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位居四朝宰相却无法改变朝局,司马光变法失败早已注定?

  • 小编 发布于 2019-11-25 12:02:42
  • 栏目:历史
  • 来源: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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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流传于后世,尽管他自己本人从未提到过,但现实生活中,司马光的确是以诚实作为伴随他终生的座右铭。现代人对司马光的评价大多来自于三件大事,第一件当然是司马光砸缸之事,另外便是闻名于后世的《资治通鉴》和抵制王安石变法。

诸如秦朝的商鞅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清代的戊戌变法等等,因此与王安石变法相对立的司马光便想当然地被扣上了保守派和落后派的帽子。但事实上,对于经历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宰相司马光做评价,此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片面了。

公元1085年,司马光临危受命第二次出任宰相,将王安石变法内容一概废除,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周旋于改革派和他所认为的理想国家蓝图之中,无奈其能力有限,于公元1086年病逝,谥号文正。

虽位居四朝宰相却无法改变朝局,司马光变法失败早已注定?

一、司马光的性格特点充满理想主义,性格决定他无法胜任宰相这个职位

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太过理想化,与当时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但是司马光的理解中,天下应当是这样的:“人臣各献其谋,而人君裁决是非”,群臣努力为民请命,在尽力排除皇权的干扰下对天下大事先行讨论决策,并经过互相争辩和无数次斟酌考量后选出最合适的方案,然后再交给皇帝圣裁,皇权在其中承担的角色只是最终的保障性角色。

这种思想从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无疑是非常先进的,有一种君主立宪式的民主之风,无奈的是这是一千年前中国封建王朝达到鼎盛时的宋朝,注定他的理想无法实现,况且这种带有内阁式的民主真正得以发言广大的是明朝,而非当时司马光所处的时代。

精神上的洁癖和非黑即白的人生箴言与宋朝官场格格不入。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屈野河西地事件,司马光的老师庞籍和当时的河西地守将都有意识地将司马光送向外地,用自己的处分换来了司马光的政治生涯,但由于他精神和道德上的洁癖,竟然无数次向朝廷说明真相,并断绝与他们的来往,让自己的老师和好朋友的善意付诸东流,这一点上来说,司马光是一个不成熟的官员,甚至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和朋友。

虽位居四朝宰相却无法改变朝局,司马光变法失败早已注定?

不懂得圆滑和妥协的他永远不会认清何为“中间地带”。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在电视剧《大明王朝》中,修仙的嘉靖帝对海瑞说的那番话:

长江之水可用,黄河之水亦可用,黄河之水泛滥便要治理黄河,而长江之水过清亦无法造福两岸百姓。

海瑞永远不会懂这个道理,同样的司马光也不会懂,中庸之道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身为孤臣的司马光,注定了他在最后的18个月里无力回天,孤掌难鸣。

二、宋仁宗、宋英宗期间兴盛的科举制和宽容纳谏的官场风气塑造了司马光的品格,使其无法在宋神宗期间顺利地完成过渡和转变。

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并通过科举制入仕的宋朝官员们,多数身怀家国天下而又刚正不阿,尤其宋朝的台谏官制度使得大臣们敢于直言向皇帝谏言,而这主要得益于宋朝对官员尤其是谏官的过度宽容,不杀谏官,少杀大臣,以至于谏官集团在表面上形成了对于皇权的威胁。

虽位居四朝宰相却无法改变朝局,司马光变法失败早已注定?

这种宽容风气虽然无法达到司马光的理想状态,但也却是他所喜闻乐见的,并且在这种宽容纳谏的风气中,司马光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为官之道,而到了宋神宗期间王安石变法时,迅速转变的政治大环境使司马光无所适从。

王安石变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与司马光清平盛世的政治理想渐行渐远。宋英宗的“皇考”之争使得作为宋英宗后代的宋神宗急迫想要做出政绩以证明自己有能力担负起这个皇位。年轻气盛的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革新,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打碎过去的一切,改变宋朝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财政短缺

仁宗、英宗期间宽容的政治风气的确使政治上显得一片祥和,但是由于对于官员队伍的宽容,大量的冗官、冗政严重拖累了宋朝的经济发展,税收减少,政府机构入不敷出,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得以登上历史舞台。

事实证明,二十年的王安石变法使宋朝官府经济收入大幅增长,对于赵家的王廷来说确是一项伟大的功绩,但是以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王安石变法是否是一场堪称商鞅变法而于民于国均有利的伟大变革,恐怕很难做出中肯的评价。

虽位居四朝宰相却无法改变朝局,司马光变法失败早已注定?

