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采用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不惜通过立法将商人的地位再一次踩进尘埃里，但是他绝对不会想得到，在中晚期的明朝竟然会逐渐形成弃儒就贾的风俗。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明朝虽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却还是形成了弃儒就贾之风？其实部分儒生对商人的看法改变是关键性因素。
这种看法改变的原因，既出于儒士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又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以及当时理学家们对于辛勤付出劳动行为的肯定。
谁说读书人就一定要“淡泊名利”？这是一种偏见
古代自唐朝以来以科举取士，所以读书人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加上长时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人们形成了一种十分固定的思维模式，走科举的道路才是每个男子最佳的选择。
所以读书人在很多人眼中看来都是高风亮节的，比满身铜臭味的商人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实际上，读书人就不是人了吗？他们难道就没有钱财需求？因为这世上有哪种事情不是和钱挂上等号的，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啊！
钱是好东西，古代一直以来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所以商人做生意一般也是十分讲究信誉的。与此同时，从事商业能够带来更多钱财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泾野子内篇》中，明朝理学家吕柟曾经就商贾之流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商亦无害,但学者不当自为之,或命子弟,或托亲戚皆可。不然,父母、妻子之养何所取给。”
也就是说，这位理学家认为，读书人还是不应该自己亲自去从商，但是却可以让自己家族的其他亲眷从事这一行业。不然只凭借一份工资可养不活老父老母以及妻子儿女。
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这个人虽然表面上还有一副读书人的清高，但是现实生活却狠狠打了一次他的脸。
所以即便他抱着读书人的清高，认为商业虽然相比较读书人来说很上不了台面，但是最后还是要向现实妥协。于是原本不可行的商贾行业也成为了可行的一种职业。
确实，人生在世不可能每天只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古人又不是小仙男小仙女，可以完全摆脱世俗生活。只要人生在世，就一定会整日和钱打上交道。
所以，即便读书人想要做到“淡泊名利”，但是却也往往会受制于钱财。
因此，人们关于读书人淡泊名利的认知其实是一种偏见，或者是由于读书人自身的气质，导致其他人对这种身份的人在看法上自带磨皮滤镜。
但如果揭开了那层面纱就会发现，读书人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距，要做到完全淡泊名利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
谁说靠自己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的商人不值得他人尊敬？只要自己勤劳努力就值得尊敬
人们的眼中很多时候是能看到商人发达时候的情况，实际上每一个最后发家致富的商人最初谁不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在这样的付出下，最后才取得了最后的成就？
据李贽的《焚书》记载：“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商贾有什么可鄙的呢？他们历经风险，还要受辱于人，背负太多最后获得却微乎其微。所以就但从这历经坚艰辛最终才取得财富的过程来说，他们就是值得尊敬的。
李贽说的这句话可算是真正讲到了那些商贾的心坎上了。
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时期，人们普遍有着士农工商明显阶层意识的商贾，交厚重的税就不说了，还要忍受来自于“高等级”职业的侮辱，心里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心酸，只不过内心都将这份酸楚压下去暂且不提罢了。
明朝的理学家李贽能够说出这种理论，虽然说和他本人出身于商贾之家，由贾入仕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那明朝集心学大成者的阳明先生说的这一句话则就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商贾行业态度的转变。
在《传习录拾遗》中，阳明先生是这样说的：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士农工商作为四种不同的行业，各有各自的用处，实在不用分一个高低贵贱，但奈何封建时期的很多统治者们为了能够稳定自己的统治，非要压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实际上，即便有些人的身份是商人，却也不耽误他们成为一个圣贤而又有道德的人。阳明先生说的这句话，算是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了。
行业有不同，无需分贵贱。即便是在今天，这个理论也是现在获得大家普遍认同的。
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奉养父母养育孩子，这就值得被人尊敬。幸而对于商贾来说，这种尊敬虽然迟到，但是并并未缺席。
谁说商人社会地位依旧低下？不断有商人子弟通过科举入仕，就是商人社会地位上升的铁打证据
明朝时，有钱的商人甚至可以捐官，或者商人子弟能够参加科举，这放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不过在明朝的时候，这种事情却是真实存在的。
据《松窗梦语》记载：“毅菴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乃白金一锭也。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
《松窗梦语》是明朝嘉靖年间的进士张翰所著的一本书，其中就记载了他自己家族的过去。他们家祖上几代都是行商的，经历一段时间的奋斗，最后积累下来了不少的家财。
有了钱财，商贾之家的子弟就有了更好的物质保障，加上中晚期的明朝在这方面把控并不严格，以及人们对商人看法的改变，使得商人子弟也有了参加科举的机会。
商人虽然说很能挣钱，但是其实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摆脱商人的身份，毕竟士农工商的阶层观念依旧还是对他们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所以，明朝很多商人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太学生约之翁君墓表》记载明朝有一户富商家“其子弟多读书，好行其德，有闻于时”。
由此可见，在当时由贾入仕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事情，并且有越来越多商人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
总结：
以上种种表现，使得明朝的部分儒士对商贾这个行业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儒士对商人的看法产生变化之后，明朝形成弃儒就贾的风俗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虽然说当时人们产生了弃儒就贾的风俗，可前提是在身份上的转变是先由“儒”再到“贾”。
也就是说，商人子弟一般会选择先依靠家中祖上从商积累的钱财，来为自己谋一个官身，或者鼓励子孙后代努力读书，摆脱商人的身份。这个根源还是因为当时的人皆认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才是王道。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人们对于商人的看法逐渐改变，开始意识到商人的社会价值，但是这远远还不够，几千年士农工商排位思想已经深刻融入进他们的骨髓。
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种突破，因为明朝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其实也变相说明当时对商业的抑制措施开始逐渐放松了。
参考资料：
《焚书》
《松窗梦语》
《泾野子内篇》
《传习录拾遗》
《太学生约之翁君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