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新中国的开国元帅朱德，早年曾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他在滇军中历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在斗争中，朱德结识了晚清反对封建专制的先驱者之一蔡锷，与蔡锷的相识，使朱德的才能得到提高、人生道路走得更加稳健。
聆听蔡锷教诲学习治军思想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维新思想。他曾两赴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立志“流血救民”，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由于成绩优秀，他与同期的蒋方震、张孝准被该校师生推崇为“中国士官三杰”。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11年3月，蔡锷应云南总督李经羲之邀来到云南。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德结识了蔡锷，他对蔡锷的最初印象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有一次，吃过晚饭，朱德来到蔡锷的办公室。在蔡锷夫人的引领下，朱德走进屋子，发现四周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在等待蔡锷的过程中，求知欲望强烈的朱德开始翻阅起这些书报杂志来，一时间，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妙趣横生的世界。在浏览这些资料时，朱德发现有的报纸是蔡锷家乡湖南的，有的则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还有一些报纸是来自香港和东京的。其中，有些报纸言辞激烈地攻击帝制，并主张武力推翻腐败的清王朝。后来，朱德慢慢与蔡锷熟悉了，就从他那里借来一些书籍报刊阅读。其中，朱德阅读了关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书，也读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还读了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帝彼得变政记》、《意大利游记》以及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进步书刊。在蔡锷家里，朱德还认真阅读了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在这本书里，蔡锷在每一章前都附有按语，着重阐释章内的主要思想和现实效用。朱德从中品味到蔡锷的治军思想，细心体会着文中的精华。同时，蔡锷也逐字向他讲解，使他受到了军事管理方法的教育。在两人以后的交往中，朱德向蔡锷讲述了自己走出大山里的农舍上新学堂、当体育教师和不远千里来云南投考讲武堂的经历，还讲述了自己从痛恨官府、地主的压迫到拥护变法维新，从立志强心救国、教育救国到决心改变中国黑暗政治制度、实现民主共和的思想过程。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朱德深感蔡锷思想敏锐，办事沉稳，工作能力强，有着坚忍不拔的品质；蔡锷也非常欣赏朱德这位热血青年，觉得他质朴、勤奋、具有正义感。
在交往中，朱德还发现，蔡锷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对事情喜欢较真儿，但喜怒不形于色，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也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对于清廷，也从未表示出任何不满之意。他在工作之余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尽管如此，朱德还是觉察到了蔡锷内心强烈的革命激情。这段时间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来找蔡锷，当他谈到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蔡锷的支持时，蔡锷严肃地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支持。”
两次立下战功得到高度评价
1911年5月，蔡锷被任命为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离开了他在云南讲武堂内的住所，前往巫家坝就职。8月，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提前毕业，其中有18人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里。朱德就是其中之一，他到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的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几天之后，又当了司务长。
1911年10月10日，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军的主力是湖北的新军。蔡锷虽不是同盟会员，但一直在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这时，面对清政府对革命力量的残酷镇压，蔡锷对云南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接着又在10月下旬召开了三次由新军的革命分子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在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夜里12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到了10月30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这天晚上9点左右，昆明北较场的起义军士兵正在抬子弹，没有料到值日的队官来查问，情绪激昂的士兵就把这几个军官给打死了，云南起义提前爆发。这时，朱德被指定接替所在连的队官（连长）职务。晚12时，起义部队全部入城，黎明时分，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他勇猛冲杀，还带兵追上了已经逃跑的总督李经羲，迫使其命令云南境内的一万多清军投降。朱德的初战即为光复云南立下了大功。11月10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朱德虽在起义中作战有功，但因资历较浅，担任排长职务，率部在昆明城担任警戒任务。
