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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看似仅仅新增了一个州，背后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一切，要从胡人的内迁开始说起。

在西汉前期，河西走廊一直控制在匈奴手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氐、羌、塞种、月氏、乌孙、匈奴、卢水胡等许多族群。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匈奴的威胁，作为剪除匈奴羽翼的计划之一，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令霍去病出陇西，攻击河西地区的匈奴，取得大捷，河西匈奴的首领浑邪王投降了汉朝，至此也昭示着河西走廊第一次归属了中原王朝。

中原王朝一直在探索着对河西走廊的开发。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传统的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许多从中原内地的汉族民众迁徙到河西，使得农业也得以发展起来。伴随着汉代通过张骞、班超的努力进一步打通西域，使得许多商人经由河西走廊前来贸易，也带动了河西商业的发展。至此，河西地区不仅包含了本地民族和汉族，也包含了许多西域的胡人，以及从南北进入走廊的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了一种胡汉杂居的社会结构。

不仅河西如此，安置羌人和氐人的陇右和关中、安置南匈奴的并州、以及安置鲜卑的辽东，都逐渐形成了河西地区的情景。

大量的人口为这些地方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来源，也让这些地方逐渐兴盛。

矛盾也伴生在这兴盛之下。

一直以来，统治者对于这一地区的胡人采取的是薅羊毛的方式进行统治。这些胡人在统治者眼里属于“未开化的蛮夷”，能够做大汉的子民已经是天恩浩荡，自然也谈不上给予他们怎样的权利。这些胡人相对中原地区一般的编户齐民，所承担的负担更加沉重。

从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为了防止匈奴联合当地的羌人在此地再次作乱，汉武帝下令将河西走廊的羌人全部驱逐。

这些少数民族民众长期一直居住在河西走廊，现在要他们迁出故土，自然也就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加上许多其他因素的烘托，他们不断奋起进行着反抗。

以先零羌和烧当羌为代表的羌人不断在这一地区掀起叛乱，以至于到了东汉时期，羌人的叛乱已经牵扯了东汉王朝的大部分精力。

出自扶风班氏，在河西居住过的大儒班彪（班超、班固的父亲）很敏锐的看出了问题所在，建议光武帝刘秀仿照前例设立护羌校尉，一方面关注羌族百姓的疾苦，采取和缓的方式缓解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出镇边陲，防止羌人作乱。刘秀同意了班彪的建议，派出一个叫牛邯的人担任护羌校尉。

必须说，牛邯很有本事，在他任上，羌人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但好景不长，牛邯死后，东汉朝廷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设置新的护羌校尉。等再设置护羌校尉的时候，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并没有进一步延续班彪的思想，更多采取军事手段来对付羌族，导致班彪的规划并没有得以很好的施行。

即使是军事手段，也有着许多状况亟待解决。

在之前讨伐叛乱的羌族部落时，为了体现朝廷的恩威并重，只诛杀了叛乱的首恶，对于投降的部落则不太追究。

这样，过一段时间时候，觉得活不下去的羌族部落又聚集起来作乱，东汉朝廷再派军去讨伐。

被压迫，活不下去，反叛——朝廷派兵讨伐，诛杀首恶，投降的不予追究——继续被压迫，活不下去，反叛。

于是东汉朝廷和河西的羌族部落就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循环，导致东汉的军费开支巨大，也没能平息羌族部落的反叛。

说到底，大规模的人口动迁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对于国力的损耗极大不说，还极有可能引起非常大的动乱，弄不好，直接亡国都是可能的。

毕竟由于时代局限性，我们并不能要求中原王朝的士人们高喊着民族团结，和胡人们友好共处，对于当时的士人们所受的教育来说，这些胡人就是未开化的蛮夷，文明人怎么能和蛮夷和平共处呢？

但文明和蛮夷的区别并不能帮中原王朝解决边患问题，一些人开始进一步思考对如何应对这个情况。

凉州的三位将领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方略，他们分别是：

皇甫规字威明。

张奂字然明。

段颎（jiǒng）字纪明。

由于他们的表字中都带有“明”字，因而他们被称为“凉州三明”

