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剑
“驸马”冉仁才墓及冉氏族属族源问题(一）
—— 冉仁才职官、身份及名讳事迹不入正史的原因
重庆市万州区沙河镇东约八公里的双溪村境内，世传有“驸马坟”唐冉仁才墓。1978年，四川省博物馆同万县地区文教局一起，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墓虽多次被盗，却仍清理出瓷俑一类唐代文物百余件，中有残墓志二方。据《考古学报》1980年第四期《四川万县唐墓》一文的作者说：遗憾的是，墓志“因长期水土浸蚀，志文大多漫漶无迹。所能辨识的文字，也难以贯通成章”。在残剩文字中，又“恰恰缺少了墓主人姓名和刻志年代”，给考证考察墓主生平，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困难。经该文作者考证，墓主人确实是唐永州刺史冉仁才。考证所据，却主要是明正德《夔州府志》所录明高公韶所撰《唐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永州刺史、巫山开国公冉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冉公墓志铭》）。该文考证粗略，未及相关问题，有待深入和细化。
冉仁才墓出土青瓷
遍检唐史，均不见载有冉仁才的职官、身份和名讳事迹。以《夔州府志》所录存的《冉公墓志铭》记载的冉仁才职官、身份和地位衡量，冉仁才名讳事迹不入于唐史，不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很难理解和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因此，实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史实和他种文献记录，予以明辩。
一、冉仁才的身份考证
《宝刻丛编》卷十九引《复斋碑录》，记有唐张昌龄序、李崇真行书、弟子恂书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二月十二日立的《冉仁才碑》。但是，该碑文又不见于《全唐文》张昌龄卷。是前人缺收，深为可惜！又《舆地纪胜》卷一七七“万州古迹”条下记：“冉仁才墓，在武宁县东十三里，俗谓附马窖。有龙朔二年所立表”。今“附马坟”冉仁才墓所在黄家山插柳冲，唐宋时均属南浦县（治今万州区万安桥东），不在武宁县（治今万州区武宁镇）境内，“武宁县东”的说法，显是《纪胜》系县有误。“龙朔三年”与“龙朔二年”，有一年之差。其中之一，必是前人抄刻笔误。由上可以断定：《复斋碑录》与《舆地纪胜》所记史实，应是同一碑刻。这显然也就是四川省博物馆与万县地区文教局一起，发冉仁才墓所得残墓志之一。另一块，无所怀疑，它正是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酉阳宣抚司冉元重修冉仁才墓时，委高公韶撰写刻石的，并载存于《夔州府志》上的《冉公墓志铭》。
民国《万县志》记：“冉仁才，字征文，资性英勇。隋大业末，以功授通议大夫。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平绿郞有功。秩金紫光禄大夫、荆州刺史，封巫山公。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诏加前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持节浦州刺史。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迁澧州刺史。永微二年（公元651年）入朝，优诏迁使持节永州刺史。三年（公元652年）九月，卒于任，年五十六。五年（公元654年），归葬于万州南浦之万辅山”。《万县志》所说冉仁才生平，大体与明高公韶《冉公墓志铭》基本相同。
