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天，明德“失去了”她的眼睛。
前夫攥着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往墙上“咣咣”撞。从医院的床上醒来，明德睁开双眼，发现光亮消失了。前夫把她领回出租屋，门被反锁。失明被软禁的三天犹如置身冰窖，是四年婚姻生活的一个剪影。
因为颅脑先天缺损，明德的右半身有肢体障碍，活动不便，走起路来，双腿一上一下，像是踩着架子鼓下的踩镲。和健全人不大一样的，还有她的眼睛，天生的弱视，出生后视力只有0.3。
2011年7月6日，她嫁给了一个健全人丈夫，离开父母家，搬到丈夫租下的出租屋，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长达四年不间断的家暴。2014年7月15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明德与前夫离婚，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明德前夫有期徒刑15年。
在残障和女性这双重弱势身份之下，残障女性会遭受到更多的性别暴力，处于多重弱势的地位。根据首份《世界残疾报告》，残障者占人口的15%，女性人口中残障发生率为19%，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中65%-70%的残障妇女生活在农村。残障妇女遭受暴力的风险不仅高于残障男性，也高于普通妇女，而她们得到救助、作为证人、追究加害人的机会则较低。
被当做发泄和生育的工具
今夏的北京一直下雨，明德的左小腿例行地疼了起来。左小腿的伤痛是她被前夫在2011年踹骨折后留下的后遗症；一条蜈蚣疤痕藏在明德的颈椎处，被碎发和衣服盖着，那是2013年颈椎被前夫打骨折后留下的印记。手机上播放的法制节目视频，也看不清了，她习惯性把手机凑在耳边听着声音，眼神空洞。
更多的家暴痕迹则埋得更深：癫痫，脑梗，抑郁症。每日早晚，明德要喝下两包中药治疗癫痫，如果抑郁加重，明德还需要服用治疗抑郁的药物。
拳头和巴掌，全都起源于琐事。2014年2月，因为不悦姨妈当年没有给他包红包，前夫拽着明德的头往墙上撞，拳头和脚落在了腿、腹部、面庞……
或许是因为被打的次数太多，明德会回避那些痛苦。当被问到那些场景和细节时，明德回答着，“每次都一样，全身上下都会被打，我已经麻木了，被打，昏倒，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
那一次，照旧，被打至昏倒的明德被送到了医院。
“你的妻子怀孕了么，你们之间有性行为吗？”医生问前夫。“没有。”前夫撒谎了。
和前夫发生性关系是一种享受吗？当然不是。但是明德没有主动权，就像她没办法左右家里的装修一样，前夫买来的塑料泡沫铺在这个十多平米出租屋的地板上。明德讨厌前夫的这一装修，打扫起卫生她需要跪在地上拿着抹布一点点擦拭。
但无论是家里的装修，还是她无法忍受的丈夫在性关系上的控制，她都从未反抗。“我觉得我就像个奴隶，他不会顾及我的感受，不管我愿不愿意，好不好受。”
因为前夫的否认，医生没有给明德做孕检。明德被推进检查室接受X光的照射，服用各种药物。直到治疗后期做B超检测时，她才得知，自己怀孕了。
明德一直想做母亲，但还未来得及欣喜，就被告知因为检测和用药，孩子会不健康，最好打掉。
一旁的前夫得知明德怀孕时，脱口而出，“反正这孩子不是我的，说不定是你爸爸的。”“他可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坐在记者面前的明德把她那不太灵活的右手攥紧在桌子前。孩子被前夫否认，父亲被侮辱，孩子不得已打掉，谈到这些经历，明德的眼中含着泪，谈话的气氛变得低沉。
和前夫在一起的四年的婚姻生活，像一个密不透风的茧，紧紧包裹着明德。她未曾想过自己会怀孕，每次和丈夫发生性关系，没有任何避孕措施，但三年多了相安无事。
流产后，明德去寺庙给未能成型的胎儿立了一个灵牌超度，还请了一尊观音摆放在家中。摄影 朱玲玉
孩子是怎么怀上的？
那天他们去亲戚家做客，留下过夜。晚上的丈夫格外温柔。“那是三年多第一次，他把我当做了一个人了，或许是在亲戚家他要收敛一点吧。”就是那次，明德怀上了孩子。
明德现在回忆，觉得那次的经历既奇怪又好笑，“你说三年多不把我当人看就没怀孕，终于有一次做个人了，就怀上了。”
母亲相中的健全人女婿
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人会妥协和麻木，况且在一些时候，明德被身边的这个人迷惑了。
因为遭受家暴，明德和前夫曾三次走进民政局协议离婚。“我对我老婆一直很好的。”前夫在工作人员面前始终和善。而当陪着明德的母亲在一旁歇斯底里，对着工作人员细数女婿的恶行时，换回来的也就是一句“这是人家小两口的事情。”
在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面前，前夫会搀着腿脚不便的明德走路，去饮水机前接水端到明德的手上。这些瞬间总是让明德产生错觉——这个男人其实是爱我的。当明德一犹豫，离婚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这些让明德迷惑的瞬间，还会出现在前夫的同事聚会上、去亲戚家串门等各种有外人在场的时候。前夫爱带明德去参加单位同事的聚餐。在餐桌前，明德有一个宠溺残障妻子的好丈夫，他会把小龙虾剥好，喂到明德的嘴边，引得同事们“别撒狗粮”的白眼。在明德的家人面前，他顾家孝顺，逢年过节会提着礼物去看望丈人丈母娘，还主动张罗着帮明德表弟找工作。