三明之中，皇甫规和张奂主张以军事威吓作为辅助，将羌人部落迁徙到关内，让他们在汉人的群落中散开，逐渐从游牧的生活转化为农耕的生活，将羌人同化到汉人之中。

段颎的策略则更为直接：杀干净。也就是要在战争中对于投降的羌族部众，也要给予打击，能杀掉的就都杀掉。死了的羌人才是好羌人。

此时东汉朝廷正在经历党锢之祸，凉州三明也牵涉到了其中。

他们在党锢之祸之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皇甫规和张奂和宦官决裂，被宦官贬斥；段颎则和宦官进行合作，因而段颎的策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段颎花了四十亿军费东征西讨，打了一百多仗，不得不说，段颎确实有军事才能，河西的羌族部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段颎和东汉朝廷都没有意识到根本的问题：羌族部落之所以反叛，是由于他们遭受的负担过于沉重，并且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亘古至今的道理。

如果不解决民族压迫的问题，就算把羌人灭族，河西走廊仍然有许多其他胡人部落，还能全杀完吗？

更进一步，如果将河西走廊的胡人屠杀殆尽，又哪来的人口来供养中原政权在河西走廊的开支呢？毕竟，对于中原政权来说，内地的人口供应都尚显不足，更不用说对边境地区的人口供应了。

凉州三明的另外两位很明白这一点：边将为了小利益去盘剥羌人，必然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而一旦和羌人部落打起来，边将取得一些首级便虚报战功夸大战绩，失败了则隐匿不报欺瞒朝廷，因而中央也无法做到明晰边境的具体情况。故而相对纯军事手段，也要注重“招抚”的部分，以安定羌民。

但此时的东汉朝廷已经日薄西山，中央陷入皇权和士人的斗争，在边境的东汉将领则大多违法乱纪，贪污行贿。同时，伴随着东汉中后期的时期到来，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和农民破产，转而成为流民，使得东汉朝廷可控制的人口愈来愈少，最终影响到了东汉的国力。一边是军费开支愈来愈大，一边是国家收入愈来愈少的，日薄西山的东汉朝廷越来越无力掌控这些边陲地区，凉州最终在东汉末年被并入了雍州。

同时，西北的这些羌族部落和边境的一些武人集团联手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彻底摆脱了东汉朝廷的控制，令人熟悉的马腾、韩遂正是这样的局势的产物。

这些武人集团为何会选择和羌人合作呢？这还是察举制造成的问题。

察举制这样选官制度在地方势力强盛的背景下，逐渐成为各地的世家大族掌控选官的工具，进而掌控对地方的管辖权，对于这些边陲地区来说自然也不例外。在察举制的背景下，随着中央的影响力在这些地方逐渐被削弱，地方的管辖权逐步被这些地方的豪族和胡人统治者所掌控。

但这些边陲地方的豪族逐渐发现，内地的世家大族相对于他们，更容易获得政治上进一步的话语权：因为处于富庶中原地区的他们拥有更加优越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以便于他们掌控经学的解释权，也就更容易在政治上获得更高的地位，而这些边陲地区的大族在经学方面自然无法和这些中原地区的大族相比。

政治手段走不通，便只能走军事手段，和胡人首领合作或对抗，以掌握军事力量进而割据一方以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边陲地区的范阳祖氏、辽东公孙氏等大族，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自然，这些地方大族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也会互相攻伐。

到了曹魏中后期和晋初，河西地区除开原有的部落之外，还逐渐增加了一支新的族群：鲜卑。这些鲜卑族群中，最为出名的有三支，一支是陇西地区的乞伏鲜卑，一支是河西地区的秃发鲜卑，而最后一支，则是慕容鲜卑的一部分。前两支鲜卑，正是十六国中西秦和南凉的前身，而慕容鲜卑的这一支，在现在的青海建立了吐谷（yù）浑。

曹魏和晋室继承了两汉的基本盘，而两汉所沿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负担，他们也必须背负上。

