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迫在眉睫的战争显然是一场没有人愿意看到的战争。在总统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就指责美国卷入中东战争，自上任以来，他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伊朗对一场明知无法获胜的大规模冲突毫无兴趣。以色列对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进行的军事行动感到满意，但担心若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使它遭受数千枚火箭弹的袭击。沙特阿拉伯决心对伊朗进行反击，但不采取军事行动。然而到目前为止，中东展开全面战争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成熟。
也门萨那胡塞叛军，图片来源：Hani Al-Ansi / Picture Alliance / dpa / AP Images
在中东地区，在某个地点因某种原因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该地区的历史之最。想想9月14日沙特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作为他们与沙特阿拉伯交战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伊朗为削弱美国对其制裁而采取的回应；或者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发动的。
如果美国决定在沙特的石油设施遇袭时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很可能会导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采取行动，或是真主党对以色列发起攻击，或是什叶派民兵组织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国人员发起行动。同样，以色列在中东任何地方发起针对伊朗盟国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引发区域性的连锁反应。在该地区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的任何进展，都可能对整个地区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因此，对某一危机进行狭隘的遏制，对整个事态的进展没有丝毫作用。
在中东问题上，著名的民主党政治家蒂普·奥尼尔称：中东地区的所有政治行动，都必然涉及国际政治。不久前，在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反叛组织，也门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没有人在意，然而一场胡塞武装与虚弱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甚至牵涉到美国的军事介入。叙利亚政府对国内反动派的镇压远比之前的镇压残酷得多，但也算不上是该地区乃至叙利亚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镇压，但叙利亚事件却演变成涉及十几个国家的国际冲突，它导致俄罗斯人被美国杀害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并把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利比亚的内乱也是如此，它不仅影响了埃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还波及到了俄罗斯和美国。
这些风险已经表明，中东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分化的地区，同时也是最为复杂，最为矛盾的地区。这种结合，加上薄弱的国家结构，强大的政府势力，大量转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进行，这些都使中东成为世界上动荡最频繁的地区。这进一步说明，只要中东地区的态势保持不变，美国将要采取的不过是一场欠缺时机或者针对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空袭，抑或是针对什叶派武装力量采取非常有效的以色列行动，而非参与下一场代价极高的地区纷争。然而，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应脱离该地区，而在于它应该选择如何参与：外交政策或军事手段，通过加剧或减缓纷争，通过使自己与一方完全保持一致或寻求某种平衡。
局部性行动，区域性思考
中东地区的现代史就是一个积累冲突的故事，每一场新的冲突都在之前的冲突基础上积累，而发生的所有冲突都未能找到可行完整的解决方案。当前有三大冲突：一是以色列与其敌人之间的冲突，二是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三是逊尼派集团内部的冲突。而这三大冲突又互相交叉，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以色列目前的对手主要以所谓的“抵抗轴心”为代表：伊朗，真主党，哈马斯，以及叙利亚（尽管目前已被占领）。斗争在以色列经常袭击伊朗军队和与伊朗有关的相关组织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叙利亚地区展开、在网络空间、在以色列面对全副武装，并有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黎巴嫩展开、甚至在以色列已经报道要攻击的伊朗盟友叙利亚展开。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这一战线上的缺席，使以色列看起来不是那么突出，但危险性却没有丝毫减少。
对于那些阿拉伯国家而言，巴以冲突已经被另外两场战争推到了一边。沙特将其与伊朗的战争放在首位，这两国都利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来动员各自的支持者。但实际上，受到强权政治的影响，一场争夺地区支持者的拉锯战正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海湾国家展开。
最后，还有逊尼派集团内部的冲突，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与卡塔尔和土耳其展开斗争。正如侯赛因·阿迦汗和我于三月份在《纽约客》上所写的那样，这是其中最重大的冲突，其中既包括对逊尼派世界的霸权，也包括对伊斯兰教政治角色的挑战。无论是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还是在苏丹等偏远的地方，这场冲突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地区的未来。
