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0月24日刊登爱德华多·坎帕内拉撰写的文章称，历史逆转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当辉煌的过去突然间被平凡的现在所取代时。在某种程度上，居于英国脱欧之核心位置的心理剧表明，英国权势集团无法接受大英帝国的衰落导致全球角色遭削弱这一现实。像鲍里斯·约翰逊首相这样的英国脱欧铁杆支持者，把对离开欧盟后的光明未来的期望寄托在帝国往昔的复兴上。

文章称，这不是伦敦第一次提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团结一致、在一个不那么容易征服的世界中重塑其角色这一理想。

文章指出，与其他帝国不同，大英帝国没有在与新兴强国发生冲突后突然崩溃。其灭亡是逐步的，在许多情况下，是和平、温和的。这使该国较易保持前母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有时还包括军事关系。与此同时，英国精英利用帝国的缓慢解体有效地在国际体系中给国家重新定位。

文章称，与如今抱有英语圈幻想的英国脱欧派一样，其维多利亚时代的祖先也渴望用一个不那么具有侵扰性的“更大不列颠”（Greater Britain）来取代大英帝国。他们认为，海外英国侨民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这是一个跨大陆的单一政治共同体，可以充当英国霸权的保证者、民主原则的推动者和全球稳定的守护者。

一些知识分子想象，这个政治共同体将横跨整个帝国，包括印度。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努力经营一个只包括定居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的政治事业——这些殖民地的人口、经济实力和战略重要性都在迅速增长。第三种人希望让即将取代联合王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参与进来。

很快，尽管英国知识分子此前曾强调让英国侨民团结一致的种族因素，但制度上的共性和共同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地位。温斯顿·丘吉尔本人梦想在二战后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协同体。正如约翰逊本人在其传记《丘吉尔因素》中所声称的，丘吉尔深信，美利坚帝国是其前身大英帝国的自然进化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延续。

文章称，冷战期间，有关盎格鲁-撒克逊统一体的辩论停止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成了当时的分界线。但是，铁幕拉起，带来了一系列技术和政治变革，出人意料地为那些仍梦想建立一个英语国家联盟的空想家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1989年柏林墙倒塌，似乎证实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自由理想的优越性，而欧元的采用引起了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的担忧——他们担心，欧洲一体化大业朝着“日益紧密的联盟”这个方向走得太远了。

文章称，此后，建立一个新帝国的提议进一步增加。保罗·约翰逊和罗伯特·康奎斯特是保守派欧洲怀疑论阵营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物，他们提出了最具乌托邦色彩的计划。前者设想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成为美国的正式成员州，并占据适量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席位。康奎斯特建议，成立一个英语国家联合体，其紧密程度甚于同盟（alliance）但次于联盟（union）。还有一些人，比如美国企业家詹姆斯·贝内特，设想了一种制度化较轻的结构，将英语圈描述为一个被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粘连在一起的网络文明。

文章认为，无论此类计划是多么不切实际或过分简单化，都为英国脱欧辩论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们可以为伦敦提供一个宏大的替代背景。当脱欧成了一个具体前景，许多热衷于建立英语圈的人士向下修正了他们的雄心，提出了基于自由贸易协定和防务合作、没有任何复杂的超国家架构的略微现实一些的计划。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个新的势力范围限于所谓的“CANZUK”（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另一些人将美国纳入其中；少数人也感兴趣地关注着新加坡、印度和爱尔兰。

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过一句名言：“大不列颠失去了一个帝国，尚未找到一个角色。”他认定的身份危机实际上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已开始。在他说这句话后50多年，这场危机仍未结束。（编译/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