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上的仁德执政，则必回和赦令联系在一起。当封建中央集权王朝的新皇帝登基或是皇室大婚及国政改弦更张之际，朝廷往往会以赦书的方式昭告天下，以表现自己在具体政策上的转变，如著名的如汉武帝的《罪己诏》，在颁布之后汉帝国一改四处征伐的武力统治国策，鸣金收兵注重发展农业，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不难看出赦书对于国家执政路线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朝代唐朝，也有这样一份赦书影响重大。也正是因为它的出台，结束了让皇帝离京避乱的战火，奠定了安史之乱后中晚唐稳定的国家发展格局。
兴元元年元旦，唐德宗在奉天发布了由陆贽执笔的改元大赦。在此次大赦前后，德宗还发布了一系列的赦令，这些赦令不仅与改元大赦的基调保持一致，并对相关政策有更为具体的阐述。这些赦令与改元大赦的关系可谓是相辅相成，由于它们大都发布于兴元元年前后，后世将之统称为“兴元大赦”。
在大赦颁布之际，唐德宗朝廷面临的局势极为不利，如陆贽所言：“今重围虽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竖，又有顾瞻怀贰，叛援党奸，其流实繁，不可悉数。”
尽管如此危急，但由于兴元大赦的条件已经得到河北藩镇统治者的接受，使得朝廷的形势迅速好转”。
兴元元年初，河北藩镇田悦、王武俊、李纳相继去掉王号，“望风款降，争驰表章，唯恐居后”。攻陷唐都的朱泚叛军也在数月之内被消灭，唐德宗得以重返长安。由此可见，兴元大赦中所宣示的政策转变对平定战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么，兴元大赦中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它何以能够如此有效地促成战乱的平定？
赦文的开篇是唐德宗的罪己之言，但真正的关键是德宗对于新政策的全面宣示，德宗的主要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安抚反侧，也就是曾经对抗过朝廷的各个藩镇，其次是嘉奖在战乱中效忠于朝廷的将士等，再次是免除有罪在身的官员，最后则是平息民怨，舒缓民力。
最重要的则是对藩镇的安抚和对功臣的嘉奖，前者奠定了此后百年的政治格局，后者则孕育了新的统治集团，二者都对中晚唐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可谓是建中之乱带来的两大政治遗产。
一、承认藩镇的自治与世袭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安抚反侧是兴元大赦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建中之乱就是由藩镇与朝廷的对抗所引发。
唐德宗在经历奉天之难后，对自身实力的局限性已经有了很清楚的认识，他知道河北藩镇的割据问题不像他曾经想象的那么容易解决，更重要的是，当前对朝廷的最大威胁来自占据长安、自立为帝的朱泚。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朱泚，就必须先对藩镇进行安抚。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唐德宗做出了重大让步，对藩镇们“各复爵位，待之如初”，这就满足了实际上也就等于是承认了藩镇割据一方的合法性。
这一承认既成事实的原则在唐德宗于正月初二日发布的另一条诏令中不仅有更清楚的解释，且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功载鼎彝，名藏王府，子孙代代，为国勋臣，河山带砺，传祚无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子孙代代，为国勋臣，河山带砺，传祚无绝”等字句，唐德宗在这里明确无误地对藩镇世袭制度予以承认，并通过赐铁券的方式使之合法化。在奉天改元大赦的诏书发布后，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先后接受了朝廷的招安，相继去掉王号，归顺朝廷。
从本质上说，建中之乱是一场藩镇要求获得朝廷合法承认的战争，它并没有产生新的政治格局和行为模式，而是对已经形成的格局和模式予以正式承认。就此而言，建中之乱可谓是安史之乱遗留的续篇。但如果说安史之乱促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和行为模式的产生，建中之乱则是将这种变化固定下来，成为此后百年间朝廷和河朔藩镇关系的准则。
虽然后人以此批评德宗对藩镇姑息，但德宗的妥协是在现实状态下的无奈选择。一个原本志在扫平天下的皇帝现在竟然要向藩镇低头认错，这对于心高气傲的德宗来讲绝非易事。但为了维持李唐王朝的统治，德宗不得不宣布。
对于双方来说他们都知道要悬崖勒马，避免把自己弄到完全衰竭的地步。在经历了建中之乱后，德宗终于认识到他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最大化而并非权力最大化，因为安全才是他的最高目标，而权力只是确保安全的手段。
所以，最满意的和平解决，即使是对于占据优势的一方来说，也是通过和平谈判得来的，而不是采取军事行动的结果，就此而言，兴元大赦使双方达到了双赢。
二、对功臣的褒奖
赦文在安抚河朔藩镇之外，更对效忠朝廷特别是奉天护驾有功的将士予以了高度褒奖。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奉天之围解除之后不久，德宗就下诏赐予有功者以“元从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
从获得功臣名号的群体来看，所谓的“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其实就是由立功将士和扈从宦官共同组成的功勋集团，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在唐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比如郭子仪之子郭暧，郭暧娶代宗之女升平公主为妻，是德宗的妹夫，但在“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暧亦不令出入”。幸亏在朱泚之乱中，郭暧拒绝接受伪官，与兄弟及升平公主一齐投奔奉天，终于使“德宗喜，并释前咎，待之如初”。到穆宗继位之后，对郭暧进行追封，仍然极力强调“建中末年，属有大难，毕力扈驾，忘躯即戎，忠贞之节，国史明备”。可见，本已受到德宗猜忌的郭暧一家也是因为在朱泚之乱中的忠君之举，而重获德宗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功臣群体之外，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虽然没有享受到功臣之名，但仍然与功臣一样受到德宗的信赖，这就是随从德宗逃难的文官群体。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随德宗避难奉天和梁州的文官，自然会在德宗心目中取得高于他人的位置。尤其是一些在德宗流亡期间有特殊贡献者，在德宗返回长安之后很快就飞黄腾达，直至成为宰相。
最著名的当属陆贽，他在建中时期担任翰林学士，起草了德宗流亡奉天、梁州时期的大量诏令，深得德宗的宠信。此后陆贽官运亨通，贞元八年，年仅39岁的他成为宰相。再如齐映，本为凤翔节度使张镒的判官，在张镒因兵变被杀后，齐映投奔奉天皇帝行在，此后又随德宗流亡梁州，在此期间，他积极表现，赢得了德宗的极大好感。
由于德宗的信任，齐映在贞元二年便出任宰相，同样年仅39岁。与齐映同时出任宰相的还有刘滋和崔造，刘滋也因为“从幸奉天”而获得德宗的信任，从此平步青云。
随从奉天、梁州的文臣群体，和包括立功的宦官、将士在内的功臣群体一样，从贞元时期开始在政坛崛起，可谓是统治集团中的新兴力量，对中晚唐的政治具有重大影响，这是建中之乱留下的又一遗产。也正是这一批新兴仕途人才，对后来的唐宪宗中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以《奉天改元大赦制》为核心的兴元大赦，有力地促成了建中之乱的结束，其关键是德宗公开承认了河北藩镇自治与世袭的合法性，满足了河北藩镇维持现状的要求。建中之乱可谓是安史之乱的续篇，它将安史之乱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和行为模式固定下来，成为此后百年朝廷和河朔藩镇关系的基本准则。
也正是《奉天改元大赦制》构成了德宗朝政治的分水岭，也是中唐政治格局定型的标志。中唐政治的基本特点是由安史之乱后新兴的功臣集团势力掌握了政治主导权，与藩镇势力达成妥协，放弃了盛唐时代的统一，却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唐前期的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