面对胡人，中原政权的统治者心态十分复杂：一方面，这些胡人由于和本民族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上的差异，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另一方面，这些胡人同时也是政权内可控制的人口，不仅能够为政权提供新的编户齐民来源，为国家提供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些胡人还是政权中军事力量的来源之一。

从霍去病开始，中原王朝就开始享受胡人带给他们军事上的辅助：许多匈奴人也在霍去病的军中服役。

东汉实行募兵制的一项主要兵力来源，也正是胡人和受胡人风格影响极深的边塞军人子弟后代。不但如此，三国也分别在军队中加入了胡人的身影。在邓艾灭蜀的军队编制中，就有着羌人的军队。

也由于这样的思想，在邓艾就任陇右都督的时期，苦于可用兵力不足的他，将秃发鲜卑在内的数万鲜卑族群内迁到陇西地区，准备将这些鲜卑部落和边地的汉民杂糅在一起，充实人口便获得更多可征募的兵力。

这一做法固然提供了兵源上的便利，但数年之后，这一做法的弊端开始展现了出来：这些为数众多鲜卑部族和羌人汉人杂居在一起，对中原政权并没有很强的向心力，成为一颗不安的种子。

正因为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晋王朝才专门将西部鲜卑部落群聚较多的雍州的陇右五郡（陇西、南安、略阳、天水、武都）及凉州金城郡和梁州（蜀汉亡后将汉中、梓潼、巴西等郡分出划为梁州）的阴平郡七个郡划出，设置秦州专门进行管理。

为什么要划分秦州？其实还是和行政效率有关。

假如晋王朝准备今年打击西部鲜卑的聚落，以他们的散布范围而论，这道命令要分别下给雍州刺史、凉州刺史和梁州刺史，再由州刺史协同边境的都督共同发起行动，等三个州准备好，得到消息的鲜卑人早就有准备了。

要想推行招抚政策，也是这个道理，分散到三州的命令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执行力。

所以干脆新设一个秦州，专门解决陇西鲜卑的问题。

但秦州的设置也有着自己的问题，泰始四年，傅玄便敏锐发现了这一点：鲜卑的聚落东可以威胁安定，西可以虎视武威，这两个郡都不归秦州刺史管，一旦出事，陇西的这些鲜卑威胁到武威和安定，秦州刺史便鞭长莫及。

傅玄建议在高平川新设一个郡，招募边民充实军队加以控制，并将武威和安定也划入秦州方便管理。

司马炎采纳了这个意见，也就有了开头的故事。

想法都很周全，问题在于所用非人。

担任秦州刺史的是胡烈，出自西北边境的名族安定胡氏的他，是曹魏名将胡遵的儿子，正因为他的家族在西北边境大有名气，且胡烈的名声足以震慑胡人，大家都认为胡烈是最适合的人选。

但所有人，包括司马炎在内都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对待这些鲜卑人？

军人出身的胡烈自然不会想到所谓的“安抚”、“怀柔”政策，他所采取的手段只有高压，他相信，暴力手段是让胡人害怕的唯一办法。

这让民族矛盾愈加尖锐，不满的情绪在秦州的鲜卑人和羌人中弥散，胡人的离心力也越来越强。

泰始六年，陇西大旱，饿殍遍野，这让所有的不满到达了顶峰。政治能力不足的胡烈尚没有发现这一点，仍然没有作出改变。

此时，在河西的另一支鲜卑——秃发鲜卑的首领秃发树机能感受到了陇西胡人族群的不满。

机会到来了——这是秃发树机能的第一想法。

他很快率领河西的鲜卑聚落向秦州推进，想利用秦州胡人的不满趁机举事。

无论是胡烈还是傅玄，所提防的都是陇西的鲜卑，并没有对此时还不起眼的秃发鲜卑引起注意，秃发树机能的行动打了胡烈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毕竟出自名将之家，胡烈的反应也很快。

