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作者邓榕

第53章天怒人怨

母亲住在三0一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是三0一医院眼科的尹素云主任和唐佐怡医生。母亲的眼睛不好，经常看病，因此和这两位女医生的关系一直很好。以前，医生们对母亲好，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这种政治高压的状况下，她们依然对母亲非常好。她们不但给母亲精心治疗，而且还把她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母亲。她们的态度，表达了对“批邓”的不满，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憎恨，也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在医院，母亲虽然住在普通病房，却是一个人住单间，平时不能出自己的病房。但有尹主任和唐医生的照顾和关心，她并不觉得寂寞。一天，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风声，可能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呆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0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他在信中提出，卓琳因病住院，这里太孤单，要求与家人住在一起。滕和松将这封信送交汪东兴。汪东兴看后对滕和松说：“让邓小平把信写得具体点。要写上要求回原来的住处。这样主席批了我才好办。”滕和松把汪东兴的交待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将信改好，由滕和松再送汪东兴。汪东兴将此信呈报了毛泽东。这封信报到毛泽东处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父亲不知道，在这个期间，毛泽东病重了两次。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在这封邓小平的信上，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画了圈。

母亲住院五十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这时，在育群胡同的我们，也接到通知，说父母亲要回宽街，我们也可以搬回去住。真没想到，搬到育群胡同才一个多月便要“打道回府”。最让人兴奋的是父母亲将要回来，我们那悬在空中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管什么“打倒邓小平”“批判邓小平”，只要全家人能在一起，就是胜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东西，往宽街搬家。在离开育群胡同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感到一丝不舍之情。虽然在这里才住了一个多月，但毕竟，这是最困难时我们的一个栖身之处呀。我们把几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那盛开着的美艳无比的月季花留在了小小的院子里。关好门窗之后，我们离开了育群胡同。

回到宽街，本来挺高兴的。但是一看，一个多月不见，这里真是有点面目全非了。邓小平现在被打倒了，不能“享受”原来的待遇，原来屋子里铺的所有的地毯全都给撤走了，客厅里的沙发和其他很多家具也都搬走了，办公桌、椅，甚至台灯都拿走了，整个家里空空荡荡的。还有，看到那块被我们挖得乱七八糟的月季花坛，我们也不禁唉声叹气。真是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没有地毯，于居住走路毫无影响，打扫起来还方便许多。没有家具，也没什么了不起，几个木板床一搭能睡觉就行，反正被子褥子我们有的是。我们把落满了灰尘的屋子打扫干净，把窗户玻璃擦得明明亮亮，再把院子弄得整整齐齐。可喜的是我们居然还找到一个沙发椅，准是撤家具时“漏网”的。我们在空旷的客厅里把这个沙发摆好，还搬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旁边当茶几，就算是给父亲的专座。想到父母亲很快就要回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的快乐。不想，当我们把一切收拾停当后，父母亲的归期一下子又没有了消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焦急地在家里等待，心中忐忑不安地想：难道情况又有变化？

就在父母亲准备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时，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不幸逝世，享年九十岁。1976年，真是一个多难的年代呀。这一年的年初，周恩来逝世；而现在，朱德元帅又不幸病逝。这些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共和国伟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与世长辞了。人们不无忧虑地想到，未来的中国，将交付何人？

因为朱德元帅的去世，父母亲迁回宽街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7月19日，他们才实现了回家的愿望。宽街是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为了不引人注目，中央警卫局特别安排在晚上十一点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让父母亲乘车离开东交民巷，回到了宽街。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可是，那个小萌萌，不知怎么的摔了一跤，鼻梁正当间儿磕了一个口子，在小脸儿的眉心上贴了一个大白纱布，看上去活像京戏里的白鼻子小丑。父亲母亲是又好笑又心痛。

搬回宽街，并不代表解除禁锢。父亲整日软禁在家没事可做，就想找点体力活儿干干。可是，家里就这么一个院子，能干什么呢？看见院子里面草地的草长得太高太乱，父亲就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草。父亲已是七十一岁的人，要剪草，却蹲不下去，于是母亲就给他搬了一把小凳子，坐下来剪草。大热的夏天，毒毒的日头下面，父亲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一剪刀一剪刀认真地剪草。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湿透了他的衣衫。父亲是在以这样的方式锻炼身体。

回到家来，对于父亲来说，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有书可以看。可是，到了晚上，家里没有台灯，仅靠屋顶的灯光没法看书呀。我们几个子女一合计，下决心自己做一个。我们不但要做台灯，还要给父亲做一个立灯。大姐夫吴建常平时就喜欢做点木工手艺活儿，这下子可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他正经八百地又画又设计，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做出了一个“最终设计方案”。具体实施的人是吴建常和我。我们找来几块大木板，细心地锯出由大到小三个圆形，并把这三个圆板用胶牢牢粘在一起，做成立灯的底座。底座上面，照吴建常的设计图纸，由我用木头精心地打磨了一个带着优美弧线的十厘米高的托子。我们把底座和木托儿的中间都钻好孔，再粘在一起，然后反复刷了好几遍白油漆。我们找来一根长长的铁水管子，插在底座的孔里，一个灯具便已初具规模了。我们用铁丝做了一个大大的灯罩框子，邓林找来妈妈一件旧裙子，“量体”剪裁，还打上皱褶镶上花边，缝在框子上面，做成一个美丽的灯罩。我们穿上电线，装上灯泡，安好灯罩，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凝结着全家人智慧和劳动的“豪华”立灯，终于自制成功，一眼看去，相当专业，相当漂亮。夜幕降临，在立灯光亮的照射下，父亲坐在沙发椅上适意地看着书，孙儿孙女绕膝嬉戏。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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