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专栏《谁在争夺世界经济的“铁王座”？》
文/于杰
回顾历史，日本经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迁，而起起伏伏，即使进入高速经济成长期，日本的命运也受到世界政治、军事、以及自身自然因素等限制。那么，日本是如何在一系列的制约中，在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以及，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之后的转向，如何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1985年9月22日，西方五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财政部长和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会议，讨论西方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有序升值、从而解决困扰西方世界贸易失衡的问题。会后随即召开发布会并发布了一个声明（statement），这是西方五国集团历史上首次在会后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发布公开声明。这个声明后来被称为广场协议。英文中，广场协议有两个译法，一个是“Plaza Accord”，一个是“Plaza Agreement”。这些译法都是后来人加上的，就事实而言，称为广场会议声明都准确。
▲ 1985年，广场会议的主要参会者，
从左至右依次是
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
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
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
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和日本财长竹下登
广场会议（广场协议）是西方国家间为了解决贸易失衡首次联合干预汇率，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在战后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美国、西方经济后续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们理解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都不可或缺。
广场会议西方五国基于各方共识而进行的一次协调安排，但长久以来，在中国国内则对广场行动有着不同的认识，从学界到民间，甚至官员，都冠之以阴谋的看法，认为是美国打压日本、是美国对日本的金融战。
造成这种看法可能有三个因素：
一是对广场会议声明（广场协议）断章取义，仅关注了其中涉及汇率调整的一段话；
第二个因素是，将广场会议之后的日元走强同日本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不景气直接挂钩；
第三个因素是，没有历史地分析广场会议召开的背景。尤其是第三个因素，误读历史进而误判现实。
我今天从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历史角度探讨引发1985年广场会议的根本诱因；另外，讲述广场会议召开的过程，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目前传言的负责美方贸易谈判的莱特希泽同广场协议到底有没有关系；最后，讲一讲日本1990年代开始的经济不景气，也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是不是广场协议造成的。希望这个前因、过程和后果的系统性讲述，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分析当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经济。
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
促成日本战后恢复及其经济奇迹的因素很多，但有两个原因是决定性的，第一是美国对其开放市场，并把日本托进了美国战后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第二是日本国内的体制因素，尤其是各种产业政策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刚投降时，其国内经济遭受战争重创，国民生产总值占1934-1936年（即全面侵华前）的一半左右，工业生产则只有同时期的十分之一左右；通胀严重，民生艰难。麦克阿瑟在1945年9月刚刚接手日本时，美国官方给他的指示是，“不承担恢复和繁荣日本经济的责任”。就是说，美国在战后初期不希望日本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下去，但也没考虑如何让其繁荣。这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系，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都在考虑如何让日本赔偿、处理战犯，在经济上的主流看法是，不能让日本再强大了。盟国方面当时正着手拆卸机器来抵战争赔款；同时还在考虑如何分拆日本财阀。普遍认为，财阀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消除这种体制隐患，需要将这些大企业财团社会化。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愿意投降后，9月2日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监督下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属《降伏文书》，自此正式宣告日本愿意无条件投降
但这种形势在1948年陡然转向，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冷战的开局，美国担心日本落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对日本的态度明显变化，尤其是在经济上。在美国官方看来，通过美国的努力使得日本经济向好，将是日本留在美国阵营最大的筹码。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对于日本战争赔偿、分拆财阀的工作，草草收场。以计划分拆的财阀为例，最初考虑的是56个家族的十大财阀共325个企业，到1948年底分拆名单上只剩下19家企业。
美国为何帮助他国？