此时，陇右的胡人尚未完全被煽动，只要行动够快，事态还能得以控制。因此胡烈一方面率军从冀城出发前去堵截秃发树机能，一方面向担任雍凉都督的扶风王司马亮求援。

在秦州和凉州交界的万斛堆，胡烈和秃发树机能的军队遭遇，双方展开了激战。

而此时司马亮派出的以将军刘旂(qí)和骑督敬琰率领的援军逡巡不前。

日落斜阳，败兵遍野，寡不敌众的胡烈就此战死。秃发树机能转头又围困了重镇高平。

西北的大乱就此揭幕。

司马炎也开始着手准备应对手段。

首先自然是问责。按律，临阵不前的刘旂当斩，但司马亮为自己的亲信上表给司马炎求情。

“刘旂不进军是我自己指挥错误，不关他的事，请求不要处斩他。”

司马炎气得发抖:“高平城内的兵力加上刘旂的部队也足以应对,就算不能马上取胜,也应当深入急战，结果高平反而被胡人围困？胡烈求援，本来能赢的仗,刘旂坐视胡烈覆败,所以朕才要处斩刘旂！”

但司马炎很快冷静了下来：司马亮毕竟是司马懿的四儿子，按辈分，自己还得叫一声叔叔，司马炎还是需要依靠宗室的力量来拱卫皇权的。想到这里，司马炎愤愤然下诏：“如果刘旂不应该背锅，那就得有其他人背锅！”

司马亮至此被免去雍凉都督的职务。

问责完了，事情还得人去做。司马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让尚书石鉴担任安西将军、秦州都督,与奋威护军田章、安西军司杜预共同讨伐秃发树机能。等杜预到了长安,司马炎立即任命他担任秦州刺史，并让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新任雍凉都督,担任长官坐镇长安支援石鉴和杜预。同时，也采取怀柔手段，对陇西五郡遭受灾害的百姓免去租赋，并且，生活无着落的人还可以向官府借粮渡过灾年。

必须说，司马炎的措施还是对症下药的，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着手，如果能顺利实行，对平息当地的矛盾还是有所助益的。

但他没想到，石鉴和杜预本身早有矛盾，两人之前就互相看不惯，这次出兵，两人先内斗了起来。

石鉴的方针是速战，因而他命令杜预立即率军出击,而杜预认为此时对面兵锋正盛,而晋军孤军深入,又人困马乏,应该等到后续部队到来，并囤积粮草,等第二年开春再寻找时机,以优势兵力进讨敌军。杜预还振振有词向石鉴提出了此时进军的不利之处，总结了一个“五不可、四不须。”归根结底一句话：菜鸡不要瞎指挥！

石鉴大怒,找了个由头,派御史把杜预抓了起来,装进槛车交付廷尉。

你不打，我自己打！

然而一切都让杜预言中，石鉴确实没能解决秃发树机能。秦州的纷乱也没能平息。石鉴和杜预也都因此被免职。

不但如此，局势还愈发恶化。

泰始七年，新任凉州刺史牵弘也犯了和胡烈同样的错误，激化了民族矛盾，凉州的胡人也趁机起事响应秃发树机能。

凉州的胡人和秃发树机能合作，围攻牵弘，牵弘成为西北纷乱的第二个牺牲品。

边境的烽火愈加猛烈，司马炎不得不作出进一步的应对，他想起大司马陈骞之前对他的劝告：“胡烈和牵弘都是勇而无谋之人，刚愎自用，不是安定边境的人才。”

司马炎以为陈骞只是因为和牵弘的私人矛盾才这么说，并不以为意，还是让牵弘担任了凉州刺史。

伴随着陈骞的一声叹息，现在预言果然成真。

司马炎很想吃后悔药，但毕竟他没得吃，在综合考虑之下，他的内心有了一个新的人选。

但，这个新的人选不仅仅是为了应对边境的纷乱，也为了应对朝廷的纷乱。

此时的朝廷之上，明里暗里的纷争，也和边境的纷乱互相映衬。

朝局，究竟会向何而去呢？

参考资料：

[1]范烨. 后汉书

[2]房玄龄. 晋书

[3]司马光. 资治通鉴

[4]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

[5]祝总斌. 评晋武帝的民族政策——兼论匈奴刘猛、鲜卑树机能反晋之性质

[6]周伟洲. 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分布

[7]周伟洲. 西北民族史研究

[8]白雪. 魏晋北朝河西走廊的民族结构与社会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