伴随着地区间有效沟通的缺失而造成中东地区的分化，从而使风险进一步加剧。伊朗与以色列之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都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除了与敌对的逊尼派集团之间的唇枪舌战之外，几乎没有真正的外交手段。
2019年3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叙利亚边境附近，图片来源：Ronen Zvulun / Reuters
随着这些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相互冲突的力量时而彼此结盟，时而相互竞争。在试图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时，沙特和阿联酋与卡塔尔和土耳其站在同一边，支持叙利亚叛军（尽管是不同的叛军），反映出他们对伊斯兰主义者的适当角色有着不同看法。但是这些国家却在埃及问题上采取相反的立场，卡塔尔和土耳其投入巨额资金以支持穆兄会领导的政府，沙特和阿联酋则试图推翻该政府（于2013垮台，取而代之的是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的独裁统治）。卡塔尔和土耳其担心伊朗，但更担心沙特阿拉伯。哈马斯与叙利亚政府一道反对以色列，但又与叙利亚反对派和其他伊斯兰主义者一道反对阿萨德统治。中东内部的分化可能会不断波动，尽管如此，我们很难在世界上发现另一个地区能像中东地区这样，其局势由部分已知或综合的分歧决定。
我们也很难想象到，中东地区所具有的一体性，正是造成其不稳定局势的第二个原因。这可能会使许多人感到奇怪，因为从经济层面上讲，中东地区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从机构层面上讲，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联盟不如欧洲联盟团结，不如非洲联盟有效，不如美洲国家组织协调。此外，地区还没有任何一个实体能够包含阿拉伯国家与另外三个最活跃的非阿拉伯角色，即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
然而，在许多其他方面，中东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空间，会以很多方式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和运动都很容易跨越国界，过去是阿拉伯主义和纳赛尔主义，而今天，则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和圣战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领土、叙利亚、土耳其、海湾国家和北非都有活跃的分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伊斯兰圣战组织拥护一个完全拒绝民族国家和民族边界的跨国议程。在黎凡特和海湾地区，伊朗的什叶派同教派人数数量不一，通常以武装民兵的形式组织起来，向伊朗政府寻求支持。沙特阿拉伯则一直在寻求输出瓦哈比教派，为该地区的政客和运动提供资金。由逊尼派集团内部冲突双方所支持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都有一定的区域性影响力。巴勒斯坦的事业，虽然现在看来可能已经遭到破坏，但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整个地区产生共鸣，并动员其公民。甚至遍布四个国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等地方运动也证明了意识形态和运动都很容易跨越国界这一特点。
因此，地方冲突很快就具有了区域性意义，从而吸引外部的军火、金钱和政治支持。胡塞武装可能认为他们的战斗主要针对也门，真主党可能专注于黎巴嫩的权力和政治，哈马斯运动可能是为了推动巴勒斯坦事业的巴勒斯坦人民运动，叙利亚的各个反对派组织可能正在追求国家目标。但使，在这样一个地区分化与一体化共同存在的地区，这些地方的驱动因素不可避免地被更大的力量所淹没。
始于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的结局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不确定性。突尼斯是唯一的例外，那里的政权倒台发生得太快，太出乎意料，而且这个国家在地区政治上太边缘化，其他国家无法及时做出反应。但是他们很快找到了方向，随后发生的每一次叛乱几乎都立即成为地区性事件，然后成为国际性事件。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命运和政治伊斯兰的未来受到威胁，因此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也陷入了困境。在利比亚情况也是如此，一旦塞西取得胜利，穆兄会就会被驱逐，所以利比亚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对于叙利亚来说，那里的内战涉及了所有三场区域性战争：以色列与“抵抗轴心”的对抗，伊朗与沙特的斗争以及逊尼派内部的冲突。当然，在也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混乱的地区
随着中东的地区分化和一体化，中东地区国家结构的功能性进一步被削弱，这形成了中东地区脆弱性的另一个因素。部分地区国家已经接近非国家的状态：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中央政府对大片领土和人口缺乏控制。相反，一些非政府的主体开始具备国家主体的性质，包括哈马斯、胡塞武装、库尔德武装，以及被推翻之前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些非政府主体通常必须与他们自己的非政府破坏者进行斗争：在加沙，哈马斯与圣战组织斗争，因为圣战组织的行为有时会破坏其统治或违背其意愿。即使在结构更为紧密的国家内，很多时候决策方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例如，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所从事的运动，其名义上的主权国家无法控制，更不必说制裁了。
当弱势的政府与强大的非政府参与者共存时，会为外部的干预创造理想的环境，这是一条双向的道路，外部政府利用武装组织来谋求他们的利益，而作为非政府参与者的武装组织则转向外部政府来促进他们自己的事业。伊朗几乎肯定会帮助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但它是否控制了他们?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组织“人民保护部队”，隶属于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但他们会听从库尔德工人党的命令吗?
