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君君臣臣这个在中国历史无法跨越的话题。无论是早期禅让制度下类似于合伙人关系的共同谋生；到了后来夏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家族管理；到了秦之后集团对抗，利益分配的阶级对抗，甚至就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明清的白手起家，同乡同族共同创业，利益再分配，君君臣臣的关系似乎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说不定昨天是朋友，今天是下属，明天就是敌人，后天就难见其人，凭画睹物思人，没法预知到在这个大染缸里有多少种颜色的产生，多少种颜料的消失，变成一坛死水，掀不起一点波浪，却历经无数沉浮。
开国君臣的种种联系
沛县刘亭长的七年创业。
刘邦凭借着沛县带出来的班底功曹萧何、狱管曹参、屠夫樊哙、养蚕周勃、发小卢绾、驾马夏侯婴组成的乡党在抗秦对楚的道路上那是功不可没，之后吸纳的张良，韩信，季布等人为之鞍前马后，缔造一个大汉王朝。
当了帝王之后就要兑现当时一穷二白许下的美好诺言，分封了143位诸侯。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之前大家吃一锅饭，看谁都像兄弟，现在大家做自家饭，看谁都像恶狼虎视眈眈，毕竟今天这个位置我坐行，那明天你做就不可以吗？
沛县的功臣集团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后来的张良韩信之流，知天地，赏度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自己一比似乎不太行，除了自己是大哥，拉着大家一起干的，不然也轮不到自己。所以当自己当了皇帝，肯定得证明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地位，自己已经不是和你们之前一样的泗水亭亭长，无所事事的游侠，地痞。在平叛黔布之后，萧何买地与民夺利自污名声，和刘邦上演了一场秦王和宰相李斯的大戏，告诉刘邦自己的心思；张良自高祖定都关中就逐渐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而韩信季布之流被杀，樊哙险些被杀。
国家改版了不在需要这些打天下的将士了，是时候该收回股权了，搞一个高层会议，稀释股份，然后挖掘人才，重新缔造新的体系，知趣的拿钱走人，不知趣就得完蛋，逼你造反，不管你怎么样，异姓王不靠谱。就是早期的节点放权，自成体系，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武将们自己识趣，回家养老，不然怎么搞出士大夫共天下重武轻文的繁荣经济宋朝。同为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就搞得比较夸张，虽然同为白手起家，但是刘邦有自己丈人的支持，家里有点积蓄威望。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属于自己的只有命运。为此他必须为自己后人操碎心，太子朱标一死，要想扶持无根基的朱允炆上台，所以缔造的三大案把蓝玉，胡惟庸派系以及身边的大将进行清扫，才能顺利上位。朱元璋重组国家结构，这是一意孤行，后来导致的朱棣势如破竹，也可以想象。想想最近企业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理解了。
关陇富二代李世民的伟业 。
比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白手起家的创一代，这个起源于代北武川，建立于关中，创造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盛世王朝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推行着军政不分开，“入则为相，出则为将”的小集团势力发展。作为其中一方的代言人李世民，面对着这些似乎不用担心。不论是降将，还是草莽出身跟随自己打天下，自己的秦王身份摆在这里，对你如兄弟，视你如手足，那也是君君臣臣的关系，无法逾越的鸿沟。比起创一代的同舟共济到头床异梦到同室操戈，李世民显得更加淡定，君强臣弱，臣强君弱，皇帝也是人，也有欲望；臣子也是人，也有追求，无论是魏征的直谏，还是李世民信神追求长生，都是在追求着自己的东西。
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地位已经位列人臣之最，加上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功劳，灭高昌国，这辈子荣华富贵，下辈子子孙门荫，常理之事。他随着自己被自己灭高昌之后逮捕入狱，心里愤懑不平，依旧起了不臣之心，与太子李承乾相互利用，最后惨死。功高盖主之人留不得，卸甲归田才是最好的选择，不是政治领袖无容人之能，而是位居高位，胆颤心惊，环眼看众人，皆为群狼。人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一代军神的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背后全是门阀地主的支持，刘秀承西汉之位，奠定东汉之统，本身自己没啥毛病，甚至堪称完美，每一场战争都是亲自上场，可是国家性质不一样，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就是共同享受着这样的成果，包括东汉的土地兼并，宦官当权，都是来源于地主阶级的权力膨胀，四世三公岂是等闲之辈。论起性格从乱世之中走出来的人，哪一个不是心思难测，眼光颇远之人，自己可以掌握的，不代表自己的儿子行，自己孙子可以，千秋万世可不是一个人的梦想。
