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城市攻坚战之一，我军战史把它与上海战役并列为“著名的城市攻坚战例”。这一伟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人民军队的光荣，是兰州人民的自豪。在纪念兰州解放60周年之际，再次将那段气吞山河的历史画卷呈现给人们，用以告慰为兰州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同时也是为了让全省军民铭记参与解放兰州的全体将士和支前群众的感人壮举，珍惜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维护各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从而进一步振奋精神，大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一、解放西北兰州战役成为决定整个进程的关键
兰州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甘、宁、青、新的交通枢纽，解放前是西北政治、军事中心，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马家军在此苦心经营几代人，根基深厚，气焰嚣张。
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尤其是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濒临绝境，我人民解放军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战略劣势的地位，解放全中国成为历史的必然。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过长江的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及江南的大片领土，并开始向东南、中南、西南进军。国民党政府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败退。在这种情况下，仍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集团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和退缩西南的白崇禧身上，企图保住西北和西南地区，待机卷土重来。
4月28日，毛泽东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从太原前线召回北京，商讨制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决战方针。按照这一方针，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消灭胡宗南主力后，趁胜追击“二马”（马步芳部亦称“青马”，马鸿逵部亦称“宁马”)。毛泽东致电嘉勉彭德怀：“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追击打马战役是很对的。”
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全线撤退的青、宁“二马”处于战、退两难的维谷之中。战则惟恐遭30万解放军的包围歼灭；退则担心失去甘、宁咽喉要地平凉，造成解放军直捣兰州、银川的不利形势。经过权衡利弊、反复斟酌之后，“二马”在静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平凉会战计划，准备依托六盘山，在平凉地区与我第一野战军决战。
根据西北战局的发展，7月19日，第一野战军在陕西宝鸡县虢镇文广村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由原来的“钳马打胡”变为“钳胡打马”，并提出了实施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制定的平凉战役计划，强调说，打马是一个严酷的战役，要做好付出较大代价的准备，千万不能麻痹、疏忽大意。遵照这一指示，第一野战军总前委及时对“钳胡打马”计划作了具体部署。
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素来不和的青、宁“二马”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勾心斗角，都不愿当“出头鸟”，因宁马提前脱逃，“二马”平凉决战计划胎死腹中。鉴此，彭德怀随即改变策略，分头追击“二马”，8月3日，占领六盘山，割断“二马”的联系，使其各成孤军。
