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伞兵训练曾经使用过的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巴朗斯基机场

冬季到西伯利亚，会真正明白"冷"的含义。水银柱掉到-30°以下的时候，穿再多的衣服都挡不住那份具有穿透力的冰冷。黑龙江的北岸，便是这样的奇寒彻骨。

1942年2月，王明贵支队最后的战士就是在这个季节撤回到黑龙江北岸的，真正打到了弹尽力竭，人人带伤。看着瘦得不成样的王明贵，周保中的心情，只怕比西伯利亚的寒风还要冷。

老兵回忆，周保中在那一段时间脸色冷得怕人。李敏在路上遇到周总指挥，甚至会吓得躲到一边的树丛里，看到他走过去才敢出来。

除此之外，周保中比普通官兵更加了解形势的严峻。这份严峻不仅来自面对的日军，也来自身边的"老大哥"。

罗马元老马略评价他的老对手苏拉"灵魂里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这种评价要是放在和抗联打交道的苏联人身上，大约可说他们"一半是可爱的绒毛熊，一半是凶恶的北极熊"，周保中就是负责和他们身上北极熊那一半打交道的人。

只有他这个级别的中国将领才明白这头熊的贪婪和无情。

在大多数幸存下来的东北抵抗者潜意识里，苏联都是一个带有美好印象的地方。这种美好印象甚至可以铭刻终生。这不仅仅因为退入苏联使他们的生命和战斗得以延续，而且因为在他们一贯受到的教育中，苏联是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祖国""老大哥"，斯大林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是抗战中国的坚定盟友。

他们在苏联，也的确受到了相当程度友善的对待。

有的中国抵抗战士被安排学习，环境和打游击的时代堪称天壤之别。陈雷回忆他的房间是个"套间的里屋，房间里有一个不小的书架，架上还有中文的书，还有书桌和一张单人床，看来早就为我安排好了"，"会客室的对门是厨房，里面整齐地摆放着碗橱，茶具等等，井井有条"。在这里，邻居的俄国姑娘看上了英武的陈雷，写条子要与她谈恋爱。结果，负责照顾陈雷的女房东娜嘉和主动找上门的姑娘爆发了一场战争，两个人在陈雷面前又推又搡，嘴里各自激烈地重复着一个词。很久之后，陈雷学会了俄语，才明白娜嘉喊的是"女流氓"，而那个姑娘喊的是"为什么"。

1940年底，已经从第四军转到第七军工作的彭施鲁随该军残部转移到苏联境内。据彭施鲁回忆，苏联边防军将他们带到了哨所，端出面包招待他们，土豆和牛肉也敞开供应，并让抗联战士们自己生火做饭。此后还出动几辆卡车将这一百多名中国战士送到了伯力，在那里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洗了半年来的第一次热水澡。

别看这一个热水澡，李敏到苏联第一次洗这样的热水澡，眼看着两个水龙头一开，冷水热水都跑出来，她发自内心的感慨是："还是社会主义好啊，啥时候，咱们国家的老百姓也能过上这种日子呢？"

抗联过境部队最初驻扎在乌苏里斯克的南野营和维亚斯克的北野营，此后逐渐集中到北野营，这里协助训练和战备的苏联教官和中国官兵们生活在一起，可以说是同志加兄弟，双方感情就更加深厚了。直到几十年后，老战士们说起他们中吴刚、杨林、瑞金这些名字，依然如数家珍。

在维亚茨克与中国抗日联军一起工作的苏军军官们，估计吴刚、杨林、瑞金等都在其中

吴玉清对吴刚少校印象深刻，记得这是个很爱笑的青年军官。陈雷呢，记得有一天吴刚的女朋友来了，是个身段十分优美的俄罗斯姑娘。俩人大概好久不见，见面就是一个忘乎所以的拥抱加深吻，让周围几十个中国官兵看直了眼。

李敏回忆苏联教官也有可怕的时候。中国官兵参加空降训练，在空中谁要是胆怯犹豫，教官就会又吼又叫，凶相毕露，大有将人一脚踢下去的恐怖。李敏记得男兵真有最后不敢跳的，倒是女兵个顶个的要强，全都跳了下去。

苏式伞兵训练，教官真的会拿脚踹，受训的抗联老战士提起那段训练仍然颇感寒毛凛凛

忐忑的苏联伞兵，估计抗联战士接受跳伞训练的时候与他们表情相似

末了集合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这次跳伞有一个人的伞没有张开，出了事故。李敏她们议论纷纷，哎呀，就剩这么点儿人了，又是谁牺牲了呀。最后来的消息古怪得让人几十年后还没法相信，竟然是教官的伞没打开，教官摔死了！

虽然感觉有些古怪，但看不出老人家对严厉的教官有一丝不满。那种带着崇拜意识的欣赏是真心实意的，就像改革开放之后，刚刚到欧美工作的中国人，看到满超市卖不动的牛奶面包时那种感觉。即便有金彭抗命这样的不和谐音，那也是一根指头和九根指头的区别。

抗联老战士李敏在当年练习跳伞的乌苏里斯克市巴郎斯基机场，百感交集

周保中的工作时间，一半在维亚斯克，这是他和中国官兵们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半，则是在伯力，在伯力B大街的一所木头房子里，和苏联远东军区和内务部打交道，主要就在这里。

距离产生美，普通官兵对苏联的印象只是美好，对于每天和苏联上层接触的周保中来说，这个北方的国家可绝不是一头绒毛熊那样可爱，那是一头有锋利牙齿的北极熊。按说，这头熊和中国算是朋友，但是在黑龙江这个地方，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总想和更强大的日本人交朋友，而把爪子对着自己的盟友。

比如，有些精干的中国军人过境之后，苏方会抢先一步做工作，诱使他们离开抗日联军，直接为苏联工作，担任苏联红军远东军区的侦察员或地下工作者，待遇十分优厚。

建国后曾担任军委雷达局副局长的于保合便是受到苏方"做工作"的人员之一。为了表达对抗联的忠诚，这位性情刚烈的无线电专家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下了"我要见赵尚志"的血字，苏方只好知难而退。

倔强的于保和最终回到抗联部队，还有的人不明不白就"失联"了。日军档案中记载报号中侠的六军五师师长刘振声激战后率部杀过黑龙江，但这支部队过江后再无消息，神秘地消失了。他们是不是被苏联方面利用，扣押乃至"防谍""肃反"，根本无从查起。

再比如，苏方经常向周保中提出"借调"人员协助苏军的情报工作，李敏的哥哥李云峰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出的。据统计苏方以这种方式先后从越境的抗联部队调用了两百名以上的人员。他们执行的大多是越境侦察任务，牺牲极大，常常有去无回。若说为了给异国提供情报，调走这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老战友不心疼，那肯定不是实话，但周保中只好在一份份调用申请上签字，因为既然身在人家的屋檐下，受人家的照顾，便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事实上，有很多幸存下来的老抗联人员一直坚持对苏联不欠什么，因为大家身上的装备，给养，是那两百名战友用生命换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