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集民众的资财于国库,合官员之声音于皇帝一人,对于皇室来说自然贡献巨大,但是对于百姓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并不尽然,对此司马光与之完全针锋相对。

一则抨击官场;司马光如此描述当时的官场生态:

“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

以法家思想去治理天下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对待官员的态度严苛,塑造了一种重压的官场生态,群臣向上谏言之路堵塞,同时用重刑主义管理宋朝官吏,在司马光看来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倒退,完全背离他的理想政治局面。

二则重击社会底层。改革后的宋朝虽然可能国库充盈,但天下百姓却十分疾苦,民富皆敛于国,秉持民本思想的司马光无法忍受此种变革所带来的后果在此就笔者来看,民财之去处,放之任何社会之中都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管理学的问题。

虽位居四朝宰相却无法改变朝局,司马光变法失败早已注定?

百姓要依赖国家维护其安全,并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故而卢梭所说的天赋人权之后,百姓让渡出一部分公共权力给政府,以求得到保护,但问题的关键是百姓亦有自己的生活和权利,让渡出的权力或财富占有自身拥有的所有物资的分量该如何确定成为历朝历代永久的难题,偏差过甚便立马天翻地覆。

三、司马光在最后的18个月中无法改变朝局早已注定

第一,司马光历经四朝,在元祐年间又重新回到宰相之位的司马光早已年近古稀,无论是面对高太皇太后依赖他改变时局的厚望,还是面对年幼的宋哲宗,亦或是面对满朝同僚们,此时的他即便有能力实现他所期望的完美的政治生态,却无奈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去面对

第二,即便在前朝,司马光过于孤芳自赏的性格和不懂圆滑处事的为官之道使其孤立无援,且面对自己的老师和好友,也同样如此,“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举朝之人悉非旧识”是真实的写照。因此,在当时面对满朝文武时,他已经是确确实实的孤臣了,更别说在宋哲宗时期,经历了20年王安石变法之后,身边拥立新法之人比比皆是。

虽位居四朝宰相却无法改变朝局,司马光变法失败早已注定?

虽然他一上台便立马废除王安石的各项变法措施,同时大肆培养自己的门生,却没想到自己的这些措施却成为引发朝局动荡的新的因素,熙丰时期的旧臣表面上看似司马光的对立之敌,元祐时期的新晋之臣也看似与司马光处于同一利益集团,但他既不针对敌人做出打击,也不维护幕僚的权益,而只想在其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最终的结果便是两头不讨好,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立之臣。

第三,人之晚年性格往往有所改变,二次入相的司马光因为经历了太多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为了走向与王安石完全对立的一面,他自己变得固执己见,加之高太皇太后在政治上的言听计从,使司马光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一味地否定王安石变法便是对的,并拒绝自我反省,这无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所以晚年的司马光二次入相,凭借高太皇太后的完全信任,他意欲以孤立之臣的形象去撬动整个朝局,一方面想在拥护变法的老臣与反对变法的新臣之间寻找平衡,另一方面,却又急切想要革除他所认为的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各种弊端,充满了矛盾。

经历了岁月洗礼和官场的无数次磨练,他不再像年轻之时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勇往直前,却想在各大利益群体之间作“老好人”,欲要改变,却无法放开手脚,年事已高而又固执己见,虽怀揣美好理想,但却也只能把它作为过眼云烟,但无论如何,终其一生,凭借《资治通鉴》这一流传后世的史学巨作和其鞠躬尽瘁的治世态度,“文正”这一谥号他都足以承受。

参考文献:

《宋史》

《司马光集 》

《续资治通鉴长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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