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低微小吏”到西晋开国“第一功臣”
石苞的一生，本为立志逆袭的典型。
石苞，字仲荣，是渤海郡南皮县人。他出身低微，无任何家族实力可以依靠。虽然年纪轻轻，就以“雅旷有智局，容仪伟丽”、“姣无双”而出名，却只在南皮为一小吏，供当地的农司马差遣。这时，有一个传达政令的官员，叫郭玄信，奉命出使邺城。于是农司马就派石苞给郭玄信驾车。同被派去驾车的，还有同样出身卑微，但后来却家喻户晓的名将邓艾。郭玄信见到二人后，很是惊讶，对他们说：“你们将来都会官至卿相。”石苞却说：“我一个赶车的奴隶，怎么会成卿相？”此时的石苞不信出身低微的自己将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后来石苞又一次被差遣到了邺城。事情一时办不完，身无分文的石苞，只能在邺城的市面上卖铁换钱。邺城人赵元儒，以识人而出名，见到卖铁的石苞后与其攀谈，感慨石苞气量远大，主动与之结交。于是石苞阴差阳错的在士人圈子里有了些小名气。后来石苞机缘巧合见到了出身世家大族的吏部郎许允，请求许允推荐自己为县令。许允对他说：“你我才能一样，应当同朝为官，为何要当一区区县令呢？”石苞于是和许允成为了知己好友。
石苞
石苞真正的伯乐，是司马师。在大将军曹爽执政时期，司马师曾短暂出任中护军。中护军在曹魏禁军中地位仅次于中领军，其除统领宫城外、洛阳城内的禁军外，最主要的职责就是选拔中下级武官。在此期间，中护军司马师将石苞提拔为了中护军司马。当时贵为辅政大臣的太傅司马懿却瞧不上石苞，认为他好色，不注重品行。而司马师认为，石苞虽小节有亏，但有治国大才，因而不顾其父的训斥，继续任用石苞，不久还将其升为邺城典农中郎将。从此，石苞成为了司马师的心腹，为他日后的功成名就铺就了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懿虽然看不上石苞，但是却很欣赏当年跟石苞一起为小吏的邓艾。邓艾在司马懿手下风生水起，成为了西北名将。
投靠了司马师的石苞从此官路亨通，历任东莱、琅琊太守和徐州刺史。渐渐地，他又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当时司马昭率大军征吴，在东关之战中，被吴国诸葛恪打的大败，而只有石苞率军安然返回。因此战功被司马师升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待到诸葛诞发起“淮南第三叛”，石苞作为青州军统帅，大败支援诸葛诞的吴国丁奉、朱异军。战后，石苞升任镇东将军，假节、东光侯。两年后，石苞升任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驻守淮南前线，与吴国对峙，正式成为曹魏帝国境内的一方诸侯。
石苞的伯乐 司马师
魏帝曹髦曾召石苞回朝，与之攀谈了一夜。石苞出来后，对司马昭说：“他不是个恒久之主啊。”结果不久，就发生了司马昭的手下成济弑君事件。晋书中虽然只记载了这一句，但是不免让人怀疑，石苞的话让司马昭起了戒心，也间接导致了曹髦被弑。等到司马昭去世，贾充、荀勖对于该用什么样的礼仪下葬拿不定主意。石苞赶回京师奔丧，对二人说：“有了这样的基业，难道还要以人臣的礼仪告终吗？”于是司马昭以帝王的礼仪安葬。此后，石苞多次以“气数已尽、天命所归”为由婉转劝魏帝曹奂禅位。石苞作为当时镇守一方的实力派诸侯，加上司马家老臣的身份，公然表明了自己支持以晋代魏的政治立场。故晋书石苞传言“及禅位，苞有力焉”。
司马炎登基后，因功臣众多，原有的三公不足以犒赏功臣。于是在原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基础上，设立位在三公之上的三上公“太宰、太傅、太保”，同时设立最高军职“大司马、大将军”。而石苞就是西晋开国后的首任大司马，依旧镇守淮南。同时，武帝大封功臣11人为公爵。中国人的智慧，有时候只要在名单顺序上就可以体现出来。这份开国11公爵名单，大司马石苞位列第一。无论这个“第一”是虚是实，司马炎将石苞以官方的形式，放在开国第一功臣的位置，这是对魏晋嬗代之际，石苞鞍前马后、居功阙伟、从龙之功的政治回报。当年的低微小吏，终于成了荣宠至极的八公之一，晋朝开国第一功臣。
《晋书 武帝纪》：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
