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朝廷政权，在权力上构成两大奇观：一是外戚揽权，另一是宦官干政。如果可以给皇朝贴标签的话，这两大奇观就有资格充当汉王朝的标签。以后的朝代，也有外戚和宦官翻浪头的，不过都不是正版，乃是对汉王朝的翻刻。

汉代朝廷一大奇观——“权移外戚之家”

古代皇帝后宫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的乐园，而是一个你啃我咬、遍布杀机的角斗场。皇帝的大小妃嫔们，明争暗斗，彼此倾轧，目的就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最终，如果皇帝对哪个女子格外垂怜，“三千宠爱在身”，那么这个女子便会坐上皇后的宝座，从而称霸后宫。从两只脚踏进宫门开始，皇帝女人们心中的最大目标，就是有朝一日从妃嫔团里出人头地，当上皇后。

可是，揭开老底，皇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凭借自己的花容月貌，或加上过人的心计才智，成了后宫的月亮，灿然生辉，其他大小妃嫔名义上只是一颗颗星星，围着她转。但星星们并不甘心铩羽。许多星星怀着强烈的“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也——当年，瞧见秦始皇巡游天下，扈从如云，好不威风。刘邦的第一观后感是“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的第一观后感则更为坦白直言“彼可取而代之！”道出的正是这一心理也一一她们或等待时机，或制造时机，来把月亮捏碎，由自己来当新升的月亮。

可见，皇后这个位子坐稳真是不容易。表面上虽称霸后官，名威天下，要怎么风光就怎么风光，其实是危机四伏，足让她一日之中心惊三回，肉跳九遭。因此，身处危机四伏之地，皇后天天都得进行地位保卫战。这场战争很残酷，也很劳神。

说那时的皇后没有今天的女土聪明，然也。但你要相信，皇后们自然都是聪明的，但那是那个时代的聪明，而非今天的聪明。皇后的聪明招数有二：

一是拼命哄皇帝的欢心

二是把自己的裙带当做强大的政治资本，把胞兄胞弟、从兄从弟、侄儿小外甥，硬拉进朝廷当重臣。他们凭自己的裙带升任大官，割地封侯，自然知道政治本钱之所在，唯我裙带是瞻，串在一起，为强化我的皇后地位而戮力同心，拼命死干。

皇帝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怕朝中臣僚势力大了，把自己干掉，需要把重要权力搁在自己信任的人的肩膀上，他才放心。于是，他也想到了皇后的裙带，有投资价值。皇帝和皇后的算盘，打到了一块儿。于是，皇后的胞兄胞弟、从兄从弟、大侄儿小外甥，便纷纷进朝廷当了大官，个个弹冠相庆。按照仲长统的说法，曰“内充京师，外布列郡”，自中央以至地方，官场几乎被外戚，及依附于外戚的势力所垄断。

然而，皇后、皇帝的算盘打得好，其结果却不好，而且是非常槽糕。外戚中固然有贤明的人，有才干的人，但毕竟属孔雀头上的冠毛，找不出几根来。其中多数是乌鸦型的人士。论治国，无德而又无才；论揽权受贿，搜刮地皮颠倒是非，嫉恨贤能，却大都身怀绝技，不肯后人。让这样一批人来把持朝廷，定当是一片狼藉。

汉代朝廷另一奇观——“宠被近习之竖”

东汉朝廷的另一奇观，是宦官干政。宦官形象，历来不给人以好感。干政的宦官，劣迹斑斑。对东汉干政的宦官，我们不必单掀出哪个加以挞伐。仲长统在《昌言》里，有一段综合描述，我们不妨当做当时的写实报道来看。其文如下：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连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

所谓“近习之竖”，就是宦官。在首长身边服务的人员，容易得宠；宦官不论昼夜，侍候皇帝，连皇帝哪会儿呷了一口茶，掉了半根头发，以及嘴角翘了一下，喝大补汤时皱了一下眉头，都纤毫备悉，对皇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更比皇帝肚子里的蛔虫还清楚，当然更容易受到皇帝宠爱。

问题是，宠人的办法有许多，为之提提薪水，让他们每月多拿几两银子，或者“黑”别人一点礼物什么的，也就罢了。东汉皇帝手面很阔，哪个宦官把皇帝侍候得格外舒心了，皇帝那可是出手相当阔绰。皇帝另有一样东西可以挥霍，非他人可比——那就是乌纱帽，一高兴，就大方送人。东汉皇帝把一大摞乌纱帽赐给了外威，把另一大摞乌纱帽赐给了宦官。汉顺帝在这方面尤为慷慨，一登位就把19个宦官封了侯爷，大者食邑万户，一般者食邑四五千户，只有一个食邑千户。仲长统把外戚、宦官并列，历数了他们的种种罪状，实在是连皮带血，揭出了东汉王朝的两个脓疮之所在也。

