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当代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自然都基于统一的国家制度框架，不过当中的具体执行者却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也都各具其能、各安其职。
在工作过程中，只要不偏离业绩方向，上司经常会对下属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我要的只是结果！”于是在实现这些结果的时候，人们那是各展奇技、“抓到了老鼠就是好猫”，管你是略懂还是精通！
诸葛亮这样的“略懂先生”正是最受当代上司们所欢迎的人才
同样道理，当企业中的类似事务放大到国家上的时候，历代王朝也仅是紧握自己的核心统治思想；至于采用何种方式实施各事务，那就是大臣们自己的事了，只要不违背国家制度就行。比如在以儒家士人主政的朝廷上，他们派出去保国安民的大将用的是何种兵家诡道或阴阳思想、皇帝及大臣们都是不会太多去过问的。
同样地，古代朝廷中还设有“天官、将作”等大量事务性机构，这些机构中所采用的专业知识就不是儒家可掌握的了！事实上，掌握各种自然科学、山川地理、兵家阴阳知识的学派在先秦时就统称“杂家”，儒家学者们离了他们，王朝还真无法正常运转；皇帝离了他们，那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百家争鸣”奠定了完善的古代社会知识体系
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当中，除儒家之外、许多流派其实都含有自己的思想及相配套的一系列实用性技术。比如道家的“医药”、墨家的“器械”、阴阳家的“天道”、兵家的“诡道”……相对来说，儒家真的只是徒有一套理论，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儒家思想是董仲舒的“驱动”，董仲舒则是汉武帝的“驱动”
不过，儒家的思想体系却最为完善、对统治者也最为有利。汉武帝之所以借助董仲舒“罢黜百家”，其用意就是以儒家为思想核心、罢黜其余各家中所蕴含的思想政见，但保留了所有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如果说“百家”里的知识体系就是王朝周边的各种硬件，那么儒家思想就是它们共同的“驱动”，整个古代社会知识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架构中得以运转起来。
经常有人私底下吐槽上司：“他懂什么？离了我们他什么都办不成！”，可是若没有这上司，又是谁给你分配工作、谁给你发工资呢？古代王朝中的儒家统治思想也正是此作用，没有这样的“驱动核心”，“百家”里的各种技能也许就是散沙一盘、难有用武之地。
当然，以上说法都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而言，我们依然无法否定，“驱动”与“硬件”是谁离了谁都不成。在古代社会知识体系中，什么时候该用兵、什么时候该治水、什么时候该观天，这显然就不是那些“身具奇能”者可做主的。
没有汉武帝，你霍去病再能打也就是“富二代”小混混一个；没有唐太宗，又会有多少人知道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唐代著名画家及将作大匠)以及李淳风、袁天罡？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就完全不存在门户之见
一个社会就好比巨庞大的建筑物，“百家”所具备的社会知识体系加上“儒家”这核心驱动，这建筑物才得以成型。而这一切，全都奠定于两千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期，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能整体领先西方的重要因素。
“独尊儒术”后，儒家之外的各学派就被归入“杂家”
汉武帝的眼光确实够“毒”，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出了百家并存的弊端、而黄老的那套“无为”的东西又不足以统率百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其实并非真正地罢黜了百家、而是美其名曰地称之为“新儒术”，本质上就是装了大量百家思想的巨大容器。那些被剥除了思想外衣的“百家”呢，其所余下的各类技能性知识体系，就被列入了“杂家、方技”当中。
“杂家”本身并非一种流派名称，而是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统称。先秦时候，虽然也有人将“什么都略懂一些”的人列为“杂家”，不过它从来就没形成过统一的流派核心、这就是说，”杂家“从来就没有过统一的定义。
吕不韦与刘安的悲剧，在于在自然科学中“挟带了政治”
吕不韦曾通过《吕氏春秋》归结了“杂家”中的所有内容、包括里面的一些思想，正是当中那点”法天地“的思想与秦王嬴政的独裁想法严重相悖，《吕氏春秋》也给吕不韦带来了杀身之祸。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淮南王刘安(豆腐的发明者)也通过《淮南子》重蹈吕不韦覆辙，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秦王嬴政的独裁是个人权力的独裁、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更是一种统治思想的独裁。“独裁”哪会容得下其他思想呢？