二、险些酿成的淮南第四叛
石苞在甘露四年（259年）开始镇守淮南，到了泰始四年（268年），已经整整十年了。树大招风，淮北监军王琛向来鄙视石苞出身卑贱，又听到童谣“宫中大马几做驴，大石压之不得书”，于是扶风捉影，密奏武帝司马炎，说大司马石苞勾结吴国要造反。宫中也有谣言说“东南有大兵起”，接到密奏的武帝司马炎起了疑心。
恰巧，荆州刺史胡烈上奏武帝，说吴军准备大举进犯。而身在前线的石苞也发现吴军有调动，于是修筑堡垒阻截水流，加强防务。这一切更加重了司马炎的疑心。满朝文武都开始弹劾石苞谋反，只有羊祜为石苞辩解。武帝司马炎驳斥羊祜道：“吴人每次入侵，都是东西呼应，此次只在淮南出兵，难道不是石苞要反叛吗？”武帝于是暗中派宗室中最能打的两个王爷，义阳王司马望（安平献王司马孚次子）和琅琊王司马伷（宣帝司马懿第三子）率大军逼近淮南首府寿春。仿佛，淮南第四叛已经到来。
大战在即。石苞此时才明白，武帝是疑心自己造反。身为司马家三代老臣的他此时不知作何感想。他现在要么像之前的王凌、毋丘俭、诸葛诞一样，率军抵抗，用自己元老的身份实行“清君侧”。要么就是束手就擒，将自己交给命运。最终，他用属下孙铄的计谋，主动放弃军队指挥权，到都亭待罪。被带回朝廷的石苞，虽然被证实“淮南第四叛”一事子虚乌有，但依旧被免除一切职务，只保留公爵，返回自己的府邸。
晋武帝 司马炎
后来，大臣郭廙为石苞鸣不平。武帝面露愧色，打算任用石苞为三公之一的司徒。司徒，如果不兼他职，只是位高权不重的辅臣。不想又引起了满朝反对，因为位居三公者，必须有高尚的德行。而石苞好色少德。同时官员们认为石苞前面有过失，能保有公爵已经是厚待了，不宜再提拔重用。可见，虽然石苞被证明是无辜的，但朝臣们依旧认为石苞有罪，颇有“莫须有”的做派。武帝此次倒是力排众议，仍任命石苞为司徒。武帝为了给石苞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他说：“之前我召见你儿子石乔，结果他一天都没来，我才认为你要造反。你儿子差点毁了你们家啊。”石苞听罢，废黜了石乔袭爵的资格。至此，君臣二人一唱一和，“淮南第四叛”才算完结。
三、司马家的心病：得国不正
用四个字形容石苞造反事件很贴切，就是“莫名其妙”。也正是因为整个事件莫名其妙，才更值得我们仔细分析，进而剖析西晋初年诡异的朝局。
石苞，作为司马氏三朝老臣，居功至伟，为何轻易就被武帝司马炎怀疑呢？而且并没有给石苞任何辩解的机会，就直接大兵压境？是什么让司马炎如此敏感？这恐怕还要从司马家得国说起。
司马家，是河内温县大族。但是司马家在东汉末年，并非顶级士族。司马防八子，虽号“司马八达”，但司马防去世时不过京兆尹、骑都尉，影响力十分有限。司马家真正进入曹魏权贵阶层是从司马懿开始的。司马懿是魏文帝曹丕“四友”之一，即便如此，若论家族实力，曹魏勋贵之家强过司马家的不在少数。司马懿以七十高龄发动高平陵政变，以四朝元老身份执掌朝政，尚有淮南第一叛王凌之乱。而到了司马师执政，这种世袭执政的模式，自然会引起其他勋贵家族的不满。因而有了毋丘俭的淮南第二叛。而后又发生了李丰、许允阴谋拥立夏侯玄为大司马代替司马师执政的事件。时任中书令的许允，就是出身名门、当年在邺城鼓励石苞的那位吏部郎。只不过世事变迁，当年的知己好友，如今分立门庭。
可以说，司马家每一次权力交接，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而真正让司马家后怕以及产生心理阴影的，是钟会叛乱。钟会，出自大士族颍川钟氏，是太傅钟繇次子。颍川钟氏与颍川荀氏都是第一批跟随曹操的元从之臣。钟氏和司马氏是通家之好，钟会与其兄钟毓同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更是儿时玩伴，交情甚笃。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有趣的小故事：
世说新语：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司马昭和陈骞（司徒陈矫之子）、陈泰（司空陈群之子）同车出游，路过钟会门前。结果，三人呼唤钟会上车，喊罢就丢下他驾车跑了。等钟会赶到后，他们嘲笑钟会说：“和人约好了出行，为什么那么慢呢？看见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也不追上来？”（钟会的父亲钟繇，“繇”与“遥”同音）