承权继位，太平君臣之间的小秘密。
汉朝的臣式自杀。
汉朝距离战国十九年，依旧保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轻生死，重荣辱的侠义精神，所以汉朝时期出现了很多臣子自杀现象，虽然这些可能包含着隐诛，但是史料记载以11种自杀方式死亡，人数高达86人。（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彭卫的《论汉代的自杀现象》和《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有详细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的节操观念很重，宁愿死也不受辱，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曹丞相剪个头发就恍如生死。秦朝右丞相冯去疾被赵高下狱，直接当面自杀了，我如此高贵的身份被如此之人盘问，我一生从未如此。汉宣帝时期的大司马田延年说出的："我以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耻笑我。"
虽说高义其中不乏有着君臣之间的博弈，汉代承秦制，废除肉刑，但是对于大臣依旧使用酷刑，因此贾谊上书《治安策》：“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而赐死而无戮辱。”后来汉朝王室慢慢发展成为一种潜规则，照顾双方颜面的股则。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就是告诉你，我想你死，但是我不动刑，你得自己自觉。最直接的案例就是汉文帝与舅舅薄昭，汉文帝先派公卿劝，后自己上门哭，逼迫自杀，也就是所谓的隐诛。之后的“欧刀”“赐牛酒”“备毒药”都是君臣之间冲突，君要臣死，以家人相要挟之，要是不得其意，转而就是大牢监狱伺候，一套酷刑下来，半生不遂，家人连坐，与其仓促而死，不如为后世留得活路。
到了后期出现这样的状况少，绝大部分不是因为文化因素，自秦始皇创立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先后施展推恩令，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君主集权走向光明化，甚至正统化，君权神授似乎成为代名词，逐渐把君臣之间的联系拉开，早期的君臣似乎最多一条溪流，小风小浪，后期明清时期，集权达到顶峰，君臣形成对立的局面，那些为其留颜面，变成了杀一儆百，已经蔚然成风，因为君主就是天。
是非忠奸我皆知，孰忠孰奸分时期。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明王朝》电视局中有句话这么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虽然本来意思不是如此，但是带入环境之中嘉靖皇帝无非就是想说 忠奸本质都是帝王的人，各有用处，互不干涉。或许很多人不太明白，就说起比较有名的伪造学说“苏绰定律”，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不过苏绰向宇文泰提的六条诏书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而不是后来所说的以贪治贪。最为广泛人得知的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一段和珅和纪晓岚的对话，虽然历史上没有这个场景，但是其中对话，包含道理，清朝的政治不是书生意气，不是是非忠奸，而是一种官场风气的利益集团，领袖就是一国之主，我需要你，就给你好处，乃至秦朝之后，历代都似乎逃脱不了伪造的苏绰定律，直到一句让人民监督，整个国家性质就不同。
提起来不由得想起汉元帝和京房的一段话，谈论周幽厉之君的如何让国家危亡，重用何等之人。因为贤才才重用，因为为祸才知忠奸，因为无法预知未来，无法相信自己判断出错。“夫前世之君亦皆然，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这是与上面俩个截然不同的境地，一个是知忠奸，制衡二方，求同存异谋取国家集权；第二个不分忠奸，信其人，任其用。不同的君主对待臣子的样式，识别能力不同，亡国之君的无知，开国之君的老谋，守成之君的伪装，都在背后玩弄权术，选择代言人，作为儒家学说的影响，任何帝王都会显示的比较高尚，甚至简单，善恶皆浮于表面，要是真这么好做，何必出现那么多诡异多变的政治变化。
其实说句最简单的例子，征粮。皇帝派人征粮，收到粮食的背负恶名，在他眼里这是一个金子，在百姓眼里是恶人；一个收不到粮食的，甚至上奏免除赋税的，在百姓眼里是青天，在帝王眼里是钉子，是不是刺你几下，你的清名，我背骂名。所以说你忠奸只是皇帝眼里一回事，史官记载一回事，传播又是一回事。或许这个也算是辨证。
我是君，你是臣。
无论是一起打江山，还是之后同舟共济，还是利用被利用，谁都说不好，下一个你会怎么得罪一个人。君臣道义，舍生死，忘富贵，懂进退，知安乐。或许每一个工具人才是君王最喜欢的典范，不然不论是隐杀还是逼杀，还是以什么罪名强加于身上，身首异处，得不偿失。或许所谓的长江黄河论也是其中道理。知者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