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的穷，大约是历史上最为出名的。穷到什么程度呢？首辅李东阳，冬天烧不起煤；大清官海瑞，吃肉成了新闻；就连《明史.食货志》里也说，“自古官俸之薄，无有若明代者。”俸禄低到连后世史官都看不下去，明代官员过得也忒惨了。

但当这样的事实与另一份史料进行对照时，却显得别有意味：明朝享国276年，通过科举层层选拔产生的进士多达24000余人；而根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记载，明代仅乡试一项，合格率平均大约只有4%，更不用说更加严苛的会试了。

这就很诡异了，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当官既然不挣钱，那这些士子寒窗N年，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推我挤，到底是为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相当多的学子，是抱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走上仕途的。但关键在于，理想再丰满，也不能当饭吃，海刚峰再清绝脱俗，“食色性也”的要求也得满足——海大人一生娶妻三次、纳妾两位，若不是这么折腾，他大约能稍微宽裕点。

按照常理，在这24000余位进士中，绝不可能人人都像徐阶、张四维这样身家巨万、不愁衣食，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明朝的官员，很有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穷。

一、地方官员的生财之道

常例钱，顾名思义，就是各级官员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收入，虽然国家制度中没有规定，但是你若是不掏这个钱，就什么事都办不成。说白了，就是“吃拿卡要”。

常例钱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宋到元，官员们都有类似的灰色收入，而到了明朝，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各类常例钱更是五花八门、种类翻新，成为了各级官员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明代地方各级政府中，刑名、钱谷这两项事务是常例钱的重灾区。

二、京官的敛财之术

相比地方官而言，京官捞取常例钱的渠道就要少得多了，因为他们不直接接触地方事务，“县官不如现管”，京官的手再长，也不可能直接伸到地方上去抓银子。

那么，京官就没有办法收钱了吗？当然不是——身为京官，他们的常例钱基本都来源于各级官员的“进贡”，而其中最大的一项来源就是“考察”。

明代的“考察”制度，初期并不定期，直到弘治年间，才定下了“京官六年一次，外官三年一朝觐，典察随之”的制度。

每到考察期，是地方官员最忙碌的时候——油水大的想保住位置，没油水的想换个地方。为此，地方官员们必然要托关系、找朋友，无论是老乡亲族、同榜进士、座师......只要是能搭上一点转弯抹角的关系，这些地方官们莫不趋之若鹜，而开路的，当然是白花花的银子。

关于朝觐年的这种情况，海瑞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京官收租之年”。嘉靖年间大学士张璁也说过：“顷来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听命，是部院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簠簋不饬，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