没想到，钟会答道：“我矫然出众，懿美丰盈，何必要和你们同群。”（陈骞的父亲陈矫，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
司马昭又问道：“皋繇是什么样的人？”（指钟会父钟繇）
钟会答道：“他前不如尧、舜，下不及周、孔，不过也是当时的懿德之士。”
要知道，此时的司马昭已经位列执政，但是这些曹魏功勋权贵的二代们依然可以拿对方父亲的名讳开玩笑，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而颍川钟氏向来是司马氏的支持者，钟会因此在司马昭执政时期备受重用。司马昭时代的大事，钟会都参与决策。尤其是发生诸葛诞淮南第三叛之时，钟会居中谋划，时人称之为“司马氏之子房”。由于颍川钟氏的影响力，以及钟会的出色才干，钟会年仅四十岁，就做到了三公之一的司徒。
虽然，之前心腹荀勖提醒司马昭提防钟会，甚至连司马昭的妻子王元姬、钟会的亲哥哥钟毓都说钟会不可担此重任，但是司马昭一直不信，可见其对钟会这个少年时期玩伴的信任。而钟会伐蜀之后，妄图割据称王，则对司马昭是个巨大打击。晋书记载了司马昭听闻钟会谋反之时的吃惊反应：
《晋书·荀勖传》：“及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
我对你这么好，你居然会谋反？
出身名门的钟会
司马氏自身就是政变上位，可谓得国不正。而又经历了钟会之乱和淮南三叛，因此，在司马家眼里，任何人都不是可以完全信任的。而淮南三叛的三位主要将领，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又是顺次接管重镇淮南，淮南成为了司马氏心中的“叛乱重灾区”。因此，大司马石苞，虽被捧为第一功臣，但与司马氏的关系亲不及钟会，又主政淮南，受到司马炎的猜忌就理所当然了。
四、出身低微是原罪
石苞，在魏晋嬗代之际，是一个异类。
当时的中国，是士族社会。在那个教育成本极高的年代，普通人很难有接触学习文化的机会。一些家族，凭借自己先期的经济优势，通过研习经史获得政府征辟，世代出仕，这样的家族被称为“士族”。大士族，又称“世家”或“高门”，与之相对的则是寒门庶族。所谓征辟，东汉实行举察制，到了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都是一种缺乏“硬性考核指标”的推荐入仕途径。士族通过垄断文化及互相联姻，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网络和利益共同体，在征辟入仕上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因此，士族获得征辟的机会远远高于寒门庶族。
魏晋之际，虽然“士庶之隔”还没有完全形成（南北朝时期才彻底形成），新出门户众多，寒门庶族可通过自身努力发奋苦读进入士族圈子，或以军功起家获得短暂的权势，之后家族后代再研习经史。这样只需过两三代，就可以完成家族由“庶”到“士”的华丽转型。但是，庶族寒门想要突破世家已经完成的文化垄断、权力封锁依旧是十分困难的。寒门出身而位居高位者更是寥寥。
因此，寒门中的寒门，出身低微的石苞，能站在权力顶峰，主要靠的是司马氏的信任和宠信。而到了武帝司马炎时期，史书明确记载了，武帝真正信任的是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五人。因此，作为司马炎伯父司马师的红人石苞，此时虽位高权重，但已经过气，失去了司马氏政权核心的地位。一旦失去了司马炎的信任，石苞出身低微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由于和世家大族没有深交，在朝中无法获得同僚帮衬，十分容易遭到这些世家权贵的攻击。
让我们回顾险些酿成的淮南第四叛，事情起因只是因为淮北监军王琛鄙视石苞卑微的出身。甚至可以怀疑，那首童谣也是王琛编的。而石苞位列大司马，王琛却是个在晋书上都没有留下传记的人。地位如此悬殊，却可以诬陷朝中重臣，事后也不见处罚。而世家朝臣也肆意攻击石苞，甚至阻挠其复起为司徒，可见在这些世家心中，是有强大的鄙视链的。石苞被鄙视，在晋书中还止此一例。孙楚，是曹魏明帝时期中书令孙资之孙。孙资对司马家有恩，在魏明帝临终之时，力荐让司马懿辅政。因此他的后人在西晋发达，但并非世家，勉强算是士族中的新出门户。但是他却在当石苞属下之时，轻蔑石苞，对自己的上司石苞毫无敬意。史载“参军不敬府主，自楚始也。”