汉代朝廷两大奇观，导致士人产生了大分化

东汉的这种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使当时的士人即知识界人士，很受刺激，产生了大分化。有的士人拼命巴结外戚、宦官，形成了浊流派。部分士人，以“清流”自许，并以“清流”相标榜，这些人鄙视那些巴结外戚、宦官的人，其基本见解与主张是“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浊”。

以“清流”自许人士的出现，为东汉的恶浊朝廷政坛注入了清凉的水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很饱学，乃是大牌知识分子，极有名气，且极有骨气。但细加分析，这类人又由三种人组成：

第一种人，对时势感到懊恼失望，远举高引，干脆跑到深山，捂住眼睛，什么也不看，更不踅回官场与人揖让周旋。第二种人，或也曾跑入深山，枕山栖谷，或在城邑里“隐居”，埋首经书，并不热心功名。但后来受朝廷招引，又步人官场，有的显示了政治才能，有的志气虽高，眼眶长在头顶上，却弄不出什么令人称道的业绩。第三种人，并不远引，不汲汲求名，亦不热心做官。如果朝廷给他们委任官职，他们并不玩清高，而是毅然赴职。在任上，扬清激浊，侃侃建言，显示出经邦治国的特殊才干。第一种人，骨子里属清流，行径上属隐士，可以存而不论。第二种人与第三种人，是真正意义上拉开架式与那些巴结外戚、宦官的人对垒。

第二种人以樊英为代表。樊英其人，青少年时代即很有学问，而且德行卓著，蜚声海内。地方大吏拉他当官，他不干；汉安帝几次下诏，让他入朝做官，他称病不就。后来，汉安帝急了，令郡县长官强行把他架上车，急速送往京城。樊英到了京城，仍然称病。汉安帝于是遣人用轿子把他抬上金銮殿，他还是不肯就职。

汉安帝很有耐心，安排地方暂时住下，派太医给他诊病，而且随时送去羊羔美酒犒劳。以后，则举行热闹隆重的仪式，以对待师傅的礼节接见他。考之古今，如此笑傲公侯，令皇帝折节礼遇的士人能有几何哉？大佬聚首，以及街谈巷议，皆以为樊英会有惊天动地的大建树。可是，樊英学问多则多矣，名声大则大矣，在京期间却让人大失所望，未曾掏出一条匡时救世的意见，颇让人们沮丧失望。许多士人，或由于望之深而责之切，或由于酸葡萄心理作祟，开始呲牙咧嘴，对他百般讽刺，说他“纯盗虚名”。

第三种人以李固为旗帜。李固也是少而好学，但他不是固守门户，死读书、读死书的那种人。他的课堂在天下四方。听说哪儿有名师，或哪个人有一“经”之长，他就背起书簏，骑一头健驴，不远千里，赶去拜师。经典名作他都熟读无遗，而且深究了其中的奥义，是当时最受士人崇仰的大宗师。

有次，汉顺帝召见一部分有名望的士人，让他们就政治问题，尤其是当时的政治弊端及如何匡正，发表意见。李固在被征召之列。他秉承士人的良心，不避锋芒，不虞利害，论曰：皇帝目前的境况，非常狼狈。狼狈的根源，在于外戚揽权误政。因此，要想朝廷清平，当务之急，须削掉外戚势力，“权去外戚，政归朝廷”。另外，宦官也是肘腋之患，应该“罢退宦官，去其权重”。

李固的这番御前议论，针针见血，句句搔着了疼处，刺中了当时的政局要害。这是他从政的第一步，可谓横空出世，平地惊雷也。从此，在外戚、宦官眼里，李固是一个极危险的家伙，肩上扛着镐头，要把他们的根从政坛刨掉。而在以“清流”自许的人眼中，李固赢了分，乃是真正有见解、有胆识的大宗师。以后，李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屡屡发表杰出见解，而且一往无前，与外戚、宦官相对抗，因而声名日著，也就不足怪了。

樊英一类人，虽然学问品德都有一手，但却有名无实，没显露出什么真实本领。李固深感痛惜。在他本人被皇帝征召之前，另一名人黄琼先他而被征召。李固给黄琼写了一封信，说樊英遭到诽谤，是因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鼓励黄琼，要施展才学，真干实干做出令人叹服的事情。黄琼不负李固所望，为政期间，处置事务练达有方，而且有什么政见就发表什么政见，“争议朝堂，莫能抗夺”。以后，黄琼拜相封侯，终生公忠为国。他病逝的时候，四方远近的名士，络绎赶去吊唁者达六七千人，足见其名望之重。

李固的这句“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非常值得赞赏。今天，细细品味这句话，对知识分子，对各层官员，都该有深刻启发。名者，实之宾也。做学问，应以务实为要务；做官，更应以务实为要务。名大而实不至，非徙无益于百姓，对自己亦无益而有损焉。这方面，当官者，做学问者，都应该时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