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6年），韩王信叛乱，并与匈奴勾结，意图染指大汉江山，高祖刘邦震怒。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讨伐匈奴，扫除叛乱。本以为大军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不想却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史称“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对心高气傲的刘邦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撇开别的因素不谈，这么多军队（主要是步兵）在匈奴骑兵手里居然没有讨到一丁点好处，自己反而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奇耻大辱啊。如果要问这场战争刘邦有什么收获，那就是让他看到了与匈奴之间的武力差距，也见识到了骑兵的强大之处。自此，汉高祖刘邦心中坚定了一个信念：养马，组建自己的骑兵部队。这一信念在汉朝历代统治者身上也都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令刘邦蒙羞的白登之围

其实，不仅仅是汉代，纵观古代其他王朝之间的战争，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骑兵。作为战场上机动性极强的主力兵种，骑兵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军队的远程战略打击能力。组建一支进可攻退可守的骑兵部队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梦想。影响骑兵战斗力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战马的优劣。

骑兵在冷兵器时代足以统治战场

因此，汉代统治者对养马工作十分重视并寄予厚望。《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这也从侧面反应了马在军队建设（主要是骑兵）和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可是，良驹虽好，何处饲养呢？最终，自然资源丰富、环境得天独厚的河西地区肩负起了为汉朝养马这一历史使命。为什么汉代选择河西地区作为养马的大本营？汉朝在河西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制度来确保养马工作顺利开展？接下来，我们便一起走近那段历史，探究隐含在河西养马制度背后的历史根源与现实意义。

河西地区是汉代养马重地

汉家有宝地，名曰“河西”

一、河西的地理位置

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河西地区指的今天的山西和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西部的区域，这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而到了汉代，河西地区的地理位置更加明确，通常是指黄河以西、祁连山以北的狭长地带以及青海和西宁的少部分区域，也就是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所包含的地理区域。

汉代的河西地区一般仅指河西四郡区域

作为连接中原地区和西域诸国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河西地区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秦代及汉初时期，活跃于河西地区的民族主要有月氏、乌孙、匈奴等等，后来匈奴发展壮大，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除了在河西地区放牧，匈奴还经常侵扰边境，掠夺财物，边关百姓苦不堪言。

匈奴骑兵令边关百姓苦不堪言

河西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并成为养马重地最早始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21年，为了打通河西走廊，同时消除匈奴对边境地区的威胁，汉武帝分两次派遣霍去病出征河西。由于汉朝军队战术运用得当、各部队配合默契，几番激烈的战斗下来，匈奴伤亡惨重，被迫让出河西地区，远遁漠北。

两次河西之战将匈奴赶到漠北

两次河西之战，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北方边境的威胁，河西地区也正式划归汉朝管理。作为通往西域诸国的“桥头堡”，河西地区为汉朝经营西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汉朝也正式拉开了河西养马的大幕。

二、河西的自然环境及资源

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

除了地理位置重要，河西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也十分适宜放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说的大概就是这种富饶景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西地区出产的牛、马等牲畜品质上乘，享誉全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河西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远离海洋，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加之地势偏高，所以光照充足，十分有利于牧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来自祁连山丰沛的冰雪融水孕育了河西广袤肥美的草原。温暖的气候、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大片的森林和草场，这是汉朝选择在河西地区饲养马匹的重要环境条件。

水草丰美的河西草原是牧马的天堂

汉代选择在河西养马的社会及军事原因

一、河西养马氛围浓厚，游牧民族牧马水平高超

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汉书·晁错传》

据相关的历史资料，河西有人类放牧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秦朝时期，河西地区一直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月氏、乌孙等在此地逐水草而居，以放牧打猎为生，吃的是牛羊肉，穿的是动物皮毛缝的衣服，孕育了先进的畜牧文化。汉初，匈奴发展壮大，赶走了月氏和乌孙，独占了河西地区。不管是月氏、乌孙还是匈奴，这些游牧民族在畜牧方面是有天赋的，《汉书·匈奴传》中这样描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这种与生俱来的牧马天赋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汉代人所不具备的。通过与汉朝边民的地理杂居与文化融合，匈奴先进的养马技术也传到了河西地区，极大地提高了汉朝的养马驯马水平。

匈奴十分擅长牧马打猎

二、汉朝屯兵戍边的国策，为河西带来了养马所需的大量人口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

河西之战后，汉朝正式接管河西，开始了历史上河西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发展的首要因素便是充足的人口支撑，而河西地区最缺的也恰恰是人。因此，汉初采取了移民实边、屯兵戍边的政策，在河西地区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管理，并且派遣数十万军队驻扎于此。与匈奴间有战事时，这些卫戍部队上阵杀敌，保卫边疆；闲暇时间，大量的军卒则被用于开垦荒地，饲养马匹，从事农业生产。屯兵戍边这一政策对河西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军事斗争为河西农牧业生产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河西农牧业的繁荣又巩固了边防戍卫政策，二者相辅相成，互有裨益。

汉朝在河西地区实行屯兵戍边的政策

众所周知，养马需要大量的管理、饲喂人员，通过实施这一系列开发政策，河西地区成为了“仓库有蓄，民庶殷实”的宝地，常驻人口也有了长足发展，为后续在此地养马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养马所需的人口问题算是解决了。

