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进入大一统时代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按照一般的标准，“盛世”应具备几个条件：政治清明，皇帝有作为，经济繁荣，人民安居，执法公正严明。

文景时代，基本符合上述条件，若说还有瑕疵，就是两位皇帝当政时，皆有酷吏，他们执法太过苛细，小题大作，为达到某种执法目的或满足自己升官的需要，不惜扩大打击面。

然而，文帝时代也有公正执法者，此人便是张释之。

张释之早年与其兄张仲一起生活，家境殷实，为谋一份好前程，兄长通过捐钱的方式，帮张释之谋了一份骑郎的差事。

骑郎，秦代初次设置，汉代承袭，是骑兵的小头目，秩比三百石，受郎中令管辖，平时在宫中更值宿卫，皇帝出行则担任随从侍卫。

在整个大汉官职体系中，骑郎很不入流，官小职微，虽然看上去与皇帝近在咫尺，实际上却远在天涯，根本无法与皇帝搭上话。张释之难以与汉文帝进行沟通交流，才能便得不到施展，就这样默默地做了十年的骑郎。

作为有追求有理想的人，迟迟得不到升职，张释之内心有些苦闷，便萌生了退职回家的想法。

好友、中郎将袁盎了解张释之，不希望他埋没才能，便推荐他做谒者。

谒者的地位也不高，负责传达皇帝的诏命，但这个职位拥有先天的优势：可以直接与皇帝搭上话，属于皇帝的贴身之人。“武将靠双腿，文臣靠张嘴”，能与皇帝攀谈，便有展现才华的机会。

皇帝其实活得也挺辛苦，平时在朝堂上端着架子，下朝后，也希望能找个人，谈谈心，说说话，张释之呢，会顺着皇帝的话题，就大事小情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秦朝衰亡，汉家兴起的政策得失，分析得头头是道。

渐渐地，汉文帝对张释之刮目相看，提拔他为谒者仆射。

有能力、水平强的人，总会受领导的喜爱。

执法不避权贵，敢于碰硬

在担任公车令时，张释之遇到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乘车入朝，至宫外司马门不下车，准备径直冲入皇宫，张释之赶到车前加以阻拦，并上奏皇帝，弹劾他们犯了“大不敬”之罪。

在封建社会，皇室是神圣之地，所有臣子都必须要在宫门口下马、下车（轿），以示对皇帝的尊敬，若违反规定，就是对皇帝的不敬，是要处以极刑的。

所以，当薄太后听闻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赶紧派人去了解情况，汉文帝跪在母亲面前，替儿子们向母亲谢罪。

薄太后专门下达赦免诏书，才将太子和梁王救下来。

上拜释之为公车令。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於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使使随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

 ——《汉书.张释之列传》

如此严格执法，连皇亲都敢碰，汉文帝却格外欣赏张释之，不断提升它的官职：中大夫、中郎将、廷尉，张释之渐渐迎来事业的春天。

执法不冤百姓，勇于护法

一天，汉文帝出巡，经过渭桥，突然，一个人从桥下跑了出来，拉御车的马受到惊吓，差点将汉文帝摔到车下。文帝大怒，命侍卫将此人抓捕起来，交由廷尉张释之处置。

张释之通过讯问，得知此人认为皇帝的车队已经过去，便从桥下跑出来，没想到冲撞了车驾。张释之依照汉律，主张对他处以罚金。

汉文帝对判决不满，认为廷尉判罚太轻，张释之坚持自己的原则，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必须要遵守的，谁也不能随意变通，既然您将其交由廷尉，我就必须要依法处理。文帝深思久，对张释之说：“廷尉是对的。”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於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汉书.张释之传》

张释之执法公正严明，《汉书.张释之传》称赞道：“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他堪称古代执法者之典范，成为后世清官贤吏学习效仿的榜样。

张释之生活在汉代，他的时代局限性，使得他坚守的是封建君主制下的法条，但就其执法精神来说，对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信守法律，尊崇法律的权威性。文明社会，标志之一就是有一整套法律制度，而法律的权威性取决于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信奉与遵守。正是出于对法律啲尊崇，使他习惯于用法思维，凡事着眼于从法律角度思考问题。“守法不阿意”，他看重法律，而不是逢迎皇帝，这比后世的张汤强百倍。

张释之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事，依罪量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偏不倚，不会因为刘启是未来的皇帝，就容许他违法，该制止的坚决制止，该上奏的坚持上奏。

古往今来，执法最大的障碍来源于外部阻力，当事人都希望执法有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为此不惜动用关系、手段、权势施加影响，尤其是当权者喜欢干预司法。

张释之遇到最大阻力来自于汉文帝，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违背皇帝意愿，是一件风险巨大的事儿，一旦皇帝发怒，臣子轻则被罢官，重则掉头灭族。张释之遵法律而不顺皇命，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法”是什么？一边是“水”，一边是“去"，既要一碗水端平，又要去除杂念，去私心，才能维护法律公平。

延伸阅读

话说回来，张释之能有所作为，还是全赖汉文帝支持。身为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做到虚心纳谏，坚守法度，是非常难得的。

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由于缺乏有效机制约束君权，皇帝们大多数都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信条，臣子忤逆其意，常遭处罚，轻则降职免官，重则处死灭族。

其实，张释之也知道，如汉文帝这般从善如流的明君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更多的是偏听偏信，喜欢阿谀奉承的帝王，即使如汉景帝这样的明君，也不喜欢刚正不阿，敢于直谏的大臣。

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位，为汉景帝，张释之心里十分惶恐，想离职，又怕招杀身之祸。在“高人”指点下，他鼓足勇气，面见景帝谢罪。

汉景帝似乎很大度，并没有责怪他，张释之的心终于落地，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他便被贬为淮南王，远离了朝堂，张释之觉得无比轻松，也许，还有一丝遗憾。

数年后，那个多次忤逆圣意，敢于直抒胸臆的周亚夫，那个平定“七国之乱”，保住汉家江山的周亚夫，被汉景帝投入大牢，绝食而死。

从这一点看，汉景帝远不如其父汉文帝的胸襟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