可是“杂家”中的思想也总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它宣扬的“弘扬士节、倡导诗、礼、乐”就很受儒家人士的赞许，在名曰“新儒术”之后，这些内容也就成了后世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成了“思想衣裳”的转换和剥除之后，“杂家”中所余下的各类技能就成了“纯硬件”的东西了！《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一直流传不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本身也是一部自然百科全书、上面记录了大量古代的“方技”。
司马迁在撰《史记》的时候，有关的部分内容就被融入了《天官书》、《历书》、《河渠书》里面，到“独尊儒术”既成事实后，《汉书》之后的历代正史干脆就将它们统统归入到《方技》之列。
《方技》的保留，也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杂家典籍
“兵家、河渠、方技”等知识核心均来自杂家
由于“杂家”体系过于庞大，汉书中《方技》尚不够全面，仅多以“生生之具“的医药内容为主；再往后的《方技》中就罗列了“医、卜、星、相”之术，其实它们也是“兵家、河渠”中的重要辅助内容之一。
古代行军打仗及治水，需要的综合性技能是很丰富的，《方技》是一部分、从前的阴阳家“天道”、兵家的“诡道”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独尊儒术”真“罢黜百家”的话，行军打仗岂不如宋襄公一般事事拘礼？事实上，“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一直就是后世战争中不可或缺的策略，这样的“兵家”思想也不可能被罢黜掉。
一个王朝体系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治理百姓衣食住行的各种策略、对内也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儒家统治的稳定。历代王朝先后设立过各种无关儒家文化的官职(如天官、大农令、将作之类)，它们均依赖来自杂家中的知识体系为儒家王朝服务，可以说，“杂家”才是古代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砖石。
阎立本：绘画、器械、建筑......我可不仅是略懂
以往在谈及“独尊儒术”时，有观点认为“统治思想的独裁”是历史的巨大倒退，事实看来，真相却绝非如此呀！汉武帝需要的仅是名号上的一种统一而已，这就好比，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何曾拒绝过个体及合资经济？只要保证了核心思想的一致性，其他的任意“百家”均可视之为辅助手段，这才是一个社会“开放、包容”的应有姿态。今日如是，古代也是如此，否则的话，社会就难以正常运转了！
“杂家”非独立学派，当中蕴含的思想却领先儒家两千年
在先秦的“杂家”思想中，最难能可贵的当属齐国田骈《用众》里的“贵众说”。“贵众说”其实曾同时存在于老庄及孔孟之道中，只是“独尊儒术”后，它就被摒弃于儒家及杂家思想之外了。孟子的“民贵君轻”与田骈的“君之立出乎众”可谓如出一辙，这样的民本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无疑是过于超前的、倒与后世的共和革命理念更为吻合。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其实是“贵众说”在两千年后的重新表述
除田骈(道家)、孟子(儒家)之外，当时的墨家也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之一，出于“独尊儒术”的需要，它们均被后世儒家所排斥是可想而知的。当代共和之后再回顾两千多年前的这些理念，人们均惊叹“莫非产生了穿越”？其实“民本”本是人性之本，只是人性过于复杂，“民本”败于“集权”也是历史的必然代价，这并不意味着在儒家之外，我国就没有诞生过超前的伟大思想。
由于“杂家”支撑着社会的具体运转，当中曾流露出的“离经叛道”自然难以避免。恰恰因为这当中的闪光点，即便是沉暮千年的儒家思想也在历史上出现过各类变革，比如“明代心学”，它其实正是先秦杂家思想的一种汇聚与爆发、同时又在儒家的框架下让部分思想明的统治者(如万历帝)所接受。
纵观历史，不管是先秦时的孔孟儒家、或是“独尊儒术”后的新儒家、还是明代心学下的儒家，所谓的“儒”到后来其实就是个容器；只要有利于社会发展及当时的统治需要，一切都是可以往里面装的！从这角度看，“杂家”与“儒家”越往后就越是混淆，成了事实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此说来，“独尊儒术”一直就是伪命题一个而已。
有“儒”之名、也有容器之实的“独尊儒术”
常规史观称“历代王朝均以儒为政”，假如这当中的“儒”成了不太地道的伪命题一个，而且当中又有无数来自杂家的思想与技能支撑着社会的运转，我们是否还应该说“我国是一个由儒家思想统治了两千年”的社会呢？
从“儒”这容器换汤不换名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依旧这么认为；但了解这当中的真相后，我们的认识也是应该有所更新的、千万别认为古代的两千年间，光靠那帮谈经论道的文臣们就能撑起了我们的大半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