三、巩固边防，传递军情，组建强大骑兵的现实需要

河西之战虽然让匈奴伤亡惨重，但并未彻底消灭其有生力量。对汉代边境防卫重任来说，匈奴依然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而扼守中原通往西域咽喉要道的河西地区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巩固完善河西地区的边防守卫就显得格外重要，汉朝的西北边塞防御建设也应运而生，史称“汉塞”。所谓的汉塞，“令居至酒泉段，酒泉至玉门关段”，还搭配有一套完备的烽燧系统，自上而下设置了部都尉府、候官、部、隧等部门。由于西北地区的汉塞绵延不绝，各关卡之间相距很远，因此，军令的下发和军情的传递都需要依靠战马来执行。河西地区庞大繁杂的边塞防御体系对战马的需求量可想而知。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汉代最终选择在河西地区就地饲养马匹以满足军事需要。

汉代边塞遗址（汉长城）

前边我们提到过白登之围，让刘邦见识到了匈奴骑兵的强悍之处，并下决心组建自己的骑兵军队。但汉朝初年，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堂堂大汉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去哪里找能凑够一支骑兵部队所需要的战马呢？所以，当河西纳入汉朝版图后，这个肥沃丰美的天然牧场让汉代统治者看到了希望。为了组建强大的骑兵，巩固西北边防，同时便于更直接地与匈奴抗衡，河西这个“桥头堡”被选作养马重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河西为汉朝提供了大量优良战马

汉代河西养马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发展

汉朝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以及相关政策的施行，河西养马制度日趋完善。同时，饲料的改善与马种的改良使河西马匹质量和产量逐年上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从制度方面完善河西养马工作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汉书·百官公卿表》

俗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利器便是制度规范。汉朝初期，官制大多延续秦代已有。在中央，设置太仆一职，位列九卿，总揽全国马政，属官众多；在地方郡县（主要是河西地区），设牧师苑令，牧师之下设马苑来具体负责养马的相关事宜。如此一来，汉代的马政管理机构便实现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全覆盖，各级官员分工也更加明确具体，大家各司其职，马政因此能够由中央顺畅地送达地方。

除了在官制上为养马服务，汉朝统治者还在地方上推行了”复马令“等一系列政策，积极鼓励百姓养马。”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 复卒三人” ，鼓励私人养马来抵扣兵役。这大大激发了河西地区民间养马的积极性，稍微有点财力而又忍受不了兵役之苦的人便通过为政府提供马匹来免服兵役。

通过在中央和地方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在制度方面确保了汉代河西地区养马工作的稳步发展。

汉初延续秦朝三公九卿官制

二、新饲料的使用与喂养方式的改善充实了河西养马制度

众所周知，喂马的食物主要是草料。草料也有粗精之分，粗饲料通常指的是谷物的草秸；精饲料则一般是指粟、麦等粮食作物。由于祁连山冰雪融水的滋养，河西地区的粮食作物及草料生长茂盛，基本可以满足马匹的日常消耗。

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史记·大宛列传》

除了常规饲料，河西地区还积极探索开发新饲料来为马匹提供更为全面的营养。张骞出使西域后，为河西地区引入了苜蓿这一优良牧草。苜蓿极易种植，且产量非常高。此外，苜蓿含纤维素较少，易于马匹的消化，适于作青贮饲料。所以苜蓿的引入和大面积种植，对增强河西地区马匹的体质具有重要意义。

苜蓿草是喂马的优良饲料

通常来说，马的食量都比较大，马匹的喂养一般在白天执行。河西地区则采用更为合理科学的喂养方式，除了白天正常喂养，在夜间也根据情况投放饲料。由于饲喂时间更加合理，这些吃饱喝足的马匹，体质自然更加强健。

三、来自西域的改良马种为河西养马制度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

得乌孙马，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史记·大宛列传》

原产于中原地区的本土马种体型普遍瘦小，加之长期被圈养与驾车，其速度和耐力均不满足骑兵要求，与匈奴的战马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汉代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特别重视优良马种的引进。自古以来，西域便是马的故乡，盛产骏马名驹，乌孙马、汗血马更是其中翘楚，所以汉代引入的多是西域马种。

西域盛产良驹

由于在地理位置上与西域相邻，汉代自西域引入的良种马大多被用于改良河西的汉代本土马种。本土马与西域马杂交后，体形由挽型变为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粗糙变的干燥结实，性情变得更为灵敏，行动变得敏捷，速度和耐力也有了很大提高。

马种改良的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既杂胡马, 马乃益壮”，河西地区的本土马种品质有了极大提高，河西也成为了汉朝优良马种的繁育基地，为汉朝骑兵的建设和边境防卫输出了大量优良马匹。

结语：

回到开篇，“白登之围”的耻辱令汉高祖刘邦及历代继任者将养马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最终，地理位置险要、自然资源丰富、环境适宜的河西地区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通过在中央和地方设置马政管理机构，汉代以制度的形式为河西养马工作保驾护航。同时，河西地区注重科学养马，探索开发新饲料，积极引入西域优良马种与本土马杂交来改良马种。凡此种种举措，完善了河西养马制度，促进了河西地区养马业的繁荣。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西汉名将陈汤的豪迈誓言犹在耳畔。喊出这一时代最强音的底气便是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汉代在河西地区所大力推行的养马政策在背后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产出的优良骏马为汉朝铁骑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养马制度也为后世历朝历代创立了可以模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