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两性除了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区别外，还存在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区别。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在后天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下，两性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这种性别文化包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对性别差异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在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反映等等，它们最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女性文化生态。

很多人对女性文化生态的认知仅限于女性的美丽和时尚

女性文化生态无孔不入的影响也反映在当代的国产电影中，它们或是被进一步地发挥、巩固，或是被质疑、动摇。当女性地位日益提高，电影也需要越来越主动为女性服务，迎合女性在审美上的共鸣，因此以女性为主要观影群体的艺术片也越来越多。

一、旧有权力关系与女性文化生态

在女性文化生态中，长期阻碍女性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男权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由于传统思想包袱是沉重的，即使是在新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代，男权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依然不可忽视。

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电影作为大众媒介从属于权力机构，是权力机构对大众文化进行控制的武器，电影在被权力所束缚的同时，又作为“话语”而拥有着权力。而就两性关系而言，旧有的权力关系便是男权对女权有意或无意的笼罩。

因此，在当代国产电影中，可以看到男权文化的根深蒂固。由于女性在古代的地位普遍不高，在以古代为背景的电影中，女性基本上都只能是男性的陪衬或点缀，甚至难以找到其名姓的记载。

如陈凯歌的《赵氏孤儿》（2010）中，有两位女性实际上是光彩照人的，她们在整个拯救赵氏孤儿的过程中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即赵孤的生母，赵朔的妻子庄姬夫人，以及程婴的妻子，然而历史上却没有记载她们的名字，她们的事迹也基本上为程婴、屠岸贾的事迹所遮掩。

而以民国为背景的如许鞍华的《胡越的故事》（1981），作为一名女性导演，许鞍华并不忌讳于表现女性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左右的尴尬地位，即当时的女性还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两性关系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应该是男性观看和控制的对象，这种地位甚至连女性也视之为理所当然。

《胡越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沈青和男主人公，越南华裔胡越的命运是类似的，他们都因为越战而成为了难民，暂时栖身在香港。两人在香港相遇后决定以后一起到美国生活。然而当他们先来到菲律宾时，沈青却被骗到一家唐人街的酒吧中被强迫做妓女。而为了拯救沈青，胡越放弃了来之不易的赴美机会，想尽各种方法来营救沈青。在电影中，沈青在各方面都处于弱势，需要胡越的照顾和拯救。

另一方面，旧有的权力关系并不是处于稳态中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男权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在被挑战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伸张自己的权益，而电影也反映着这种权力关系的变动，尽管由于电影的滞后性，这种变动是细微的。

让我们仍以古代与民国两个时间背景来观照，在古代题材中，较为突出的有陈嘉上，钱永强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画皮》（2008）和乌尔善《画皮2》（2012），以及陈嘉上《画壁》（2011）。

在近年来的古装戏中，这是三部较为难得的以女性角色为主的电影，男性基本上沦为了女性的配角（尽管也是女性争夺的对象）。九霄美狐小唯被人类的真情所打动，而王生的妻子佩蓉则智勇兼备、有情有义，靖公主同样是一名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性，芍药、牡丹则用爱情来沟通两个世界，她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我，成全他人。

而在民国背景的当代电影中，则有张艺谋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金陵十三钗》，观众可以感受到，尽管女性身体在某些人视线里依然被视作被玩弄的对象，但是进行这样举动的是日本侵略者，他们的形象是野蛮、丑恶的。而与之相对的，包括李教官、约翰·米勒以及众多女学生等人，他们则从一开始面对着来教堂躲避的玉墨等人有所保留的不同态度，到最后真正尊重、敬佩这些勇于牺牲的女性。

《金陵十三钗》中玉墨一行的到来让女学生们初始唯恐避之不及

上述例子都并非是纯粹的女性主义电影，正因如此，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文化生态的浮光片影才深可玩味。尽管我们很难说当代国产电影已经全方位地践行了对女权的张扬，对男权的否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旧有的权力关系在发生缓慢的动摇，这也日益渗透在当代电影中。

二、消费时代与女性文化生态

毫无疑问，当今人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大量的剩余产品提高了人们在物质方面的生活水平，人类的消费已经从单纯满足生存而进入到了充实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层次。而剩余产品则成为了人们用来享受的消费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产业应运而生，文化产品也是人们的消费对象之一，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文化产品无处不在，呈密集式发展，在传递给人们信息的同时，其本身也是人们释放压力，娱乐精神的商品。

为了能够全面、持续地拉动观众的消费，电影就有必要贴合观众的需求，展现女性在身体上和自由度上的大解放。

而消费时代对于女性文化生态也存在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女性很容易又被电影视为欲望的主体，电影通过塑造一个个在物质上极大丰富，并且这种丰富直接与她们的自信自我挂钩的女性，来达到刺激女性进行消费，用消费来展现自己性别魅力（而这种性别魅力很大程度上是男性定义的）。