遭分割的马步芳极度恐慌，但仍存侥幸。觉得青海是自己的大本营，草原广阔，人熟地利，兵源充足，便于部队机动作战；而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劳师远征，人地两生，补给困难。认为“保住西北大局惟在于同解放军决战一场，而兰州有南山屏障、黄河天险，是决战的好地方。”此时的蒋介石也深知，如果西北保不住，西南也就很难保住，决定利用青、宁“二马”的所有力量与第一野战军拼个鱼死网破。为此，委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等在广州召开了“西北联防会议”，策划了兰州决战计划，决定由马步芳部节节抗击，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然后集结宁夏的马鸿逵部和秦岭地区的胡宗南部攻击第一野战军侧背，三路夹击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同时，还欲让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进行东援。
关于兰州决战的问题，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慎重的研究部署。毛泽东指出，解决青、宁“二马”应区别对待，其核心是打击马步芳。一方面，青马与我解放军长期对抗，残杀红军无数，十分疯狂反动，政治争取没有可能；另一方面，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而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将军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即使不投诚，只要歼灭了青马，宁马必然无心抵抗，可达一石二鸟之功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如果兰州一战能歼灭青马主力，大西北的解放便指日可待。这样，新中国宣告成立就更具条件了。由此可见，兰州战役能否实施及成败与否，将决定整个西北解放的进程，关系新中国的成立，是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
8月4日，彭德怀、张宗逊等向各兵团发布了进军兰州的作战命令：以2兵团之3个军和19兵团之2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1兵团附62军突破敌右翼向马步芳青海老窝迂回，以动摇其军心，并拦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另以19兵团的64军在固原一带向宁马佯动，并准备阻击来援之宁马；以18兵团主力及第7军等3个军沿川陕公路前进，以钳制胡宗南部。第二天，又下发了《解放大西北的政治动员令》，我军独有的政治优势增强了全体指战员敢打必胜的信心，参战部队同仇敌忾、士气高昂。
从8月9日起，第一野战军3路大军边打边向西挺进。由于长途行军，地广人稀，又逢雨季道路泥泞，粮食、鞋袜以及弹药接济不上，给部队带来许多困难。缴获的粮食没有时间磨面，只能煮麦粒为食。加上部队不适应西北高原气候，长时间露宿荒野、街头，不少人患上感冒、痢疾、疟疾等疾病。但广大指战员不为困难所惧，不为环境所屈，奋力前进。杨得志、李志民率领的右路第19兵团于19日进至兰州东南25公里的定远镇以东地区，并攻占了猪咀岭、张中店；许光达、王世泰率领的中路第2兵团于同日占领兰州城南20公里的阿干镇及9条路口，按计划抵进兰州城西、城南；王震率领的左路第1兵团和62军逼近临夏，钳制青马；周士第率领的第18兵团和7军在宝鸡、天水地区围困胡宗南残部，以配合兰州战役行动。
在广州参加完会议的马步芳急赴兰州，对会战作了精心部署，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血本。用其精锐82军所属的3个师分别守卫兰州南山三大主阵地。以100师和青海保安一团守卫东面的马家山一线，以248师守卫正南的皋兰山，以190师守卫沈家岭、狗娃山。以129军的两个师为预备队，将新1师部署在东面的拱星墩，为100师的预备队，将357师部署在兰州西关七里河，用于支援沈家岭的190师，一个全美式装备的榴弹炮营配置于东教场，甘肃保安部队的3个团驻守东岗及城内，总兵力5万人。以陇南兵团91、120军和宁马81军，共3万余人，配置在兰州东北靖远、景泰及打拉池地区，以保障兰州左翼安全，并相机从侧面袭击解放军；以新编的韩起功之骑兵军约2万人，以临夏为基地，保障巩固兰州右翼安全，并把守青海的大门。
部署就绪后，马步芳自信兰州是他设下的一个陷阱，第一野战军进入兰州地区后，在他的正面抗击下，加上马鸿逵和胡宗南的两翼出击，就可全歼于兰州城下了。自命不凡地叫嚣要“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
二、血雨腥风受苦群众渴盼脱离苦海
马家军是以家族世袭统治和宗教控制为特点的封建军事集团，是一支剽悍骁勇、凶残野蛮的部队。从历史上看，马家军初期为清朝所用，民国初成为割据地方的封建军阀，后来又死心塌地依附于蒋介石集团，成为反共反人民的死硬派。
马家军是靠残暴起家的，也以残暴著称。1929年夏历正月二十五，马仲英部经过永昌，因民团打死其旅长马彦海，马仲英不但杀了民团团长和营长，还怒杀城内男子2299人，使永昌成了“寡妇城”。1932年，马步芳派马忠义镇压果洛贡麻部的反抗，一天之内就割了男女牧民80颗人头。1936年，马家军对我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士的屠杀，更是惨不忍睹，骇人听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割掉耳朵、鼻子，有的把整个脸皮揭下来，有的把肠子扯出来绕在树上，有的女兵乳房被割下来。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的头颅被割下来，挂在高台县城楼示众。在马家军的大肆暴虐下，我两万一千多名西路军将士仅有少部分生还。许多解放军将士，从骨子里怀着对马步芳的满腔仇恨。