11月15日，蔡锷率领援川部队从昆明出发，分两路北上，支持四川宣布独立。朱德随第二梯队出征。12月中下旬，部队顺利地占领了叙府和自流井，朱德晋升为连长。返滇后，蔡锷在全军大会上，特别提到朱德，说他是获得“光复”和“援川”两种勋章的功臣之一。在蔡锷的帮助下，朱德还与家庭恢复了联系，这些都让朱德十分感激。蔡锷率领援川军返回云南后，在云南军政府内进行了一些改革，撤销了一些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的官，任用了一批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接替他们的职务，蔡锷还极力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他在军中进行的这些改革，使朱德更增加了对蔡锷的信任。
1912年秋，蔡锷下令在云南重开讲武堂，这时朱德已晋升少校，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两个月，云南讲武堂一恢复，他又被调任学生队任区队长（学生被分为5个区队，每个区队100多人），兼任军事教官，负责讲述战术学、野战学、射击学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部队在野外进行演习。1913年，朱德被任命为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一营营长。
聚集蔡锷麾下反对复辟帝制
1913年10月，蔡锷奉袁世凯命令调往北京。朱德闻讯后去见蔡锷，提醒他说，调你进京是杯酒释兵权，我看，你不能去！蔡锷则对朱德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拉中国往回头路上走，我就带你一起去割下他的首级来。”蔡锷到北京后，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其间，他对袁世凯仍抱有幻想，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1915年5月7日，《二十一条》的秘密签订，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筹安会”和各类“联合会”、“请愿团”，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为帝制唱赞歌。12月13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至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915年12月19日回到云南昆明。
朱德闻讯后，立即赶到蔡锷司令部。当蔡锷起身向他走来的时候，朱德大吃一惊，发现蔡锷瘦得皮包骨头，两颊下陷。此时，肺结核正在威胁着蔡锷的生命，他的身体极其虚弱，声音已很嘶哑微弱，朱德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他在讲什么。但蔡锷的一双眼睛却闪闪发光，革命的热情仍在他身体里熊熊燃烧。眼见将军拖着病体还在为义事奔走，朱德眼含热泪说：“可是你有病，不能带队去啊！”蔡锷却回答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12月25日凌晨，朱德根据蔡锷的手令，率部发起了起义，拥护帝制派的军官闻风逃走。朱德集合部队，召开讨袁誓师大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讲述了全国讨袁护国的大好形势，揭露袁世凯祸国殃民、复辟帝制的罪行，宣布执行蔡锷将军的命令。官兵纷纷响应，表示拥护共和，打倒大卖国贼袁世凯。12月30日，朱德改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负责训练新兵。1916年1月6日，朱德升任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所部编入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
1916年1月14日，蔡锷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第一军（滇军）主力，从昆明向四川前线出发。2月15日，朱德率领部队到了永宁后，即得到护国军第三支队董鸿勋部失利的消息，这时，蔡锷发来急电，命令朱德日夜兼程急速前进，赶赴纳溪，接替董鸿勋的第三支队支队长职务。朱德率部经过两天急行军，日夜兼程100余里，17日赶到纳溪前线。他在战场上调整好部队之后，立即宣布战场纪律，说：“我们要消灭北洋军，打倒袁世凯，就得不怕死，要勇敢冲锋。在战斗中，士兵退，班长杀；班长退，排长杀；排长退，连长杀；连长退，营长杀；营长退，团长杀；我朱德退，全军杀。这是铁的纪律，人人都得遵守。”随后，朱德立即指挥部队向前冲锋，将敌人击退。之后，部队布防在棉花坡正面的高地上，与据守在红庙高地上的北洋军形成对峙局面。
亲率敢死队决胜棉花坡
棉花坡距离纳溪城约5公里，是坐落在金沙江与永宁河边的一块高地，江河沿岸都是起伏的山峦，控制着通往纳溪的大道，为两军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洋军在这里集中的兵力有张敬尧、熊祥生等部，他们自恃弹药充足、武器精良，昼夜不停地用炮火轰击护国军阵地。
朱德毫无惧色，他鼓励部队说：“北洋军不经一打，他们从平原跑到山地来，连走路都成问题。我们反袁的部队是正义之师，他们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朱德组织部队以夜战和白刃战顽强地抗击北洋军一次又一次进攻，经过顽强阻击，终于守住了阵地。
