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直陈唐代科举取士弊端

  • 小编 发布于 2020-07-11 11: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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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他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样的胆识,唐时没见第二人,后世也少见。

科举是独木桥

“四贡乡里,而后获焉。”这是柳宗元后来在回忆自己科举之路说的一句话。唐代开科举,“朝廷用文字求士”,这为下层“布衣束带”(柳宗元语)的读书人开了一条仕进求官之路。可其途之艰涩,让成千上万的读书人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唐代科举取士,因袭隋制,尤重明经、进士两科。按唐制,科举取士由太学馆举进的曰生徒(学生、门徒),由州县推举的曰乡贡。皇帝亲自下诏选士曰制举。韩愈《赠张童子序》说,天下每年参加明经、进士考试的有三千多人,能举进的不足二百人。许多人连考了十几年,也没中进;这中间一半人头发都白了;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能考中过。

科举取士
科举取士

《唐史摭言》载,有唐近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以此计算,每年不足二十人。玄宗时,每年赴选常有万人。由于竞争激烈,学子奔走官府和王公之间,献文陈诗,乞求援引。古时称科举为“举人”和“觅举”,即指此说。柳宗元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二十五岁时,作《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仆在京师,凡九年于今,其间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也就是说,自柳宗元贞元五年到京城至贞元十三年,九年间只有二百六十人考中了进士,每年不足三十人。

柳宗元十八岁时,写过一篇《上德舆权补阙温卷决进退启》。这是通关节,干谒请托的文字,是当时求科举风行的习气。可柳宗元与别人不一样,他在文启中发泄了对科举应试的不满,说“载文笔而都儒林者,匪亲乃旧”,而自己持才“贾艺求售”,却得不到“善价”的回应。他还在文中抒发自己的志向说∶“不鼓踊(跳跃)无以超泥塗,不曲促无以由(通过)险艰,不守常无以处明分,不执中无以趋夷軌(平易的法规)”。他要借“声驰”、“风振”之势,“使尺泽之鲵(鱼),奋鳞而纵海;密纲之鸟,举羽而翔霄”。充满青年人的激情。

唐代制度,科举选士,须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以官织。二十四岁时,柳宗元博学宏词科考试不利,他又写有《上大理崔卿应制举启》。这个姓崔的大理少卿对柳宗元好象很赏识,柳宗元引为知己,开篇就有这样的话∶“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举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感知而已。故不叩(敲打)而响,不介(引见,介绍。)而合,则其举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辽阔千祀,何为乎今之世哉!”

清人陈景云《柳集点勘》说∶“柳子年二十四求博学宏词,二年乃得仕。此启盖初试不利后作,贞元十三年也。唐制,试吏部者皆考公主其事,子厚宏词试时,适崔卿已自考功迁大理,故深以不遇知己为恨,而更求其抚荐于再举耳。崔卿名儆,历右丞卒。”柳宗元在这两篇启书里,不象许多人那样肆意标榜自己,而说自己少年“躁进”,“朴野昧劣,进不知退”,这虽为谦恭之词,却真实透着“朴野”、质朴的憨态。纵观柳文,“文才气纵横,意志高抗”。(章士钊语)

韩愈科举不顺

韩愈自贞元三年至七年四应进士试(贞元六年返宣城未应试),七年始第;贞元八年至十一年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皆无成。韩愈为人率直,不平则鸣;又向来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为文不象柳宗元那样内敛,而好呼风唤雨,大气磅礴。求利时有些不则手段,困窘时又会哀怜乞求。贞元十一年正月,韩愈乡贡中进士后,为求官职,亲伏光范门下,三次向宰相上书,结果都石沉大海。无奈只好仓皇出京,自嘲为东归。途中遇藩使朝贡白鸟,作《感二鸟赋》并序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他流涕感叹,人不如鸟。茫茫大地,不知奔赴何所?韩愈在《三上宰相书》里说∶“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huáng匆忙)乎四海无所归,恤恤(xǔ忧虑)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固。”官分九品,九品最下;宫谓墙垣也,一亩之室最小。这些难道都求不到吗?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人快要死了。“抑将安而不救欤?”“干黩尊严,伏地待罪”,“亦惟少垂憐焉”。乞情无已,自忘卑下。这也反应了当时下层“布衣束带”文人士者的困境。

而《柳集》里找不到这样的文字。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他把科举看是“末事”,说它是不重要的事。得到了不感到荣耀,丧失了也不忧愁。柳宗元志在“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不竟于仕宦,对科举得失不很在意。这在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求官的社会显然一个独特的“另类”,他是那扭曲社会不多的真君子。

科举弊案

唐代科场考试,漏题、替考、枪替之事(即枪手为人作文),以及场内外作弊案,时有发生。走门路,权幸托付的事也屡见不鲜。文宗时,有个叫裴思谦的,就是靠走宦官仇士良的关节取得科举榜首的。

那时科举之外,还有很多为官的途经,如封爵、亲戚、资阴、勲庸、技术、胥吏等,可这些都是要靠裙带关系和祖上功德来求取官爵的。这里的胥吏是指官府里办理文书的小吏,柳宗元《梓人传》说:“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胥吏是郡守和邑宰可随意任用的。玄宗时的国子祭酒杨玚说,每年凭关系等途经为官的有二千多人,比明经、进士取仕多十余倍。

