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等人合影

1949年11月中旬，北京城暗流涌动，中央军委某部监听台截获了一份发往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密电，内容是发报者窃取到的有关毛主席即将出访苏联的情报。

事关重大，这一情报在最短时间内被送至毛主席案头。主席批示：“公安部，在我回来之前，镇压了这个反革命。”时间紧，任务重，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调集精兵强将，亲自领导督办此案，一张侦査敌特电台大案的幕布由此拉开。

神秘的“计小姐”

案件由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合办。专案组成员包括公安部调査研究处处长李广祥、副处长苏玉涵，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公安部调查研究科科长曹纯之、副科长成润之等人， 皆是当时的精锐力量。

案情极为重大，但专案组掌握的资料却少得可怜，只有敌人密码电报的破译文和署名“0409”的特务代码。一开始，大家按照电报密码思维，推断“0409”可能是百家姓中“郭、国、顾、巩”四字之一，于是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方面，调用公安部的电讯测向车查找敌台地址；另一方面，从北京市各分局的户籍上查找“郭、国、顾、巩”四姓中与本案有关的可疑人。但这两项工作都是费时费力却又收效甚微。测向的范围西起丰台、东至朝阳门、南自大红门、北至德胜门关厢一带，侦听范围太大，短时间内难以奏效。姓氏排查更是相当于大海捞针。案件侦破一时陷入僵局。

此路不通，专案组很快转变思路，从破译的几份电文中发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汇款”，另一个是不同电文中均出现“计小姐”这个人。有汇款，就肯定有收款人。杨奇清启发大家，敌人每天都在发报，说明敌人每天还在活动，活动就需要经费。调査侧重点由此转向汇款。专案组首先调査北京的银行、钱庄、邮局等所有办理汇兑的地方，但没有査到可疑汇款，之后调査范围扩大到天津。

曹纯之带领侦査员来到天津，很快在天津金城银行的账簿中査到一笔从香港金城银行汇给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款项，取款人留下的手续落款是“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计爱琳”，并留有手章印记。不久，在天津的中国银行又査到一张港币存款单，这张单据有两个信息十分重要：存款人为“计爱琳”，这说明她取款后马上进行了转存；转存时留下了 一个详细地址：北京市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

侦査员马上赶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二分局第十派出所，了解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的情况。户籍档案显示，该地址共住3户人家，其中确有一户沈姓人家，户主沈德乾是个商人，家中有3位计姓女子，一位是其妻子计致玫，一位是计致玫的妹妹计采楠，还有一位是计致玫的侄女计雪玲：从年龄比对看，35岁的计致玫太大，15岁的计雪玲太小，只有29岁的计采楠最有可能是“计小姐”。那么，计采楠是不是“计爱琳”呢？

用假名是特工的惯用招数。侦查员从新桥贸易总公司调査得知，该公司确有一名叫计采楠的女子，这下基本可以确定，计采楠就是“计小姐”。

外围取证

尽管初步确定了一个嫌疑人，但在不清楚敌特组织究竟有多少人的情况下，为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继续开展外围调查。

首先是监听计采楠的电话，并监视其行踪。其次，在计采楠所住的大院内建立线人，监视其日常举动。一次，线人报告说，听到计致玫与丈夫沈德乾吵架，沈发狠说：“你们哪里来的钱我还不知道，我给你们报告了，谁也活不了。”夫妻二人争吵的源头是计致玫要求沈德乾归还挪用的计采楠的钱。沈是商人，却常找计采楠借钱，行为上不合常理。沈如此言语，说明这些钱的背后有故事。

不久，对计采楠户籍的调查有了重大发现。计采楠有个哥哥叫计兆堂，还有一弟弟叫计兆祥。侦查员对计兆祥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北平解放后，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投降，上交了大量敌特档案。在国民政府内政部北平特警学校1948年最后一期毕业班的同学录上,就有计兆祥的名字。这批人特训的内容主要是潜伏、搜集情报、收发报以及爆破、暗杀、投毒等。

通过审讯在押特务叶清林等获悉，北平解放前夕，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陈恭澍部署“留置任务”，计兆祥确是其中一员。叶清林透露，1949年3月，还看到计兆祥带怀孕的妻子到医院产检。很有可能，计兆祥没有离开北京，而且与我方要找的电台有关。

与此同时，电台监测也取得了新进展。根据军委情报部门提供的潜伏电台频率、波长等技术资料以及发报的习惯时间、手法特点等，经反复测向分析，测得潜伏电台的位置在距王府井不远的南河沿磁器库南岔道一带。在冯基平指挥下，北京市公安局调集人手配合专案组，对南岔道一带的居民户口展开全面调査。经过梳理发现，租住在7号张家大院的计旭最为可疑。派出所的户口底票上是这样填写的：计旭，男，1924年生，北京市人，现为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职工；妻吴岚，1925年生；儿子计虹，未满周岁。