例如在陈凯歌的《搜索》（2012）中，上市企业董事长秘书叶蓝秋便是一个“成功女士”的例子，她的工作使她能保证日常精致的妆容、高级的鞋帽箱包和昂贵的服饰等，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老板沈流舒都能给她一百万让她躲避公众，对于这样一个女性，电影以罹患癌症和遭遇了网友的道德谴责来对其命运进行“平衡”，貌似在影射“人生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以避免她距离观众太过遥远。

电影《搜索》中的上市企业董事长秘书叶蓝秋

另一方面，与消费时代同时出现的则是全球化。国际上的电影，尤其是“小妞电影”也对中国的女性文化生态造成了影响。国产电影也因为推崇身体美学而显得带有某种暧昧：在适应国际潮流，强调女性解放时，又很有可能使女性再一次沦为消费品，陷入男权社会的新陷阱。

这方面较为明显的便是系列电影《小时代》中的“高跟鞋”元素。高跟鞋成为了一种将女性与社会秩序联系起来的标志，从表面上看，高跟鞋展现了女性的女性特质，让女性看起来更修长动人，但是这种美却是男权强加于女性的，是违背女性生理上的舒适的。可以说，在系列电影《小时代》呈现出的女性苗条修长的身体，以及与女性身体有关的各种物质中，实际上可以看出某种拜物主义，甚至是社会焦虑心态。

《小时代》系列电影之一的海报

三、新型文化现象与女性角色蜕变

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全面苏醒，社会给予女性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广泛，过去所不具备，或存在但并没有被搬上大银幕的两性关系现象出现，这种新型的文化现象导致了电影中新的女性角色的出现。

（一）首先是两性性别界限的模糊

在当代社会，男女两性之间的外观性别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人们不再视男性必须“阳刚”，女性必须“阴柔”为理所当然，女性可以成为所谓“女汉子”，而男性也可以有着偏柔美的审美追求。

如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中的周逸等。在电影中，周逸是一个陪衬文佳佳的角色。相比起刚到美国时娇贵、不谙世事的文佳佳，同为孕妇的周逸则要成熟许多。尽管孕妇身份凸显着周逸的性别特征，但是就性格和外形而言，她却是雷厉风行，独立大胆，偏向男性（或中性）的。因此周逸在电影中多次讥讽文佳佳是一个依靠男性的女人。更为重要的是，电影中给周逸的身份设置为作为“T”的女同性恋，她的怀孕并不是为了践行女性的生理义务，而是纯粹的出于对自己女性伴侣的爱。

（二）其次是两性权力关系的倒错

在过往的电影中（尤其是革命题材电影）中，女性的倔强不屈，英勇无畏等等特质也会得到强调，甚至女性也可以成为男性的领导者，如《洪湖赤卫队》（1961）中领导刘闯的韩英等。但是在当代国产电影中，一种在和平时期依从自己本性试图掌控男性的女性形象正在银幕上闪亮登场。

如在系列电影《小时代》中拥有“不锈钢的嘴，棉花糖的心”的顾里等。在电影中，与顾里出自同一个宿舍的南湘、林萧和宛如三个人都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而顾里则是她们依靠、求助甚至是害怕的对象。

在面对男性，如父亲顾延盛、弟弟顾准和男友顾源时，精明强干，不肯服输的顾里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就能力而言，顾里读书和毕业以后都展现出了在金融方面的过人才干，使得她能够不依赖于父亲实现经济独立；而就性格而言，顾里的特点便是“毒舌”，这是与传统对女性温柔、顺从、善解人意的要求相违背的。

顾里对生活要求有百分之百的精准控制，这也让她敢于跟父亲叫板，敢于和男友分手，敢于直斥财经杂志上的业务错误等。而顾里最终罹患子宫肌瘤并因为火灾而英年早逝，则带有主创对其在个性上“刚则易折”的判断意味。

尽管，上述两类女性角色都还不是社会与银幕上的主流，但她们的出现，意味着女性生活模式的更多种选择，这对于一个更去“刻板印象化”的，更为和谐的性别文化生态是极有意义的。

“文变染乎世情”，就女性文化生态而言，电影无疑可以视作是当前社会的一面镜子，电影反映着这一文化生态的变迁和特点。

从当代电影中可以看出，旧有的男权文化正在逐渐被动摇，我国的女性文化生态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在消费时代深受全球化变迁的影响，新型的文化现象催生着电影中的新型女性形象。

同时，电影又在隐性地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影响着整体的文化生态，电影人有必要在强大作品市场地位的同时，在银幕上再现更多的优秀女性形象，体现对女性地位的尊重，从而建立影视文学更为和谐、友善的女性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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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十里荷塘秋水长”，愿意用文字记录和分享生活里的小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