依《万县志》和高公韶《冉公墓志铭》说推断，冉仁才大略是生于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九岁左右，就离家去了隋京，并因功被隋炀帝杨广授予了高级文职京官“通议大夫”。官职品位，在正五品以上。二十三岁时，又因“平绿郞有功”，被恭帝杨侑策封为正三品级的“秩金紫光禄大夫”和荆州刺史，还赐爵“巫山公”。这时，隋王朝的大权已全部落入李渊之手，杨侑只是李渊手中傀儡。如果《万县志》和高公韶所说冉仁才生平真实，则无可怀疑的是，这时的冉仁才已投靠了李渊。并以忠心和军功，得到了李渊的赏识和重用。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在二十四岁时，有可能获得加封为“巫山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和“持节（有诛杀无官位人员特权）浦州刺史”的殊荣。冉仁才中年，虽无更大的职任爵秩迁升，可是到了晚年，高宗李治，还加封他做到了“使持节（有诛杀中下级官员的特权）永州刺史”的高位。成为了一个主掌一州军政，相当于后来节度使的封疆大吏。使人不解的是，如此有功于唐，累有迁升，职高爵显的封疆大吏，死后两年才得允归葬原藉。归葬十余年后，才有人敢于为其碑记一切。一个功封“国公”、“开国公”，官位爵秩都在正三品以上的官员，竟会死后正史无传无记。且连名讳、事迹，均不能入于正史著录，这不太叫人奇怪了么？
《文苑英华》卷九二，载存有唐人张说的《唐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碑文并见《张说（悦）之文集》。惟訛冉为“册”，大谬。墓碑主人是唐河州刺史冉寔。碑文中说：“烈考天水郡果公仁才，秩金紫光禄大夫，婚皇室汉南县主，经浦、澧、袁、江、陵、永，凡六州刺史。”旧以父为考。由是可知，冉仁才应是冉寔之父。碑文中所记冉仁才生平，更是简略。但是，所述文字内容，与四川省博物馆所得残墓志之一的残剩文字内容，大体相符。如“天水郡果公”与残志“封天水郡公”；“婚皇室汉南县主”与残志的“尚汉南县……”等，大体无差。由是说明：冉仁才的真实身份，是“郡公”而非“国公”和“开国公”。其所娶，是皇室的“县主”而非公主。连“郡主”也不是，又何能称其为“驸马”呢？“持节”和“使持节”之封，更非事实。官位爵秩，自然就没有《万县志》和高公韶说那样高了。由此证明，高公韶的《冉公墓志铭》和《万县志》所记说的冉仁才生平，实有不少不实之说。
二、《神道碑》记载的冉仁才之父冉安昌生平
张说，字道济，一字悦之，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667年，死于公元730年。武周永昌元年（公元691年），举贤良方正策对第一。历官凤阁舍人、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左丞相等。善文，尤善碑文、墓志。朝廷述作，多出其手。《神道碑》，显系冉仁才子冉寔死后，由其后人请托之作。受封建礼法制约，碑文内容难免有隐讳或夸饰的地方。但是，它毕竟是同朝人记同朝人事。撰碑时，又去冉仁才死不久。因此，它较之明朝人说唐朝人的事情来，无疑要准确得多。其可信度，自然要大。由是可以肯定，《神道碑》所记说的冉仁才官位爵秩，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所以，有关冉仁才生平。张说《神道碑》的真实准确性，明显高于明高公韶《冉公墓志铭》和民国《万县志》，这应是毫无疑义的。
地理位置概略图（底图为唐朝.669年行政图）
《神道碑》又说：“大父黄国庄公，讳安昌。隋启平城，祚以石壁；唐分蜀国，瑞以桓圭。其后，改封于黄；授信州刺史。历潭州总管，赠夔州都督。“大父” 即祖父，即冉寔的祖父是冉安昌。对此，《元和姓纂》卷七更有如下明确记录：“云安（即云安郡，唐玄宗天宝元年改州为郡时，由夔州所改）冉氏，盘瓠后，冉髦之种也，代为巴东蛮帅。陈有南康（南康郡，治今江西省赣州市）太守、巴东王冉伽轸。轸孙安昌，唐谭州都督。安昌孙寔，河州刺史”。《姓纂》中唯独不记安昌子、冉寔之父冉仁才，内中必有深刻原因。
“平城”，秦置县，治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汉灵帝时，废。建康中复置，移治代县东。北魏时，为恒州、代郡。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废。
“黄”，即黄州。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改衡州置，治南安（今湖北省黄岗县）。隋末，为萧铣割据。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平萧铣，其地入唐。
“信州”，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置，治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瀼西（今被淹没了的县城永安镇）。宣政元年（公元578年），龙门王述移治白帝城。隋炀帝时，废州改巴东郡。唐初，复名信州。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因“避外祖独孤信讳”（马端临《文献通考•州郡考》），更名夔州。