这个计旭，是不是计兆祥呢？

锁定目标

侦查员从全市敌伪档案一张发黄的表格中发现了计兆祥的照片，经比对，与计旭为同一人。为保险起见，曹纯之从在押的北平末期特训班学员中找来两名计兆祥当时的同学，利用计旭每天上午9点骑自行车去东单市场买菜的时机，在途中辨认。二人一致指认计旭就是计兆祥。这两条信息，加上计旭孩子的出生年月与之前特务供认的吴岚去医院孕检日期相近，计旭任职的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正是计兆祥的姐夫沈德乾。所有证据形成闭环：计旭就是计兆祥！

接下来的问题是，计兆祥是否就是“0409”？

从户口底票看，心怀鬼胎的计兆祥在一年里搬了3次家。最近的一次搬家，他曾向台湾报告过。电文中提到的用于充当房租的面粉袋数与房东叙述一致。而其近期搬家的轨迹与我电讯监听车测到的敌台发报讯号变动轨迹在时间和地点上也基本一致。

侦查员以电业局职员的身份，通过査电表发现，计兆祥家每天的用电量比同院的其他人家多出好几倍。李广祥处长还派侦查员在大院的西屋安装了一个能监测电报讯号的小灯泡，晚上侦查员躲到大院里隐蔽起来，结果发现计兆祥房内晚上用电量、电灯的闪烁情况与监听台收到的敌台发报时间完全相同。

种种迹象表明，敌电台就在计兆祥住的房间里。出于放长线钓大鱼的考虑，侦查员并没有急于对计兆祥出手。此时，毛主席即将结束访问回国，杨奇清要布置毛泽东回国的安保工作，潜伏电台的侦破工作改由李克农代管。李克农指示，集中力量监视计兆祥、计采楠等重点嫌疑对象，把计兆祥作为重点中的重点。

台湾的保密局似乎也察觉到了一丝危险，在给计兆祥的电文中指示，不要再让“计小姐”取款。计兆祥将收款人改为天津忠祥棉布庄吴光宇。吴光宇是棉布庄的一个股东，还是计兆祥妻子吴岚的表兄。之后，保密局又要求天津天源义记行王寿恒将20两黄金交给吴光宇，再由吴光宇转给计兆祥。之所以选择天源义记行而不是直接汇到棉布庄，主要原因是天源义记行的老板雷宾玉之前去了台湾，天津的资产交给了外甥王寿恒和侄子雷玉璞打理，行内来往商人很多，比较隐蔽。至此，天津这两个新的秘密转款据点也被掌控，案情基本明朗。

收网

在毛泽东访苏回到国内前夕，公安部决定收网，逮捕计兆祥等人。

1950年2月26日上午，总指挥李广祥向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同时下达了逮捕计兆祥等罪犯的命令。本来，侦查员想等计兆祥发报时出手，抓他个现行，后来左等右等也没动静，负责抓捕的张烈决定不等了，立即行动。几名侦查员踢开计兆祥租住房间的房门，将枪口指向睡梦中的计兆祥夫妇。

从计兆祥家中，搜出美式直交流15瓦电台一部、密码本4本及收发报底稿2本、《通报 统计》和《人员通讯联络法》各1本，在沙发下还发现1支美式2号左轮手枪。另在计采楠的住处搜出领取特务活动经费用的“计爱琳”手章1枚。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计兆祥等罪犯对间谍行为供认不讳。由此得知，这部电台从台长、报务、译电及情报都集中于计兆祥一人身上，其余人员不过都是外围辅助人员，这也是敌人为何称其为“万能台”的原因。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计兆祥判处死刑， 执行枪决

经审讯得知，从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26日被捕，计兆祥先后发报215次，收发报文稿3万多字。其发出的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引来国民党空军6架8-24轰炸机，炸毁我飞机4架，死伤20余人。发出的毛泽东访苏的电报则引发了一场刺杀行动。

原来，台湾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得到毛泽东访苏的情报后，经报蒋介石同意，召集潘其武、叶翔之、毛钟新等“骨干分子”开会，制定刺杀计划，决定使用潜伏在东北的敌特组织“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一翼是破坏长春的14号铁路，制造颠覆，并在现场进行暴动性截杀；如果不成，则另一翼在哈尔滨车站埋设定时炸弹，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后因时间仓促无法实施，就把刺杀时机挪到毛泽东从苏联回来时进行。根据这一情报，我方人员守株待兔，台湾保密局派出的特派员跳伞刚落地，就被我公安战士俘获，然后，由侦査员假扮“特派员”，顺藤摸瓜，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一网打尽。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计兆祥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从犯，依据其犯罪情节轻重，也都受到了严惩。

摘自《炎黄春秋》202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