前夫曾是母亲相中的好女婿——一个健全人。开始工作后，明德曾和一个残障人士相好，但母亲没能同意。在母亲心中，明德必须要找一个健全人照顾她的一生。就像明德的母亲照顾她的父亲一样。
明德的母亲是健全人，父亲是盲人。在明德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母亲操持，小到洗衣做饭，大到女儿们上学结婚。明德经常会听到母亲抱怨父亲“我当初真是嫁错人了”。这时，父亲总是在一旁缄默不言。有时，这种抱怨还会波及到明德，母亲对着父亲说：“你看看你生了个什么样的女儿，是个赔钱货。”
父母婚姻的相处模式让明德觉得，一个健全人照顾着残障人，抱怨是应该的。“这好像就是已经有个健全人要你了，你还求什么呢？”
婚姻生活总归是要回归到柴米油盐中，而那些琐碎会卸下所有的伪装。
“兔子也是一条生命，你为什么不好好对待它。”前夫质问忘记给兔子喂食的明德。随后，他一脚踹在了明德的左小腿。扑通一声，明德的双膝狠狠砸在了地板上。潮湿发霉的空气里混合着兔子粪便的气息，明德摸着自己的小腿，疼到难以忍受时，拨通了120，她的腿骨折了。
打骂是日常，前夫的火气总是来得没有缘由。打骂起来，他会摔手机，摔家里的每一件家具。在那四年间，明德统计，他们至少换过20个手机。但是丈夫从来不碰他鱼缸里养的鱼。丈夫每天给鱼换水喂食，那时，明德觉得，前夫对待他的鱼，要比对她好。
习得性无助
婚后半年，前夫曾给派出所打过一个电话。通过电话前夫得知，因为明德的户口没有脱离父母的户口，所以他不能因为和明德结了婚就落上北京户口。
“你是个残疾人，不能洗衣服，不能做饭，不能生小孩，连我的户口都不能解决，还有你的父母，占着本该属于我的房子，我要你有什么用？”前夫对明德甩下了这样一句话。
原来，当初那个在恋爱时期用一句 “我愿意给你系一辈子鞋带”打动了明德的男人，在心里早就计算好了这场婚姻中的利益交换。“其实我也谈不上喜欢他，跟他结婚是因为他是健全人，我妈觉得他能照顾我。”
因为先天性的颅骨缺损，明德从小就跟健全的小孩不一样。明德的右半边肢体感知很弱。成长的过程中，她得学习如何用左手吃饭写字。走路的时候，得把重心放在左腿上使劲。因为重心不稳，明德经常摔跤。
走路一瘸一跛，不能和班上的其他孩子一样上体育课，做广播体操。她从小就知道，自己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就是那个瘸子”。在四年级之前，她都没有交到朋友。
四年级的时候，明德曾经问过父母，“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那时，父母怀上了二胎，她害怕妈妈肚子里的孩子会跟她一样是残障，需要承担身体上的痛苦，还要被人歧视。她无法接纳自己，直到四年级，班上转来一个血液病男孩，“我找到同类了”。
从那时起，明德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朋友，他们经常聚在一块儿。男孩会跟她讲述自己患病的感受，有时他们互抄作业。更多的时候，在他们不能去的体育课和课间操时间，他们互相陪伴。因为男孩坐着轮椅，去学校的卫生间不方便。明德还会充当他在教室用瓶子接小便时的放哨员。而因为走得亲近，他们被同学们说笑，“那个瘸子和那个坐轮椅的在谈恋爱呢。”
“我一直觉得残障人士和健全人士不是一类人，我们相互之间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到现在，明德依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全人朋友。
到了毕业找工作，因为身体的残障，她待在残联办公室里，等了四个月，等到了中国移动正好需要一名残障客服。
残障给人生带来影响的枝蔓，已经触碰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漫长的童年和青春期，对于明德来说 ，都是一个寻求自我认同，寻求外界帮助认可，想要融入主流的过程，而这并不容易。
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曾在1967年提出了“习得性无助“的理论。在做心理学实验的过程中，他发现如果人在一项工作中总是失败，就会习惯性放弃，甚至绝望，产生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啥事也做不成。
在残联做心理咨询工作的余静告诉记者，因为长期无法得到正向的肯定，处处碰壁，习得性无助是许多残障女性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想要摆脱这种状态，或者是挣破性别暴力的困境，不仅需要残障者本身的努力，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支持。
2019年4月27日，明德与现任丈夫老左一起在盲文图书馆做志愿者服务。摄影 朱玲玉
难以获得的外部支持