非政府主体既是代理人又是独立参与者，这一事实使得确定暴力的责任究竟在于谁或从一开始就阻止暴力的行为变得更加困难。伊朗可能错误地认为它不应该对胡塞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袭击以色列、或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美国负责。沙特阿拉伯可能会错误地将每一次胡塞武装袭击归咎于伊朗，就像伊朗可能会将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团体在其领土上犯下的任何暴力事件归咎于沙特阿拉伯一样。美国可能会相信，每一个什叶派民兵组织都是伊朗的代理人，在为伊朗卖命。以色列可能认为哈马斯要为加沙的每一次攻击负责，伊朗要为叙利亚的每一次攻击负责，黎巴嫩政府要为真主党的每一次攻击负责。在这些例子中，错误归因的代价可能很高。
2018年9月，贝鲁特真主党支持者，图片来源：Reuters
这绝非只是我们的想象：9月份沙特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后，胡塞武装立即宣称对袭击负责，可能是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地位。可能是为了避免美国报复，伊朗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系。谁进行了这次行动，谁受到了惩罚，都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即使在看似结构良好的国家中，决策所在地也变得不是那么清楚。在伊朗，政府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是直接与该国最高领导人接洽的军事分支，但有时似乎是分道扬镳，这究竟反映的是有意识的分工，还是真正的对垒，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至于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威胁倍增
一系列的全球、地区的转变增加了地区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这些全球转变包括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俄罗斯的复兴，以及美国的相对衰落。近期，“阿拉伯之春”的余震再次显现，尤其是地区秩序瓦解和失败国家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国内的政治变化加剧了这一情况，这些变化在沙特催生了新的、非同寻常的“强硬”领导人，而在美国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些发展都在该地区催生了一种感觉，即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利用，而那些没有被迅速抓住的机会，则会永远的失去。
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对美国的控制力感到担忧，在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感到鼓舞的同时，也对它感到担忧。特朗普把修复与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关系作为首要任务，但特朗普不愿动用武力，以及他愿意背叛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盟友的态度也同样清楚。
因此，这种鼓励政策和控制态度的结合有助于解释沙特阿拉伯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领导下，采取非同寻常的冒险行动：其在也门的持续战争，对卡塔尔的封锁，对黎巴嫩总理的绑架，杀死持不同政见者贾马尔·卡舒吉。萨勒曼认为当前与美国的结盟是转瞬即逝的机会，因为特朗普可能不会赢得连任，而且他有能力突然改变政策，与伊朗达成合作协定，而且还因为美国长期以来一都直希望摆脱与中东地区的纠缠。以色列也有类似的感受。美国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都在利用特朗普的任期，同时也在防范他突然转变立场、可能只担任一届总统，这种状况使中东局势更加不稳定和不可预测。
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给了伊朗一些支持，但很难让人完全放心。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会站在伊朗一边，还是希望从地区分裂中获益，而袖手旁观?中国会不会无视美国的制裁威胁，而购买伊朗石油，还是会在与美国达成潜在贸易协议后，遵守美国的要求?对美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情况更加危险。伊朗感觉到了特朗普对战争的厌恶，因此试图挑战美国的底线，向美国施压，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减轻。但是因为伊朗不知道美国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伊朗有可能因为做的太过分而付出惨重代价。
两个警告性事件
要想了解这些不确定性在将来会如何相互影响，看看最近在叙利亚发生的类似不确定性事件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就会得到一定的启发。沙特阿拉伯抓住了本国力量，推翻阿萨德政权，以此作为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机会。他们利用反对派的优势，从而结束了叙利亚与伊朗的长期联盟。伊朗和真主党担心这一结果，因此以政府的名义投入大量资源，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代价。以色列也介入其中，试图削弱伊朗在其边界不断增长的势力。卡塔尔和土耳其支持一些有伊斯兰倾向的反叛组织，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则支持其他一些组织。俄罗斯担心叙利亚的方向会发生转变，并察觉到美国的犹豫不决，因此看到了在中东重新确立自己地位的机会，所以对叙利亚局势进行了干预，使其与美国，并一度与土耳其产生了直接冲突。与此同时，土耳其对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北部享有安全避难所的前景感到担忧，因此在直接干预叙利亚局势的同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希望他们能够与库尔德武装进行军事冲突。
2017年2月，俄罗斯士兵在叙利亚阿勒颇巡逻，图片来源：Omar Sanadiki / Reuters