“潭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湘州置，治今湖南省长沙市。隋末，萧铣割据。武德四年，入唐。
由上可知，黄州和谭州在唐武德四年以前，都还不是李唐王朝所据控的地盘。这时，即便李渊要封赏冉安昌，也绝不会虚地以授。因此，冉安昌黄州、潭州之任，必定是唐武德四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新唐书•高祖本纪》所记李渊在隋末起兵太原时，海内起兵割据可数四十七人中，就有“巴东冉安昌”。直到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四月，才“冉安昌降”。这就是说，在武德四年李孝恭、李靖率兵灭萧铣以前，冉安昌还是李唐以外的割据势力，并非是李唐臣将或附庸。直到唐王朝派兵灭萧铣一年以后，冉安昌才投降了唐王朝，成为了李渊的属下。因此，即使《册府元龟》卷九七三所说：“（武德）四年，巴东蛮帅冉安昌，率兵与大军平萧铣”是事实，也只能证明冉安昌是支持并亲自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然而，就是这样，冉安昌在政治上，仍旧是独立的。并非以李唐王朝的将领身份，参加这次军事行动。而只是以盟友的身份，与李唐大军一起共平了萧铣。否则的话，《册府元龟》在记其事迹时，当称其官衔职爵，是绝不会用“蛮帅”相称的。由此可见，冉安昌既然参与此次平萧之战是以盟军身份，就绝不会是李唐臣将。即便李渊在事前有以高官厚禄诱降的事实存在，也证明冉安昌并未接受。只是，他碍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和一些利益上的驱使，同意了与李唐结盟，借地让李唐大军路过，并出兵参与了此次灭萧铣军事行动，这应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重庆师范学院管维良教授，在《巴族史》一书中说：唐出兵湖湘前，李孝恭、李靖已“坐镇”信州，显不合于历史事实。
《神道碑》有冉安昌降唐后“改封于黄”的说法，可以认为这是他降唐后所得到的职爵封赠。既属“改封”，说明冉安昌在降唐前已有过官爵职衔。这些官爵职衔的称名是什么？囿于行文规范，《神道碑》缺记。在无他种资料足资证明的情况下，就只好据理揣度了。从冉安昌在隋朝有“启平城”的功劳和为“巴东蛮帅”的身份揣度，他的受封，很可能就是“巫山公”和“巫山开国公”、“浦州刺史”等。这是因为，这样的官爵职衔正与他坐镇之地合。若果所说确实，则冉安昌“巫山公”、“巫山开国公”和“浦州刺史”等官爵职封，乃是隋封，绝非降唐后所得。因冉安昌降唐较晚，显然还是被迫的。因此，唐李渊绝不会再继续承认隋王朝对他的策封。因而《神道碑》对此略而不记，这是很有道理的。
《神道碑》中又有“授信州刺史”的记录，这很可能记录有误。这是因为，唐初虽有过信州之设，但为时很短。唐武德二年，就改信州为夔州了。信州已经不存在，冉安昌又是武德五年才降唐的。其时去信州改夔州已三年，冉安昌又焉会再有信州刺史之封任呢？《神道碑》此说，有可能为夔州刺史之误。如将此封断为隋文帝时事（不可能为隋炀帝时事。因炀帝时，信州已改名巴东郡了），这又与《神道碑》只记唐事，不记隋封的行文原则相悖。由此不难断定，此属误记的可能性最大。
三、相关问题
基于上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旧唐书•地理志》中所说：“武德元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牂牁要路，请置务州”，在系时上更是错误。这是因为，武德元年时，冉安昌已是李唐以外的地方割据势力（见《新唐书》）。用不着向隋王朝请命，就可以在自己据控的地域内，决定一切政务。何况，其时李渊已事实上把持了朝政，建立起了唐的割据势力。冉安昌既已割据自立，又焉有向李唐请命之理？因此，愚意以为，请置务州一事若果确实，也绝非发生在武德元年，而应是隋文帝或炀帝时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此说也并不排除可能是冉安昌降唐后办理的事。然而在时间上，却至少要晚到武德五年之后，绝无可能是在武德元年。
上说种种清楚表明：生前曾受策封“巫山公”、“巫山开国公”的，绝非是冉仁才，而是其父冉安昌。这些策封，乃是隋王朝时事，唐是不会继续承认的。依“父死子继”的爵位继承制，冉仁才也无可能承袭这些爵号。由此可以判定，明高公韶《冉公墓志铭》和民国《万县志》所记冉仁才生平事迹中，至少其爵秩是基本不实的。
