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选官制度产生的原因分析

汉朝“以德选官”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制中分为四个科目，孝廉、贤良、茂才、异科。其中前三科都是为了选拔有德行的官员而准备的，其中举孝廉和举贤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以其中的举贤良为例，来探索一下汉代的选官制度。

1、先秦理论的影响

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尽管有着秦王朝政治制度的借鉴，但也依旧像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在磕磕碰碰的学走路，一直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真正开启自己的治国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著作对汉朝的选官制度有着巨大的影响。

举贤良是以德才为标准，但诸子百家对于何为“贤良”的论述有着不同的观点，比如儒家认为贤良的标准就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再比如法家在举贤良这件事上“举内不避亲，举外不必仇”等等。

尽管对“贤良”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共同的一点就在于他们都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选择贤良之才，汉朝是在结合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儒家的理论方向，举贤良首重德行。

汉朝举贤良受到先秦理论的影响表现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选拔时间往往是在各种奇特星象和自然灾害之后。

原因在于古代的人们一种迷信，即凡是上天降下灾异就是帝皇的某些措施惹了神仙发怒，只有帝王下罪己诏并且大赦天下，广开言路招纳贤才才可以弥补，因此举贤良的时间往往也都会是这个时候。但是并不是说其他时候不会进行举贤良，只是这个时候会大规模更明显罢了。

汉代在结合先秦的理论基础之上要求选择的官员必须符合汉代吏治的标准，否则不许录用。汉代的举贤良的选拔制度是对过往优秀历史理论的总结和实践，在先秦理论的正确引领下，汉朝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确实利用以举贤良为核心的察举制来帮助大汉王朝选出来很多济世为民两袖清风的好官。

2、统治者管理的需要

举贤良不仅仅是被动下的应对天灾，更多时候是统治者主动进行，为的目的就是培植自己的亲信官吏和更好的治理国家。汉朝的统治者并非像明清时期中央高度集权的统治者一样，汉代皇帝虽然也是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但是三公九卿依旧拥有着巨大的权利。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很有可能会明面上或暗地里违背皇帝的命令。因此皇帝通过举贤良选拔德行优异，皇权思想巩固并且能力足够的人才来帮助自己维护统治地位和统治权利。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便是通过选贤良来整顿吏治阶层的统治思想。原因在于贤良人才德行优异，识民间疾苦，敢说真话谏言，凡是民间冤屈失职者皆可以通过贤良举报，进而加强了对与基层吏治官员的监督，对保证官员的廉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选拔出来的贤良人才大多兢兢业业勤工爱民，并且懂得民间疾苦，这样子的官员上任以后大多都可以为百姓真正的谋福利。

“举贤良”并不仅仅只代表着一个选官制度，它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对官员选拔和皇帝治国的态度上，官员选拔要求德才兼备者，皇帝治国不仅仅依靠自己一个人的能力而是问政于全国，向全国的仁人志士咨询治国之道。

也正是因此，在举贤良中最基本的要求一点就是拿出对策。汉代历史上有着许多的对策，包含着很多，无论是政治经济民生，还是外戚、宦官专权的政治局势都有所涉猎，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统治者对于协助自己管理国家的人才的一种包容。

历史上解决国家实际重大问题的对策不在少数，比如晁错在文帝时期“举贤良”写下的对策，上书皇帝后得到重用，先后改革法令严厉打击诸侯的嚣张气焰，为汉武帝的“推恩令”的实时奠定了基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使得汉代儒学转变了思想路线，影响了后世中国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

贤良的无奈

汉朝的时候外戚、宦官永远都是官场上的一根刺，让皇帝和无数为国为民的大臣如鲠在喉。外戚和宦官专权自汉朝开始就存在着，汉高祖刘邦死后，他的皇后吕后专权，打压皇室宗亲，封本性王，自此以后影响不断加深，外戚和宦官专权也成了历代统治者都想要解决的问题。

相比外戚和宦官，贤良更像是官场之中的一股清流，刚正不阿，为国为民。

他们在这些权贵的斗争中保留着自己的本心，直言谏言，言明外戚宦官之危害，据理力争不惧强权，他们写对策以讥讽，发现违法行为即举报揭发，以自己微弱的能力去反对外戚宦官的专权统治。

历史上对于他们有着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贤良甘愿同宦官生死相拼。也正因为如此，那个东汉末年的时候，即使汉室衰微，强敌环伺，但在中央官场上仍有着一群为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汉室忠臣。

但是无奈的是贤良无权，三公九卿在最初的时候没有一人是贤良，被外戚、宦官冤枉处死者不在少数，直到后来贤良掌权，此中现象才有所缓解。

然而对于贤良选拔的是否任用，皇帝可以一言以断之，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贤良的政治主张必须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否则不可能入仕做官。

而且对于贤良推举，举主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与察举制中其它自下而上的推举方式不同，贤良的推举方式是自上而下。先自上而下列出拥有推举权力的举主，再由这些举主进行察举推荐，而对于推举贤良的举主一般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贤良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才可以入仕做官。

举贤良的弊端

每一个制度都有好有坏，以举贤良为基础的察举制虽然为汉朝统治者提供了大量德才兼备的优质官员，但不可避免的它也有着其局限性和弊端性。

首先由于举主的推荐，大多数的贤良虽然可以体察民情，为民出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大多来自官宦和儒生出身，他们代表着的依旧是封建时代上层社会的利益，这就严重局限了他们所可以为百姓做的事。

政治制度的好坏在于其是否具有可实时性，并且能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起到应有的效果。推举制度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在于，当国家法律监管机制出现问题的时候，将会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整个官场机制会迅速腐败和恶化。

贤良归根结底还是人，尽管在选拔之初是以德行为主要标准，但难免不会被官场上来来往往的巨大利益所迷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如此，一味的对贤良的信任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从“举贤良”看察举制

举贤良制度是察举制的基础，在先秦和儒家理论的影响下，汉朝统治者采用此种制度进行官员选拔，起到了一定的历史积极作用。

在这背后反应着国家对于德才兼备的仁人志士的需要，反应着皇帝问政于天下的治国理念，和后世的科举制凭成绩选官不同的是，在制度本身当中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治理国家的诉求。

同时这种以德选官，不讲门第出身的选拔方式确实是一种先进的选拔方式，只不过不适应汉朝后期的实际情况，但并不能否定这种历史制度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从实际出发，举贤良下的察举制确实有着其不容忽视的弊端，其一德行的量化标准无法确定，何为有德，何为无德，每个举主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这种没有办法量化的选拔标准是制度走向毁灭的最直接的原因。

其二，此种推举方式很容易被家族性垄断，中华民族重视乡缘血缘以及师缘，这种推举方式及其容易受此影响而出现问题，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丢失原本举贤良推察举的目的。

后世之人不忘前世之事，作为后来者，我们在研究古代的历史资料之际更不要忘记从中汲取值得现代社会学习的营养成本，以德为重，不仅仅是古代为官的最基本的要求，更是当今社会的要求，如此一来才可以政治清明，国家繁荣。

参考文献：

〔1〕陈长崎，汉代察举制度略论，〔J〕，华南师范大学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王震亚，论汉代的察举制度，〔J〕，西北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