这时，蔡锷命令护国军分三路进行反击，朱德亲自率领两个营、一个炮兵连、一个机枪排从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双方交火以后，北洋军阀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朱德派兵前去侦察后，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决定采取迂回战术，以一个营在正面用猛烈炮火牵制敌人，转而将大部分兵力迂回到敌人的侧面实施攻击。北洋军突然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部队有些混乱，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调整了部队队形，组织力量向朱德部正面进行疯狂反扑，并突破了几个缺口。朱德部在友军的支援下，经过与敌人殊死搏斗，又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护国军在激战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战绩，但双方的兵力毕竟十分悬殊，经过3天的鏖战，部队伤亡很大，减员很多。于是，蔡锷下令护国军从22日起暂时改取守势。23日，蔡锷从永宁到了纳溪，约同刘存厚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作战计划，朱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蔡锷认为，就实力而言，北洋军占有较大的优势，护国军的兵员和粮饷一时难以得到补充，如果相持久了，势必对自己不利。因此，必须在军事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同时，还要发动各省的力量共同讨袁，以达到再造共和的目的。最后，蔡锷特别强调，纳溪是主战场，“纳溪一旦失守，护国军将全线崩溃！”这次会议还决定，从叙府调一部分兵力增援纳溪，于2月28日对北洋军发起全面进攻。
朱德回到第三支队后，立即集合官兵讲话，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和斗志，勇敢杀敌。这天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直在思索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击败北洋军。第二天，朱德召开各营连的军官开会，宣布了组织敢死队偷袭敌军阵地的计划，并且部署了各营、连的具体任务。27日深夜，数百名官兵静悄悄地聚集在阵地上，等待朱德下达作战命令。在寒夜里，朱德环视着衣衫单薄但精神抖擞的士兵们，大声地说：“弟兄们，我们为了保护共和，远离家乡来到前线，同北洋军拼死作战。不打败北洋军对不起我们的父母兄弟，不推翻袁贼，我朱德死不瞑目。”官兵们被朱德慷慨激昂的讲话所感染，振臂高呼：“不推翻袁贼死不瞑目！”“我们要血战到底！”朱德更加严肃了，他瞪大眼睛向士兵们喊：“我们现在挑选敢死队员，不怕死的，愿意跟着我朱德去冲锋陷阵的，站出来！”“哗啦啦”一阵响声，几乎全部士兵都站到了他的面前，朱德当场挑选了80名敢死队员。当晚，趁着夜深人静，朱德带着这些敢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敌人阵地前的开阔地，悄悄地潜伏下来，单等总攻的命令了。
到了拂晓时分，护国军发起总攻信号，朱德带着敢死队突然跃起，插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北洋军面对这突然出现的护国军，措手不及，吓得魂飞魄散，只顾四处逃窜。朱德率领的敢死队的队员们个个如猛虎下山，在一片喊杀声中，越战越勇，他们越过战壕，冲向敌阵，一直冲到了敌军的司令部，大获全胜。这一仗，朱德赢得了勇敢善战、忠贞不渝的美誉。
蔡锷英年早逝 师生真情未了
蔡锷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反袁护国战争，不顾自己疾病缠身，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使袁世凯最后“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 护国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他自己却因久病不治，不得不东去上海、日本就医。离川前，蔡锷先到泸州朱德驻地休息了几天，这是朱德最后一次见到蔡锷。当时的蔡锷“看上去像一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朱德必须躬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的话”。蔡锷对朱德说道：“这次去日本，既费时又费钱。”蔡锷深知自己的病已无药可救了，他并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朱德倾听着这位垂死的朋友和领导的话，不由对未来忧心忡忡。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于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然而，这时蔡锷的病情急剧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四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的英年早逝，让朱德扼腕长叹、悲痛万分。对朱德而言，蔡锷有知遇之恩，朱德的任职从排长到连长，从连长到营长，从营长再到团长，实际上都是蔡锷提拔的，两人的交情甚深。虽然蔡锷并未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并非朱德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他在其短暂一生中所展现出来的高尚人格和辉煌业绩，对包括朱德在内的一大批从云南讲武堂走出来的学员的深刻影响与长期熏染，却是不言而喻的。朱德从蔡锷将军身上所学到的，决不仅仅是军事谋略与指挥艺术，更重要的是军事斗争中所需要的伟大的人格魅力，是一种患难与共、互相信任的宝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