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立场是：现在或者可预见的将来，在美国都不应该建立统一的身份证。就严格的定义来说，社会安全号不能算是身份证，它最多只能算一个近似的身份标识。

——美国联邦政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摘自1973年《数据记录、计算机和公民权利》

统一身份证，是美国近百年来隐私风波中的一个中心话题。

在美国的历史上，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发放过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三个证件，不同程度起到了身份证件的作用。

一是驾驶证。从1903年起，美国开始发放驾驶证，该证件被广泛地用作身份证明。但驾驶证是以州为单位发放的，每个州的证件格式、号码位数都不一样；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州的驾驶证，也可以没有驾驶证。所以严格地说，驾驶证虽然具备了身份标识的作用，却还谈不上统一的身份标志，而且很容易伪造。

二是护照，其格式倒是统一的，号码也是唯一的，并由联邦政府发放，但其发放方式，是以自愿申请为基础的，个人不申请，政府就不发放，除了出入境，日常生活中也很少使用。

三是社会安全号。1935年，罗斯福新政期间，他为了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为每一个有工作的人员，建立一个社会安全账号。每个月，政府将从其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金额，并补贴部分金额，共同存入其社会安全账号，以作为其退休养老的保障。

罗斯福这个建立全国统一安全号的提案，也遭到了隐私派激烈的反对。最后，罗斯福向国会妥协并保证：这个号码仅仅用于社会保险，一定不会用于身份标识的领域，并且会被保密。他的这个提案才最终在国会通过。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罗斯福之后，他的承诺并没有被严格地遵守，社会安全号的应用范围还是逐渐扩大了。先是个人纳税的表格启用了这个号码，慢慢地，找工作、申请信用卡、驾驶证、政府福利都需要出示个人的社会安全号。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社会安全号似乎也是身份证件的替代品，而且其使用的趋势还在不断上升。

但严格地说，社会安全号还算不上统一的身份证件。因为它只记录姓名，连男女、年龄、住址、相片等基本的信息也没有，公民也不需要随身携带，该号码被明确规定为个人隐私。1974年的《隐私法》，甚至还有专门的条文规定：“要控制社会安全号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威胁。”

因为没有统一的身份标识号码，美国各种信息系统中用来标识、区分公民个体的方法自然五花八门，其中最核心的方法，还是人的姓名。但不同的人可以拥有同样的名字，在输入电脑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拼写的错误。毫无疑问，按照名字来查询个体信息的方法，其检索效率和准确率都很低。当要把不同系统的数据库连接整合到一起的时候，要确定“谁”是“谁”，就变得非常困难。

而在具有统一身份证的国家，由于各个数据库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唯一的“主键”——身份证号码，这个挑战就小多了。由于身份证号码在其中穿针引线，各种数据库可以像糖葫芦一样串串相连。

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深谙其中的困难。甲骨文公司（Oracle）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埃里森（Larry Ellison）就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系统。他曾经公开表示，如果美国采纳统一的身份证制度，甲骨文公司将免费给联邦政府捐赠一套全国身份证管理的软件。

当然，联邦政府也未尝不想建立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会不同意！国会的问题又在于：大部分人民不答应！

美国社会的这种争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

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之后，为了防止德裔美国人在境内从事谍报活动，联邦政府提出，要对德裔这个特殊的群体颁发统一的身份证件、加强管理。还有机构附议：统一的身份证应该延伸到所有的外国人，甚至全体国民。但这遭到了国会的强烈反对。国会仅仅同意了对德裔美国人加强管理，并在最后通过的法案中明确说：身份证的使用只能限于德裔群体，当国际冲突一结束，这种证件就应该立即撤销。

战争一结束，对德裔群体发放的身份证确实就被取消了。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又因为同样的原因，曾经对日裔、意大利裔、华裔群体发放过统一的身份证。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著名的珍珠港袭击事件。美国的飞机、舰队受到了日本的重创，共有2402人在袭击中死亡。事件发生不久，盖洛普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9%的美国人支持统一身份证件的做法，明确反对的人降至25%。

但这个数据只是昙花一现。没过多久，支持者就改变了念头，反对方又在民意调查中占据了主流。

珍珠港事件之后，联邦政府曾经发起过多次呼吁，要求实施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但都没有在国会取得半数以上的支持，尽数夭折。

1974年，美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FACFI），研究统一身份证的问题。该委员会在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以及商业领域进行综合调研之后，认为政府有义务为私营领域提供一个统一的标识，以方便全社会各种电子交易行为的发生和管理，因此建议采纳统一身份证的做法。但报告同时坦承：公众对于这个建议的反应是非常负面的。

鉴于此，几乎没有官员敢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统一身份证的做法。最后，这个建议只有不了了之。

1967年，“中央数据银行”的争端出现之后，统一身份证更是遭到了“隐私派”的强力反对。

1994年，克林顿执政期间，曾经发起过医疗改革法案，其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为全国每一个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医疗服务号”，在这个基础之上，搭建全国统一的医疗数据银行。但这个法案，也被“隐私派”否决了。1996年，克林顿试图重新包装这个想法，让医疗服务号成为另一个法案的一部分（HIPAA），还是没有通过。

近几十年，美国也对统一身份证这个问题做过很多次民意调查，但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昙花一现，每次都是反对意见占了绝对上风。1942年，民意调查的创始人乔治·盖洛普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对统一身份证这个问题做过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认为，统一身份证是管理社会、控制公民的一种手段，在美国，这种手段被视为警察国家的做法，是集权社会的象征，是违反美国精神的。当然，盖洛普也承认，统一身份证有利于警察打击犯罪、加强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在应对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等突发事件当中，统一身份证将大大方便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统一身份证也多次成为总统大选的辩论话题。纽约市的市长朱利安尼，曾经是2008年大选期间知名度最高的候选人，他表态支持全国统一身份证，随后遭到了其他多位候选人的攻击，这些候选人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牺牲公民实实在在的自由以换取“可能会好一点”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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