《柳集》卷二十三有七篇为科举下第者作的序,谈到当时科举之弊的事。隋唐时废止九品中正制,开科举考试。虽有“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说法,可门阀世族之风直到中唐仍很强势,贵贱婚姻还是行不通,而寒门读书求科举依然如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按唐制,所有官职皆列品阶,自一品至九品。三品以上每品分正、从二级;四品以下每品分正、从、上、下四级,共三十级称为流内官。在此三十以外不入品秩称为流外官。唐初官员数甚简,员无闲设。《新唐书•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又《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上(太宗)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内外文武官数据《唐会要》卷七十四,高宗显庆二年留祥道言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通典》卷四十职官云有一万八千八百五。

近人研究唐史的说,隋末入唐的门阀豪族衰落,逐被寒族的中小士者取代,其实与史实有误。据两《唐书》等史料统计,唐统治层,门阀豪族与寒族中小士者之比是六十九比十三点五。《宰相表》载,肃宗至唐亡,近一个半世纪,一百七十九位宰相中,两者之比是八十比七。寒族中小士者能能挤进上层官场的微乎其微,其间的争斗也是异常激烈的。

科举取士为读书人进入官场开了一条路,可据《旧唐书》有记载的统计,中晚唐,肃宗至昭宣帝,科举进士三百零一人,名门大族二百二十九人,中层子弟四十四人,真正属寒族的仅有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九点三。直到宋代这种状况才有了较大的转变。唐代内外官吏不下一万四千多人,真正由贡举入士的不足百分之六。《唐史摭言》说:“搢绅(士大夫)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这种风气虽为读书人所美,可也让门阀士族和旧派大臣齿恨。永贞革新受阻和柳宗元等八司马长年遭贬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为落第者叫屈

柳宗元《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朝廷用文字求士,每岁布衣束带,……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而。”大多数人,“固穷而未达,迟久而不试”,只能折翼而返。而屡试不第,“六选而不获”,“五就乡举,往则见罢”的,比比皆是。

《送辛生下第序略》是为科举考试下第的书生辛生叫屈的,文中苛责的“中书高舍人”,叫高郢,是柳宗元的先友。柳宗元《先友记》称高郢说:“有文章,规矩自立者,不干贵幸”。语中多含敬重。据《新唐书•高郢传》载:贞元中,“高郢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知贡举(负责科举考试)。时四方士务朋比,更相誉荐,以动有司,殉(丧)名亡实,郢疾之,乃谢绝请谒,颛(专)行艺。司贡部凡三岁,甄幽独,抑浮华。”白居易、独孤郁、张籍都是他擢拔的。尽管“郢性恭慎廉洁,罕与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旧唐书•高郢传》),可在当时浮华盛行,权贵干预科举,高郢想矫枉过正却适得其反。象辛生这样“不闻于公卿,不扬于交游”,虽“以辛生之文行,八年无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愤焉”。

柳宗元此序作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他二十八岁,刚入仕不久,为集贤殿正字,故曰位卑。可他却不顾先友之情,大胆直言为辛生叫屈。高郢是旧派大臣,永贞年位居宰相,因抵制革新,称病告退。后来宪宗监国,他也并未被复用。从柳宗元的序里,我们还能看到当时读书求仕人的精神风貌,《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笈典坟(背书箱),袖文章,北来王郡,笑揖群伍。”“千里求仁人”。年青读书人身上透出一股愤发求进的豪情和精神。可大多数人寒窗十余载,饥寒交迫,屡试不中,就心灰意冷,或转入山林去了。

兵法说科举

柳宗元向下第者传授用兵法对待科举考试的经验。《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说:“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用兵先造声势助威,古之用法。《汉书》广武君说韩信曰:“兵有先声而后实。”柳宗元认为参加科举考试也应如此。他解释说:“若今由州郡抵有司(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这里指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jué较量)夸丽,务(致力于)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mào昏昧不明),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经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假的)。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

文中的韦七秀才是韦中立,他与柳宗远交往密切,“久与居,益见其贤”。韦中立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考进士下第,柳宗元写《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鼓励他。其后五六年,至到元和十四年韦中立才进士中第。韦中立文高行愿(质朴,老实),可不被有司所录。柳宗元感慨说:“谷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过也;名誉既闻,而有司不以告(取),有司之过也。’人之视听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这里明显对科举取士制度的不满。

柳宗元诸序里,对下第的秀才寄予同情,鼓励他们“穷踬(zhì跌到,失败)不能变其操”,“屈抑不能贬其名”,要“磨砺而坐待之”。柳宗元姐夫崔简的弟弟崔策,字子符,“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可“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哥崔简遭冤贬至死,他“家有冤连”,“居草野八年”,对科举已绝望的崔策下决心罢举不考了。

柳宗元在永州时,“崔子幸来而亲余,读其书,听其言,发余始志,若寐而言梦,醒而问醉。”二人极为投缘,《柳集》有《与崔策登西山》诗五言十二韵:“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亲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可柳宗元还是没能留住他,只好献酒赋诗送之。

其实当时人对科举取士早有非议,为此柳宗元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开篇就借事发议:“世有病进士科者”,“俗其以厚,国其以理,科不俟(sì等待)易(改变,变换。)也”。他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柳宗元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样的胆识,唐时没见第二人,后世也少见。

这是在捅官场的马蜂窝。所以到了清代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程晋芳还在《摭言后序》里为这事非难柳宗元。章士钊有时的史眼够毒的,他往往会看出和说出别人浑然不觉的话来。他说:“尝论自贾谊、马迁以下,逮至中唐,论辩第一胆大者,应推子厚,以子厚敢于非圣,敢于反经而无所顾恤(xù顾念,顾忌。)也。”此言确也,柳宗元年青时就养成仗义论辩的性格,至死也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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