随着叙利亚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舞台，那里的冲突，甚至是无意间的冲突，都有可能成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包括土耳其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斗机（俄罗斯指责以色列击落了另一架），美国军队在叙利亚东部打死了数百名俄罗斯雇佣军成员。以及土耳其袭击了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增加了美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同样包括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与伊朗或伊朗有关的目标发动了数百次袭击。
叙利亚还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会很难控制其不被卷入中东冲突。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支持与阿萨德政权和ISIS斗争的叛乱组织，但声称不追求政权更迭（尽管支持希望改变政权的组织），不寻求区域再平衡（尽管阿萨德的垮台将对伊朗产生明显影响），不支持土耳其的敌人（尽管支持与土耳其死敌有联系的库尔德运动），不寻求削弱俄罗斯（尽管俄罗斯与阿萨德政府关系密切）。但是，美国不能一边支持反政府组织，一边又与他们所反对的政府保持距离，或者是在其他各方都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叙利亚问题的时候，美国只从片面的角度看待叙利亚问题。美国在一场自称与它无关的地区和国际博弈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在也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自2004年以来，该国北部一直是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反复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早些时候，也门政府官员指出伊朗可能向叛军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而胡塞领导人则声称是沙特干预了此事。2014年至2015年，胡塞武装占领首都并向南挺进后，沙特阿拉伯对这一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南部与沙特接壤地区的前景感到担忧，并出了回应。萨勒曼政府不信任美国，决心向伊朗表明旧时代已经过去，并打算在沙特留下自己的印记。面对激烈的反击，胡塞叛军向伊朗寻求军事援助，而伊朗看到了一个增强其影响力、拖住沙特阿拉伯的低成本机会，就答应了。美国仍在与伊朗就一项核协议进行谈判，而沙特强烈反对沙特拥有核武器。美国认为，它承担不起与在这个海湾盟友的脆弱关系上再增加一场危机的后果。
尽管美国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很担忧，但它还是支持沙特领导的联军，分享情报、提供武器，并提供外交支持。和在叙利亚问题上一样，奥巴马政府试图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这不仅有助于捍卫沙特的领土完整，而不会使美国牵扯进沙特的反胡塞武装战争，也不会卷入伊朗与沙特之间的战斗。和在叙利亚问题也上一样，这种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美国不能只选择战争的一部分:如果要支持沙特阿拉伯，那就意味着它要对付胡塞武装，也就是说它要对付伊朗。
美国政府的变化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试图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但基本上无果而终，这揭示出中东地区各种冲突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它还揭示了美国目前面对的一些选择，奥巴马考虑的是将美国从他所认为的更大的中东泥潭中解脱出来。他将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试图解决巴以冲突，对“阿拉伯之春”表示同情，并一度和独裁领导人保持距离，避免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并追求与伊朗达成协议，阻止其核计划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但利比亚并不符合这种模式，尽管如此，奥巴马显然也相信2011年由北约主导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受到严格限制，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猜想是错误的。可是这只会加强他最初与中东冲突保持距离的意愿，他的最终目标是帮助中东地区找到一个更稳定的力量平衡点，使其减少对美国直接干预或得到美国保护的依赖。然而令沙特人大感意外的是，奥巴马提议伊朗和沙特以“冷和平”方式共处。
奥巴马是个渐进主义者。他相信，美国既不可能突然改变方向，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方向，更不会危及已经酝酿了几十年的地区关系。就像他曾经对我们这些在白宫工作的人说的那样，执行美国的政策就像操纵一艘大船：现在看来，调整几度的航向似乎不算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地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他所做的都是适度的，因此，在试图说服沙特与伊朗找到“有效的邻里相处之道”同时，他温和地、谨慎地平衡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尽管他想避免军事上的纠缠，但在他的总统任期却有几次代价高昂的干预行动：既有直接干预利比亚的行动，也有间接干预叙利亚和也门的行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政府是一个半路停止的实验。至少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奥巴马的总统任期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别人会接替他的工作。但前提是他要被像他这样的人接替，也许是希拉里·克林顿，但绝对不是唐纳德·特朗普。