与石苞命运相似，却远没有石苞幸运的，是那个同样出身低微的“南皮小吏”，邓艾。邓艾口吃，而且性急，与儒雅的世家格格不入。司马懿赏识他，将他提拔成大将，才有了邓艾西北战姜维、阴平偷袭灭蜀汉等一系列旷世奇功。但邓艾无司马懿庇护后，虽典军旅、久镇西北，但是始终无法立足于朝堂，成为司马家的核心成员。灭蜀后，司马昭奏表天子，以邓艾为三公之一的太尉。此时的邓艾，确实居功自傲，擅自遵循东汉大将军邓禹的做法，以天子名义，拜刘禅行骠骑将军、蜀汉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对原蜀汉群臣，也擅自安置。但若说造反，邓艾是绝对没有这个想法的。反倒是想造反的钟会，污蔑邓艾，结果又是群臣弹劾，司马昭不分青红，就将邓艾父子逮捕，押解进京。
邓艾
更让人心寒的是邓艾的下场。钟会造反后，监军卫瓘害怕邓艾平反，擅自截杀了邓艾父子。之后，邓艾在洛阳的其他儿子也被杀害，妻子和孙子被发配西域。三年后，曾在邓艾手下任司马的议郎段灼上书为邓艾鸣冤，表奏中有一句话叫“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可是满朝皆知邓艾冤枉，却无人为邓艾申辩。司马炎自然也不会理会，七十高龄就不会造反了吗？司马懿也是七十政变，王凌也是七十叛乱啊。而在邓艾死去十年后，反倒是前蜀汉的官员樊建再次为邓艾不平。武帝司马炎最终却下诏，承认邓艾有功勋，但依旧认为其有罪。念其功勋，开恩让他的孙子免于流放，任为郎中。整整十年，邓艾的罪名由“谋反”变成了“有罪”。邓艾，何其无辜。
让我们看看其他真正反对司马氏、甚至谋反的几位大臣的结局：
淮南第一叛的王凌，出自世家太原王氏，东汉司徒王允之子。由于其家族势力庞大，与司马家关系复杂，司马懿高平陵政变后立刻表奏王凌为三公之一的太尉进行安抚。王凌的妹夫郭淮出自太原郭氏，两家是通家之好。郭淮与王凌族弟王昶都是司马家重臣，因此王凌仅他这一支夷三族，而其他太原王氏、郭氏没有被清算。后来到了武帝朝，甚至一些大臣和武帝司马炎主张为王凌平反。就因为王凌“淮南第一叛”的时候主张废了魏帝曹芳，而后来司马师废了魏帝曹芳。二者意外的“不谋而合”。
淮南第二叛，毋丘俭，出自河东郡。家族虽不十分显赫，被直接夷三族，但是毋丘俭妻子出自颍川荀氏。荀氏的族兄荀顗与司马家联姻，因此特许荀氏与毋丘俭离婚，避免波及荀氏家族。
淮南第三叛，诸葛诞，出自琅琊诸葛氏，与诸葛亮同族。虽然诸葛诞被夷三族，但是他的少子诸葛靓滞留东吴，为诸葛诞留下了一脉。诸葛诞之女嫁给了琅琊王司马伷，因此到了武帝司马炎年间，武帝亲自去找诸葛太妃并见到了诸葛靓，劝其出仕西晋，修复两族关系。而到了西晋八王之乱时期，诸葛诞的外孙，即琅琊王司马伷的儿子东安公司马繇，还诬陷与诸葛诞有杀父之仇的文鸯勾结赵王伦，致使后者被灭族。
钟会，由于其父钟繇、其兄钟毓对魏晋有大功，于是仅诛杀钟会直系子弟。其实，钟会虽年四十，但并未娶妻，只有养子钟邕和钟毅，而且钟邕早就死在了乱军之中，实际上仅杀了钟毅一人。钟会侄子钟峻、钟辿也都下狱，但司马昭代表魏帝曹奂下诏，赦免了他们，而且有官爵者如故。 司马昭事后还默认曾在钟会手下为官的向雄给钟会收尸。
可以看到，这些真正“谋反”的人，因为其出身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往往受到的处罚较轻，尤其是钟会，同邓艾一比，邓艾的处罚就过于严重了。这也反映出了，世家大族、功勋故旧在魏晋之际的强大实力，有时贵为皇帝也会屈尊降贵，去主动修复关系。而只有像邓艾、石苞，这种低微寒门出身，与各个家族关系较为疏远，虽在高位，却一旦失去信任，就会遭到灭门之祸。至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石苞这个开国第一功臣，会轻易遭到猜忌、诬陷与弹劾。这也是石苞“淮南第四叛”一案，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魏晋之际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诡异朝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