为达到政治目的，蒋介石对马家军的残暴血腥统治怂恿鼓动，拉拢利用。尤其是1949年5月，面对国民党的溃败和颓势，更是把马步芳当作挽救西北的一棵“救命稻草”，任命其代理西北军政长官，7月又正式任命为长官。马步芳上任后，也利令智昏，积极招兵买马，疯狂扩军备战。短短两个月时间，在人烟稀少、贫瘠落后的甘青两省拼凑起了1个骑兵军、1个步兵军。
为实现对兰州的法西斯统治，马步芳大搞白色恐怖。相继颁布了“戒严法”、“紧急治罪法”、“户口连保”、“邮电检查”等近20部反动法令。在原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的基础上，调进大批马系特务骨干分子，实施特务统治。并在大街小巷张贴“十杀”布告，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一时间，古城兰州警笛长鸣、宪警遍街、特务如麻，一片血雨腥风。更为残暴的是，他们对普通民众凡是认为可疑的，就用麻袋套住被捕者上身，趁夜晚投入黄河。据统计，自1949年1至5月，拘捕无辜群众3000多人。解放前夕的短短一个月内，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沙沟惨案”。
为掩盖事实真相，限制群众言论自由，马步芳当局大力控制新闻舆论，规定凡省政府各机关的新闻由甘肃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统一发布，凡军事新闻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统一发布。新闻从业人员消息不能如实写，社论不能公正地说话，甚至副刊上的文字，也要绞尽脑汁地反复推敲。兰州解放前夕，许多记者和编辑因违反所谓的“新闻取缔”禁令被逮捕，很多人往往前一天还好好上班，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从此杳无音信。
马步芳集团的种种倒行逆施，就连国民党内部的许多党、政、军、警、宪、特人员也看不惯，他们在私下称兰州为“烂州”，称皋兰为“搞烂”，以发泄对马步芳血腥恐怖政策的不满。
马步芳集团为维持庞大的战争开销，绞尽脑汁，变换手法搜刮民财，许多市民被迫逃亡乡野，大部分商店关门倒闭。临战前夕，马步芳当局成立了“兰州各界战时服务团”，向工商界强征强索。40年后，时任行栈业理事长的陈茂春回忆了亲身经历的两次大勒索，具体反映了民族工商业者在马家军巧取豪夺下生存的艰辛。一次是为马继援的82军收购宽面洋布10万匹，损失白洋7．6万多元。另一次是向兰州商会索要毛巾8万条，但由于物资匮乏，东拼西挪只凑了5万条，无奈之下，陈茂春只好用窄布剪成截子来代替毛巾。这一次，仅行栈业就损失800多块银元。办完这个差事后，陈茂春便隐藏在别人家里，吓得不敢露面。
解放前夕，通货膨胀触目惊心。1947年12月，兰州物价指数已较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10．2万多倍，仅次于北平、南京。当时面值百万元的大钞，已不能抵补印刷费了。到1948年8月中旬，情况更加恶化，一次理发费居然就要240万元。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仅1948年一年就发行20亿元。金圆券的无限发行，又从人民手中夺去了难以计数的物资财富，而可怜的老百姓只剩下一堆废纸，兰州老百姓又遭受了一场浩劫。
在马步芳集团的残酷蹂躏下，兰州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渴盼解放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积极配合兰州战役成为无声的行动。
三、首攻受挫
总结经验教训沉着应对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山麓而得名，古称皋兰。兰州城夹山带水，地势险要，北依黄河天堑，东南西三面环山。尤其是东西长20公里的南山是全城的天然屏障。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就在兰州周围的山峰上构筑了永久性国防工事；解放战争开始后，又在主要阵地上修筑了钢筋水泥工事，青马军队不断构筑，防御工事异常坚固。马继援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经过艰难行军，8月19日至20日，第2兵团和第19兵团先后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但北面黄河铁桥仍在守敌控制之下，加之胡宗南、马鸿逵还没有援助马步芳的迹象，故而还不能完全排除马步芳部随时弃守兰州西逃的可能。为防止失去战机，增加西进困难，在第2兵团和第19兵团各部队进抵兰州城郊后不久，彭德怀决定对兰州守敌外围阵地发起一次试探性攻击。
21日拂晓首攻打响，第19兵团以第65、第63军各一部共5个团的兵力，对兰州东南的马家山、古城岭发起了攻击。第2兵团也以第6、第4军各一部共4个团的兵力向营盘岭、沈家岭和十里山诸要点发起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