特朗普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也许部分原因是出于他想做与前任相反的事情。特朗普并没有寻求某种平衡，而是完全向一边倾斜:加倍支持以色列；完全与萨勒曼、塞西和其他被奥巴马唾弃的领导人结盟；退出伊朗核协议，并积极加入该地区的反伊朗轴心。事实上，为了削弱伊朗，美国选择在中东地区大部分区域的战线上与伊朗展开冲突：在核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叙利亚的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继续留在那里是为了打击伊朗;在伊拉克，美国想要一个脆弱的政府，但是伊拉克却转向伊朗来切段对美国的依靠。也门政府也违背国会的意愿，反而主持沙特领导的同盟；美国在黎巴嫩加大对真主党的制裁，也是适得其反。
图片来源：AFP
伊朗还选择把该地区当作自己的画布。除了破坏自己对核协议的遵守，它还在海湾地区扣押了油轮；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而且，如果美国的说法可信的话，他们还利用什叶派民兵威胁在伊拉克的美国人，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袭击沙特油田。今年6月，当无人机被击落，美国考虑进行军事报复时，伊朗迅速警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如果它们在美国发动袭击的过程中起到任何作用，它们将会成为伊朗的敌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就此结束，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很可能会被卷入随后的敌对行动。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沙特的袭击，这有可能是伊朗的指使，也可能不是，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并没有反对。我最近在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否认应伊朗的要求采取行动，但补充说，如果他们与沙特的冲突仍在继续，他们无疑会与伊朗联手对抗沙特。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促使伊朗加强其地区活动，无视现有核协议的一些限制，而美国却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缓和伊朗的行为，达成一项更严格的核协议。这就触及了奥巴马中东政策的核心矛盾:这些行为使奥巴马决心避免的军事冲突变得更有可能发生。
现在重要的是
一场地区性冲突远非不可避免，各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而且迄今为止，各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显示出有能力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避免冲突升级。但考虑到中东地区的局势，即便是微小的的行动也可能在无意间产生巨大的影响。
比如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又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在伊拉克或叙利亚发动的袭击越过了伊朗并不明确的红线；或者一枚胡塞武装的导弹杀死了太多沙特人或一名美国人，并显示是伊朗制造的导弹；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杀死了一名美国士兵；伊朗的核项目现在已经摆脱了核协议的限制，超出了以色列或美国的底线。人们很容易想象，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可能演变为国际性事件，每一方都在寻找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方法。
鉴于这些持续存在的风险，关于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与该地区保持距离并减少其军事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但似乎又有点不重要。因为如果上述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发生，美国肯定会被卷入其中，无论它是否做出了退出中东的战略选择。
因此，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继续参与或退出什么样的中东。在一个分化的，存在冲突的地区，地方争端总是有更广泛的意义，但是它将始终处于被波及的危险之中，因此，美国将会以各种方式被卷入其中。缓和紧张的局势不是一个国家仅靠自己就能做到的，但是至少这个国家可以停止加剧这些紧张局势，在不放弃或回避这些紧张局势的情况下，避免全部依靠其合作伙伴，或让其合作伙伴采取战争行动。这意味着美国应结束对也门战争的支持，并促使其盟国结束冲突。也意味着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重新加入核协议，然后制定一项更加完善的协议。同时也意味着美国需要停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制裁行动，并考虑如何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对伊拉克而言，这将意味着美国不再迫使伊拉克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选择哪一方。就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竞争而言，美国可以鼓励双方建立一个新的、包容性的区域架构，以及在开始解决两国的安全问题之前，采取适度的建立信任措施——包括海上安全、环境保护、核安全以及军事演习的透明度。
一个想实施这种政策的政府或许不会选择重新开始。最近，一些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已经采取了一些试探性的措施来与伊朗接触，以缓解紧张局势。他们看到了日益增长的区域危机失控的风险，并认识到其潜在的代价。美国也应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
注：本文编译自《外交》杂志2019年第六期评论文章，作者：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ley）。
编译 王梓阳
参考原文：
Robert Malley, "The Unwanted Wars Why the Middle East Is More Combustible Than Ever",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6, 2019, pp. 3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