弹都打到了联军阵后。甚至在英国骑兵团和清军骑兵作战时,火炮仍源源不断的轰到联军后方土地,直到联军炮兵将阵线提前,敲掉了清军的炮兵阵地。

这场战争中体现出来的差距是全方位且惊人的。

9月22日咸丰皇帝留下奕䜣处理后续事宜,自己出逃承德,从而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火烧圆明园”,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后世的影响

1860年9月22日,咸丰皇帝逃到承德,北京留下奕䜣,与英法联军交涉。


从“亚罗号事件”到“火烧圆明园”,解读第二次鸦片战争

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梁家辉扮演的咸丰


9月底,奕䜣表示,自己手上有“重要谋主”,要求英法联军退回到天津,再谈其他的。至于别的事,都能应允,唯有亲自递交国书这一点,肯定不行。

额尔金要求清方释放俘虏。奕䜣表示使团受到礼貌对待。

这段时间直到10月5日,双方在交涉,联军方面等待后方补给,暂时驻扎在通县。

10月6日,联军进犯京城,在安定门、德胜门附近击退清军,并一路尾随至圆明园。当天晚上,零星抢劫开始。

10月7日,大规模的劫掠圆明园,随军的中国苦力和周边平民或土匪也参与了劫掠。

10月8日,巴夏礼被释放,其人并没有受到虐待。但是同日英军在圆明园内发现之前被俘人员的衣物、日记、肩章等物,得知有泰晤士报记者遭到分尸,尸体被喂猪。愤怒的英军烧毁部分房间。

10月9日,联军撤出圆明园。

10月13日,京城豫亲王私自接受联军最后通牒,撤下守卫安定门的士兵,联军占领京城。

12日起到16日,陆续有被俘人员被释放,联军得知共有20人死亡。

10月14日,额尔金给奕䜣写信,要求清政府对虐杀使团的行为负责。并提出要焚烧圆明园,巴夏礼表示同意。


从“亚罗号事件”到“火烧圆明园”,解读第二次鸦片战争

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张铁林扮演的奕䜣


这是赤裸裸的抢劫。在这篇文章里,如果说英法联军在一开始给人一种委屈无奈惹人同情的形象,那么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的本意是想描述历史书以外的一种情景与结论。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帝国主义觊觎财物,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清政府愚昧荒谬,这两点都是对的,如果我们按照现代社会的眼光去看,就会得出第一个原因;如果按照当时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去看,那么会得到第二个原因。现在网上不乏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洗白的文章。但是,火烧圆明园则容不得半点洗白,这就是野蛮的行径,和僧格林沁虐杀使团没有什么不同。先抢劫,再放火烧,烧掉证据,让一切变成无头公案,从此再也不会被人去查到。无论额尔金提出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再回到叙述中。

10月16日至17日,英法双方就烧圆明园的问题进行沟通。法国人不同意烧圆明园,首席代表葛罗认为搞就搞大的,不如先抢紫禁城再烧掉;而主帅蒙托邦会觉得烧掉圆明园可能导致谈判破裂。但额尔金决心一定要烧。

10月17日,英军在北京城内贴出告示,宣布自己火烧圆明园的原因。这篇告示很值得一读,摘抄如下: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刑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言及违反合约起见,决于十八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举动,人民既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

10月18日,大规模焚烧开始。

10月19日,额尔金给葛罗去信解释为什么要烧圆明园,其中提到:

1. 焚烧紫禁城的宫殿,容易吓跑官员,不利于谈判;

2. 烧圆明园可以威慑清政府;

3. 以后回国,可以宣扬自己只毁了中国皇帝的花园,而没有给老百姓造成伤害,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这三点原因,加上上面的告示,被认为是焚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例证。可是抢劫在先,焚烧在后,则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1860年10月24日25日,清国投降,清国与英法两国正式交换了《天津条约》,同时又签署《北京条约》,让人气愤的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俄国借口调停战争,逼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北京条约》,获得了远超英法的巨大利益。

1860年11月3日,额尔金放弃面见咸丰皇帝。这场在战争背景下的中国人外国人的冲突,咸丰是胜利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从头到尾都似乎是一场闹剧,清政府和大清国没有“民族”、“外交”的概念,套用的国家体制也是远远落后于当时那个时代。现在看似荒诞的种种行为背后隐藏着传统儒家思想的局限性,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摆在人民眼前,但整个民族真正认识到它,则是在35年后的甲午一败涂地了。

这场战争,纸面上的导火索是亚罗号事件,亚罗号的背后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历史遗留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疯狂野心以及清国统治阶层的愚昧荒谬,多方交互,构成了这场本不会发生的战争,圆明园则被永久的毁掉了。

最后说一下主要人物的结局:

咸丰皇帝,在承德时透露出想迁都西安的打算,以躲避外国人,被随驾大臣劝阻,随后于1861年8月22日死在承德,享年30岁。

恭亲王奕䜣,一改之前呼吁杀掉李泰国的作风,变成洋务运动领袖。1861年联合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废除顾命八大臣,拥立两宫太后共同听政,改国号为“同治”,于1898年死于北京,享年65岁。

僧格林沁,因抵御联军作战不利,被革去爵位,随后不久恢复,后在山东与捻军作战中有功被赐世袭罔替,1865年被捻军围杀。

桂良,洋务派成员,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死于1862年。

额尔金,1862年被任命为印度总督,1863年死于心脏病。

巴夏礼,任英国驻日、驻韩大使,1885年在北京病逝。

李泰国,任清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后返回英国,死于1898年。

葛罗,战后返回法国继续担任参议,死于1870年。

蒙托邦,受封八里桥伯爵,普法战争后受命回国组阁出任首相,未能阻止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灭亡,死于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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