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标签，诸如汉朝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因此汉朝有着强汉之称。还有明朝的“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加之明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所以有着刚明之称。

而每个朝代也着自己的尴尬的一面，诸如汉之和亲、宋之岁币、唐之藩镇割据、明之太监乱政等等。

在这些朝代之中，唐朝应该是最憋屈的一个朝代，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中央朝廷对于地方的统治已经开始崩溃，而皇帝的家奴太监又掌握了朝廷直控的军队神策军之兵权，可以随意废立甚至废杀皇帝。皇帝是对外被节度使压制，对内被家奴所欺，简直是憋屈而耻辱。

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藩镇割据的扩大版，先是唐朝亡于藩镇朱温之手。然后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大乱世，之前的各地藩镇自然开始称王称皇，而五代十国的特色就是武夫治国，而且改朝换代是相当之快，而十次改朝换代，就差不多有八次改朝换代的方式是通过发动兵变来进行的，可以说是将藩镇割据的负面影响发挥到极致。

最后五代十国被宋朝所结束，而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的方式成为皇帝，建立宋朝的。按理说宋朝一开始的建立就符合五代十国的乱世传统，那么宋朝说不得就是一个短命王朝，为什么反而可以结束五代十国，而且虽然没有大一统，但却享国长达319年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宋安之来说说这个问题。

宋朝之所以没有成为短命王朝，并且享国319年，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宋朝将自唐朝以来的藩镇割据的隐患彻底消除，所以才没有成为短命王朝，还结束了五代十国，并且享国如此之久的。

可以说从唐朝到宋朝的地方制度之演变，在制度制约并且剥夺节度使之权，进而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可谓是相当成功的。

说到这个，可能很多人认为晚唐及其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武夫治国，不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先来一个杯酒释兵权，然后经常调换军队什么的，就将其彻底解决了吗。

其实真正的历史，很多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不是说一场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将所有兵权收于中央朝廷的，背后的剥夺节度使权力，来彻底中央集权的历史其实也很精彩的，接下来宋安之来具体说说。

首先就杯酒释兵权来说，杯酒释兵权这个典故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就不再多做重复叙述了。其实杯酒释兵权这个典故，在历史上并没有确凿的出处，应该是个假历史，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它是不是真的，可以确定是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或者说另一种柔和的方式，将禁军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的兵权解除，是避免了再有人如同赵匡胤那般利用禁军来进行改朝换代，换而言之，也就是说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只是在中央上杜绝了兵变的可能。

而在地方上，节度使依旧是尾大不掉之势。诸如宋初就有李筠和李重进的起兵反叛，虽然很快被镇压，但是其他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依旧是潜在的藩镇割据隐患。

对此宋太祖赵匡胤向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

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赵普回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说白了君臣二人的对话便是赵匡胤问道当今天下为什么会这般混乱呢，藩镇割据问题太严重，我想收兵权，该怎么做呢。赵普的意思是将地方上的节度使各项权力慢慢回收，然后制度上重新规制，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节度使权力有多大，自晚唐以来，节度使可以说是地方上的全权领导，集军权、政权、财权、监察权、人事权于一身，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方土皇帝。而这也是晚唐到五代十国以来一直战乱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不论是晚唐，亦或是五代中的后梁还有后唐等，压根没有真正做到中央集权，地方的节度使要兵有兵要钱有钱，自然出现了野心勃勃之辈，这样一来自然出现了频繁的改朝换代情况。

因此宋太祖赵匡胤按照赵普的三策来进行中央集权，以期在地方制度上彻底杜绝节度使作乱的根源。

一、稍夺其权

自晚唐到五代以来，节度使不只是控制自己的节镇，大都还统辖了很多州郡，这些州郡被称之为支郡。而节度使往往安排自己的亲随完全控制了辖区内的所有大小事务，以至于其他朝廷官员往往成为摆设，因此史书记载：“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

到了平定湖南以后，朝廷就取消了节度使辖领支郡的制度，使各州郡开始直属于中央朝廷。当然刚开始肯定有阻力的，到了宋太宗继位以后，节度使控制地方的各种权力，才被中央朝廷彻底收回，达到了真正的中央集权。

同时地方州郡一把手下面设立通判副长官一职，这个通判看似是副长官，其实有着监察知州的权力。在宋初通判甚至敢公然叫板知州，认为自己就是一把手。

虽然后来朝廷明确规定通判是副长官，但通判的监察知州之权依旧在，形成了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的局面。说白了宋朝在地方上的设置是起码两人或者几人分权的情况，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地方一元化也就是集权于一人的局面。

自晚唐五代以来，地方州郡的一把手往往是武夫悍将。而宋朝是有意改变这种情况，州郡一把手的继任者都以文臣来担任，称为“知州军事”。这样一来，文人据地称雄的可能性肯定小，地方自然稳定了。

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是一步步被剥夺殆尽。

二、制其钱谷

自唐朝设立节度使以来，节度使不只是掌握军、政大权，财政大权自然也掌握在手。

那么当时节度使是如何掌握财政大权的呢？

一般来说，节度使辖区内的所有赋税收入全归节度使，分为“上供”、“留使”、“留州”三项。

基本上这些赋税很少向中央朝廷缴纳，有时候缴纳一部分，就属于是“上供”项了。由此可见节度使对于地方上的财政大权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因此宋太祖赵匡胤在到乾德二年，规定“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将节度使的财政大权收归于中央。

后来又设转运使负责运输，设通判为副长官进行制约。史书记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

三、收其精兵

在前面两策初步见效以后，宋太祖赵匡胤迫不及待的在乾德三年八月，下诏“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也就是要将各地的精兵看似升为禁军，实则是归于中央朝廷控制之下。

各地的精兵被抽调以后，剩下的是为“厢军”，主要作用就是参加各种劳役，还有维护地方治安，根本没法与禁军相比。

这样一来，各地的节度使再也没有底气对抗中央朝廷。宋太祖赵匡胤最终消灭了节度使经常性以兵权来夺取政权的藩镇割据隐患。

而且宋太祖赵匡胤不只是在地方上派去文官去管理。中央上也是选择文官来主持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以此来以文制武，形成权力分散并且多方牵制的局面，军权彻底集中在皇帝手中。

当然宋初围绕着赵普这三策制定了各种制度，虽然宋太祖赵匡胤时代大致完成了剥夺节度使权力，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但到了宋太宗在位时期才彻底落实到位，可以说宋朝对于唐朝以来地方上一元化制度以至于出现节度使这种存在的改革，是历经了宋太祖和宋太宗两代皇帝才完成改革。

宋太祖赵匡胤在地方制度上的改革，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宋朝没有了藩镇割据的隐患，奠定了成为长期政权的基础。然后进而消灭各方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使宋朝拥有了长达319年的国祚。

正所谓以史为鉴，虽然宋朝在地方制度上的改革很成功，消除了藩镇割据的隐患。但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开始的重文轻武就有些矫枉过正了，不过赵匡胤还是一定底线，对于武将是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给予其一定的权宜处置权力。而宋太宗继位以后，在地方制度改革成功的情况下，还大搞什么“将中从御”，进一步加深重文轻武，就是彻底的矫枉过正了，最后因此埋下亡国祸根。

因此南宋的朱熹评论道：“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意思是地方之权都归于中央朝廷，结果是内重外轻，以至于地方无力阻止金军南下，使金军轻松打到开封城下，最后酿成靖康之耻。

所以说任何制度的改革，不只是要借鉴前朝的弊端而进行改革和完善，更重要的是不能矫枉过正，不然这个弊端没了，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弊端，最后酿成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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