对于美国战后在欧洲和亚洲的经济援助，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欧洲有马歇尔计划，日本有道奇方案。就道奇方案来说，对日本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财政平衡措施抑制了日本的通货膨胀，但很快又陷入通缩，这让美国和日本人均意识到，单靠日本自身，难以实现经济复兴；道奇方案的另一个举措就是1949年4月份确立的1美元：360日元的汇率，这一汇率水平持续了22年之久，直至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对日本经济的奇迹居功至伟，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政策当局对汇率的政策依赖，即低估日元、鼓励出口，这对后来的广场协议也有影响。道奇在当时这样评价日本经济：日本还未能证明有能力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靠正常出口得以生存，即稳定国际收支，从战后重建向高速发展转型。
▲ 1948年开始标志于援助包装上的的标签，用于标示这些运往欧洲的物资是依据马歇尔计划所援助的。标签以美国国旗为基础，设计成如同盾牌状纹章一般，而上面以受援助国家的当地语言，写有“为了欧洲的复兴，由美利坚合众国所提供”一语
道奇说的很客观。后续的朝鲜战争对日本的经济有拉动作用，但这种脉冲式的经济增长没有持续性，朝鲜战争一结束，日本经济又出现停滞。美国在1950-1952年在日本军费开支22亿美元，弥补了日本在这三年间产生的贸易逆差15亿美元。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这种体外输血断不是长久之策。美国的这种支持也不可能持续。这一点，美国和日本的决策者都看到了。
▲ 池田勇人（左）和约瑟夫·道奇 (右) 在 1948会面
美国如何帮助日本经济复苏？
对于如何帮助日本经济从自立走向繁荣，美国方面经过几年摸索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办法，即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向日本开放市场。日本要在经济上加入到西方的圈子，日本自身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战败国、战争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之外，日本在1930年代的贸易倾销历史让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心生反感；另外英国在当时仍然坚持其倡导的帝国特惠制、努力维持着历史帝国的脸面，因此在日本加入西方世界的问题上，一直不接受美国的建议。
1949年，美国在法国安纳西关贸总协定（GATT）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建议GATT签约国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这一提议是美国在国际上明确宣布其在经济问题上对日本态度的转向，但遭到包括英国在内的其它国家的反对，后者要求日本加入的条件须完全平等，不能特殊对待。英国等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战后除了美国之外，所有的西方经济体都非常倚重贸易，担心在贸易上有损失，即出现逆差。1950年，美国国务卿顾问也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参与者杜勒斯在国内外呼吁，给予日本国际贸易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 关贸总协定后，全球几大低关税自由贸易区兴起
其后，虽然有英国在内不少国家的反对，美国在争取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一事上可谓不遗余力。在美国的努力下，日本于1953年10月24日成为GATT无投票权的签约方身份。美国当时的参会团长布朗记录了一幕：“松本大使从房间中间的观察员位子上站起来，走到为他准备的（正式签约方）例行会议桌前。这一步虽小却创造了历史”。两年后，日本成为正式的签约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开始了贸易立国的经济腾飞和奇迹阶段。
美国力促日本加入GATT，大背景是冷战。可以说，没有冷战，没有美国的坚持，日本不可能加入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至少不会那么快。美国的考虑是，“通过开放市场、在贸易上支持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同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主导的西方贸易体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贸易自由化进程。
日本受惠于美国的代价是什么？
美国在推动西方向日本开放市场的同时，也对日本提出了要求，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是，配合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停止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在1952年，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进出口都降到19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近乎归零；当年美国的要求到了什么程度，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毛刷子，如果原料是中国的猪鬃，美国就不允许进口。而同期，美国在日本的贸易关系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到1960年，成为日本进出口第一大单一经济体。1950年代后期，日本曾不顾美国的反对，努力恢复同中国的贸易，但效果不理想。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起于中国改开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
日本加入GATT是其经济腾飞最关键的一步，其重要性在于西方市场向其逐渐开放。在当时，西方国家间的关税并不低，美国正努力降低1930年代关税法案导致的高税率，各国正在讨论降低关税和实施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全面逐渐降低关税还要等到1960年代之后。但市场只要开放，关税对当时的日本并不是最重要的。按照行天丰雄先生在《时运变迁》里提到的，1955年他刚参加工作时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美元，当时日本年人均GDP为200美元，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另据统计，日本纺织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美国的十一分之一。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上汇率优势，美国的相对高关税并不足虑（最高关税也只是在50%左右）。1950年代，西方世界面临的是“美元荒”，就是美元不足。虽然美国国内、西方国家同期讨论的贸易政策，也强调对等（reciprocal）问题，也是今天川普对中国提出的，但显然美国在对待当年的日本并没有坚持这个原则。美国国内有不少批评声音，认为美国和日本之间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对日本开放市场，却对日本没有提对等的要求。这也给1980年代之后的贸易关系留下了摩擦的种子。