流产后的明德，曾经情绪崩溃着向母亲哭诉。母亲安慰她，“哪个女人没流产过。”明德无法理解母亲把女人流产当做习以为常的事情，和不能理解前夫对于肚子内孩子的冷漠时一样茫然无助。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研究发现，残障成为了女孩们失权、失能的由头。女孩们学业上受阻，遭受社会的成见，感情、婚姻还有生育也难以自主。而基层组织关注的缺失、警察工作的不到位、受家暴妇女申请离婚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等，也都让残障女性难从外部获得力量。
残障女性面临的困境和健全妇女不一样的是，残障让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更难以摆脱和反抗暴力。对残障女性施害的往往都是关系最密切的人，父母、兄弟、伴侣、孩子、公婆等，他们之间有情感上的联结，经济上的依存，有些时候，残障女性还需要他们在生活上的照料。
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曾经帮扶过一个生活在华北农村，有着听力、语言、以及轻微心智障碍的女性。为了给健康的弟弟娶妻，她被“换婚”嫁给一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男人，给弟弟换来一个媳妇。不能自主自己的婚姻，在婚后她更是被当做了生育的“工具”。她生下了三个孩子，后两个孩子被丈夫换成了钞票。
另一位受过帮扶的坐轮椅的残障女性，也曾受到养女的暴力对待。养女因为嫌弃她不能全力支持自己的生活开销，还需要花时间照顾她，为了表达不满，甚至把一些不明物体涂抹在了她的外生殖器上。即使遭受如此待遇，她仍不愿和养女断绝关系，因为害怕自己往后的生活无人照料。居委会和当地残联虽然曾多次介入调解，但时间一长，养女就便又恢复如初。
遭受丈夫家暴的明德，也曾报警，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偶尔在医院，医生会觉得奇怪，问前夫：“为什么你妻子从楼梯上摔下去，只磕到了脑袋？”但在前夫那些打哈哈的回复中，也就不再追问。
遇到各种性别暴力、不公平的事情，残障女性们更容易去忍受。这是她们在不怎么平坦的人生道路上习得的一种习惯。从学生时代被老师同学特殊对待，到工作时因为自身的残障被拒之门外，向外界求助的一次次碰壁，也把她们推入了深渊。
面对家暴，明德大多数时候能做的，就是逃回父母家。但很快，前夫就上门，向丈人和丈母娘哭诉：“我总不能守着结婚证过日子吧”，然后领走明德。
在失去光明的那三天里，丈夫没有打她，反倒变得温柔，明德记得那时他说：“你不要乱跑，一直这么乖多好。”
破茧重获新生
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不去反抗前夫，就在那个茧中待着，明德习惯了。直到2014年孩子流产，那个看到小孩就止不住笑意的明德终于决定，一定要摆脱那个男人。
这是一场需要智慧的战斗，出院后，明德开始搜集证据。过往生活的种种细节，都成了对于明德有利的证据。前夫有个QQ小号，记录着前夫嫖娼的全过程。那时前夫会把他跟性工作者进行性交易的过程录下视频，传到QQ上。
明德还偷出了前夫的碟片。那段日子，她化身福尔摩斯。出院回家，她在家里的垃圾桶中发现了前夫用过的避孕套。她把它拾起来，拿去做了DNA检测。母亲则帮着她打印出了这四年被打住院的全记录。
就像在准备一场期待已久的战役，聊到这里，明德挥动着双手，脸上出现了难以掩盖的欣喜。
开庭当天她穿了一身白底黑圆点的连衣裙，双耳戴上了一对白色耳夹。“人们不是说，祭奠一个人就要穿白色吗？我替我还未出生的孩子报仇了。”
2014年7月15日，法庭判明德胜诉，明德和前夫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前夫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而故事后来的走向，更令明德意想不到。明德离婚后，帮助过她逃脱那段失败婚姻的残联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她表白了。
案子宣判后，明德给他打了个电话。在那一段长达四年的挣扎过程中，明德一直和他保持着短信联系。他会给遭受家暴的明德支招，教她如何取证，帮助明德排遣情绪，甚至冒充过明德单位的领导，去看望被前夫打住院的明德。
面对表白，获胜的欣喜和心动的幸福一起在明德的胸腔内翻腾。
案子宣判后的两个月，他们领取了结婚证。
有了第一段失败婚姻的经历，明德更能确定这个人，是能够和她走一辈子的人。“我知道我现在想要什么样的婚姻了，不是我母亲希望的，找一个人来照顾我一辈子，而是一个能跟我平等交流的人，我们能够互相照顾。”现任丈夫是先天的马蹄足，走路的时候，两人就互相搀扶着。
周六日，他们会在大众点评上挑选优惠力度大的餐厅，约上丈夫的妹妹一家。每次，丈夫都会点上一盘她最爱吃的皮蛋豆腐，用勺子一勺勺喂到她嘴中。
明德跟前夫刚结婚时，她会尝试在父母面前牵前夫的手，那时前夫会躲开。现在，这个丈夫主动凑到她身边，把她的手握在手心，即使是在她不需要搀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