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始于战国。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政治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这种精神气质对“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说到宋朝的士大夫，关于他们的趣事很多，且会发现：他们跟清朝时期的“士”，在精神和气质上有非常大的区别。简单来说，宋代的士大夫们脾气都不是很好，这里的脾气不好指的不是他们跟自己的媳妇发火，也不是说对下属异常严厉，更不是对待民众简单粗暴，而是在皇帝面前他们都表现出了火爆脾气。
宋真宗时期，有一个翰林的学士，名叫杨亿，虽然才华横溢，但是，却有点骄傲，与宰相王钦若互不相容。每次王钦若到场的时候，杨亿都会扬长而去，对其视而不见。后来，王钦若罢官回乡，其他官员们都写诗相赠，作为当时官场上的一种理解，以表相识一场，但是，却只有杨亿没有送。
宋真宗看不过去，就对杨亿说：“你就写一首给他送过去吧，不要这么意气用事，要顾全大局，礼仪上要过得去，一场相识，要讲究团结。”但是，杨亿对于皇帝的话并没有听进去，不写就是不写，皇帝发话也不好使。
还有一次，杨亿起草《答契丹书》，里面用了一句“邻壤交欢”，宋真宗由于对契丹太过憎恨，看到这一句不是很喜欢，所以，就用“朽壤、鼠壤”等词作为批注用来嘲笑契丹。结果，第二天，杨亿竟然给皇帝交了一份辞职申请书，理由是：觉得皇帝的批注是针对自己的，是不喜欢自己写的文字，所以，便提出辞职。
这使得皇帝有点不知所措，只能好言相劝，挽留这位才人，并且，对宰相说：“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话说，在宋代，像杨亿这样“有气性”的士大夫，可不止他一个。在宋仁宗时期，有一台谏官，名叫张知白，做事说话也是跟随其名，非常“直白”。
有一天，仁宗找他谈话，提到他做人比较孤单，没有什么好朋友，主要在于说话上不太讲究分寸，劝解他以后要多注意。结果，张知白一听皇帝说这话，便甩给皇帝一句：“我不孤单，皇帝你才孤单呢。”仁宗自然很疑惑了，一问究竟。
对此，张知白回答道：“我家里有贤妻，家外还有亲戚，我哪里孤单了？皇帝你只有宫女陪伴，你岂不是比我还孤单？”这一句话把仁宗说的神情暗淡，独自回宫之后，跟皇后说了这件事情，还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原来，宋仁宗当时年事已高，自己所生育的儿子都死了，膝下无子，这对于一位年迈的老人来说，的确是很孤单的。可以说，张知白的话戳中了仁宗的痛点。按别人的想法，张知白说了这样的话，让皇帝这么伤心，估计是小命不保了。
但是，实际上，仁宗并没有怪罪于他，而是继续让他担任台谏官一职。
宋仁宗的老师夏竦去世了，本来礼部为其拟定的谥号是“文献”，但是，仁宗感念恩师的教导之情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便将谥号改为了“文正”，这在旧时，可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了。
但是，仁宗的这一决定却引起了士大夫们的不满。负责考功的刘敞说道：“起谥号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是礼部的事情，它们有这个权利，起什么君王不应该横加干涉，而且夏竦这个人的品格不行，根本不配用文正的谥号。”最后，夏竦的谥号不得不改为“文庄”。
宋理宗的时候，一名叫李伯玉的台谏官，由于发表了过激的言论，被降了官职。但是，降官的文书，舍人院却一直不肯起草，用这样的行动，来抵制皇帝的这种做法。整整过了一年，这文书还没颁布下来。后来，牟子才管理舍人院，觉得这样一直拖着不写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就把降官的文书写了。
但是，他却没有斥责李伯玉的过错，相反，在文书中，妙笔生花地对李伯玉进行了一番赞美，歌功颂德一番，嫣然将“解聘书”写成了表扬信。宋理宗看到后，不太高兴，便让牟子才修改一下，就连宰相也过来说情，让牟子才给皇帝一个面子，改一下了事。
结果，牟子才却坚决不听，还说：腕都可以断，但是，词一个字也不能改。丞相要是想改的话，可以自己改。像这样的士大夫，在现代的电视剧中估计也就只能活两集，而事实上，这种火爆脾气的士大夫，在宋代有，却是极为少见的。
宋神宗时期，有一个名叫王珪的，擅长阿谀奉承，谄媚拍马。在皇帝上殿、退朝、领旨的时候，都会高呼“领旨”，所以，人送外号“三旨相公”。这样迎合皇帝的士大夫，在宋代可以说是“最窝囊”的了，但是，跟清朝的“宰相”们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因为，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大学士曹振镛，奉行的为官之道是“多磕头少说话”，真是让人唾弃。
但是，即使被叫做“三旨相公”，依旧也有脾气。
王珪曾经向宋神宗三次推荐张璪，却都没有被录用。因此，王珪就向皇帝提出辞职，说：“我身为宰相，给皇帝三次举贤都不被采用，是我当宰相的不称职，所以，我就不干了，辞职吧。”
宰相在古代那是何等的官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作为百官之首，他的权力得不到皇帝的尊重，便用辞职作为要挟，这也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气性。
中国官员们的这种“气性”在清朝时期，早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打压，在历经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的官场变得异常奴化。官员们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厚礼谄媚，真是世风日下，为官的风骨荡然无存，士子们的脊梁也越来越弯。一直到了清朝的末期，士人们的这种气性才稍有抬头，略有恢复。
参考资料：
【《东都事略·卷四·本纪》、《王文恭公珪神道碑》、《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