▲ 《时运变迁》封面
日本的产业政策
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美国市场开放之外促使日本经济腾飞的最重要条件。
有研究者认为，在1960年代之前，产业政策作为日本首创和独有的概念，在其他发达国家还没有被认识。欧洲到1971年才开始注意和讨论产业政策问题；美国出现产业政策的论证则是进入1980年代之后了。日本自1960年代起明确“贸易立国”的方针，并配合以支持出口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税收支持、金融补贴，但最重要的是进口上的严格限制。当然，也有中国人熟悉的行政指导，这也被日本人自称为“家长式的政府指导”。对于拟保护的产业，日本有着各种限制和壁垒，美国的企业、商品少有进入的机会，对于日本必须原材料等进口品，日本甚至是免税的。日本当时最常用的限制进口理由是：“日本连年逆差，没有外汇，没钱进口”。这一借口同时也成了日本限制外资的重要原因，因为外资需要把利润汇回国内要用到外汇。但日本的官员私下里承认，就是不想让外资进来。这种限制，甚至连可口可乐这种企业也无法避免。日本对国内产业的扶植和保护，可以说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同期日本非常重视科技投入，1950-1972年，日本花费了33亿美元签订了12000份技术合同。要知道日本到1970年的黄金储备也才5.3亿美元。就是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日本的汽车工业和电子工业在1950-1970年代逐渐积累、发展起来。
日本的种种产业政策，得到了美国当时几届总统的默许。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加上美国企业在1970年代中后期之前对日本市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忽视，给了日本外向型企业快速发展的免予竞争的机会。
关于产业政策，国内官学界都有很多争论。日本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产业政策，也说明产业政策有效，但因此便认为产业政策可以在各国推而广之则值得怀疑。日本产业政策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美国向其开放市场，且美国同期内没有对等的产业政策，也没有对日本的产业政策提出质疑。实质上，日本的做饭就如同长时间压低日元汇率获得竞争优势一样，产业政策也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的做法，制造了不公平竞争。
日本如何“闷声发大财”？
虽然国内外对美国总统在贸易上的态度（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有划分，但战后到老布什一代的历任美国总统，其个人都倾向于自由贸易。这对日本来说是极大的帮助。艾森豪威尔治下，日本加入了GATT，肯尼迪之后的几任总统，GATT谈判大幅降低关税。这对日本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近乎无条件地搭上便车，便车的设施和福利随后不断提升，而且是那种投日本所需的提升。1958年欧洲经济体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就是包括贸易、旅游、留学这些领域的收入和开支可以不加约束的兑换本币和外币），正如沃尔克所讲，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时才开始真正按预期运行。但日本到1964年才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日本这种安排，也是增加了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操作性。其后连年顺差，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日本外汇储备因此快速增加。中国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时是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到1996年底才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中国这样做的目的，也有恢复GATT成员国身份、后来的入世要求方面的考虑。
这期间，日本完美诠释了什么是“闷声发大财”。认识到其发展得益于美国的军事保护和后者的市场开放，日本在国际场合非常低调，因此获得了“3S”的评价，即英文中的“沉默、微笑、偶尔睡觉”。但日本人也深知贸易对其经济的重要性，因此从不放弃任何推销日本商品的机会。戴高乐就笑称池田勇人是卖晶体管收音机的商人，日本人也被其他国家的居民称为“经济动物”。
日本的这种出口导向的后发追赶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人为压低汇率促进出口，造就了日本经济奇迹，这也被后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体所模仿。1950-1973年部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中，以1950年为基数100，日本在1973年达到了1412，英国、美国是210，即日本是后两者的近7倍之多；西德是411。但1949年日元确定360:1美元汇率之后，有22年的时间保持固定不变，日元兑美元汇率被严重低估了。而在1960年代，西德马克对美元曾两次主动大幅升值。日元严重低估，带来了日本的经济繁荣、导致了西方国家间的贸易失衡，也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汇率低估是日本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贸易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显然不可能长时间持续。贸易拉动的经济增长，超额完成了池田勇人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贸易失衡也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第一次石油危机也宣告日本1955年以来的经济奇迹步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