《舆地纪胜》“万州沿革”下引《旧碑》（即唐张昌龄所撰碑文）说：“唐武德二年，以冉仁才为使持节浦州诸军事、浦州刺史。四年，同赵郡王李孝恭讨萧铣，有功”。说法与《册府元龟》的“巴东蛮帅冉安昌，率兵与大军平萧铣”之说，略有出入。但足以肯定所述史实为同一回事，因而可信。愚意以为，在平萧之役中，冉安昌、冉仁才父子均参加了行动，并有大功于唐。只是必须明白的是：第一，平萧之前李渊予冉仁才的高官职使，完全是想利用冉仁才与冉安昌的父子关系，为诱降冉安昌而实施的一种策略。然而，结果并未完全如愿。冉安昌除答应借地让唐军路过顺江东出外，还决定派军与唐军联合作战，共平萧铣。可是，在政治上，他却拒绝了唐的劝降。其时的浦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仍还是冉安昌的割据势力中心，还未归属李唐王朝。冉仁才浦州之任，只不过是李渊为实现其政治谋略而开具的空头支票。第二，在平萧铣战役中，冉安昌、冉仁才父子，极有可能出的力最大。功劳，自然很高。但是，正由于冉安昌只是以盟军身份出军，并没有降唐成为李唐臣将，冉仁才的官衔职任又非实职。所以，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指挥者，却是李唐的大将李孝恭和李靖。平萧的功劳，也就只能记到二李账上。第三，冉安昌于武德五年虽投降了唐王朝，可事实上纯因被迫而非自愿。这样的投降，从统一全国政治谋略上的考虑，李渊自会欣然接受。但是暗中，却免不了对冉安昌的猜忌和不信任。受其父牵连，冉仁才即便在李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曾有过较多较大的功劳，也是绝不会得到李渊的真正信任和重用的。
四、不入正史的原因
冉安昌、冉仁才父子名讳事迹不见或少见于史录的原因，四川大学蒙默教授认为：“当因冉氏为巴东蛮帅受到歧视而有意抹煞”。对于此说，笔者很是怀疑。事实上，新、旧《唐书》等正史中，入传入记的唐初功臣名将名单中，是有不少原为“蛮”为“夷”，为“蛮将”、“蛮帅”的。如阿史拉杜尔，是原东突厥可汗之子；契苾何力，是原铁勒部首领；黑齿常之，百济人。以上这些人，均不因为是“蛮”是“夷”出身和因原为“蛮将”、“蛮帅”而被史书的修撰者“歧视”而“有意抹煞”，何以单单要歧视和有意抹煞冉氏父子呢？显然，蒙教授的此一说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既然冉安昌、冉仁才父子名讳事迹不见或少见于正史记录的原因，肯定不会是因其蛮夷身份，那又会是什么原因呢？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思考，笔者以为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还是只能从政治上寻找。第一，由于冉安昌是被迫晚降，唐王朝对之是既不放心，更不会重用的。降唐后，他之所以不再继续留任其原来的势力范围，而被很快迁任潭州，就正好证明了李唐对之不信任和不重用的心态。李唐将冉安昌调离其原势力辖区，用意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削弱其势和防其未来。第二，受其父冉安昌的政治影响和牵连，冉仁才自然也不会得到李渊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至其死，其职官爵秩品位，可能都还未达到正史传录的采收标准，故不见录入。如果这一原因不能成立，那第三，联系到唐初的宫庭权力纷争考虑，冉氏父子，特别是冉仁才的名讳事迹不见或少见于正史记录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曾卷入过这些政治纠纷且是失败者。结果，他们被胜利者视有“谋逆”、“背叛”嫌疑。虽未贬官被杀，却也因此而理所当然地要被政治压抑。对于此，虽尚无明确的史实史料记录可资佐证。但是，从冉仁才逝后不能及时归葬原藉；死后十余年，才有人敢于为其立表树碑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明显是存在的。这种政治贬抑，还很可能正是冉氏父子名讳事迹不见或少见于正史和其他史录材料的最大原因。
——未完待续——
1.本文源于陈剑老师的《 巴渝人文剑解》
2.本文已获得陈剑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