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对于南宋来说，靖康之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痛点。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成为南宋历代臣民刻骨铭心的“雪耻情节”。
靖康之变是一场民族灾难，但对于宋高宗赵构来说，是人生向上的转折点。本来他是父亲宋徽宗第九个儿子，排在中间，不是长子也不是幼子，宋徽宗的宠爱对他来说很少很少，否则在之前赵构也不会作为质子被派遣到金军大营。
要不是赵构箭术不错导致金人以为他是冒牌皇子，赵构很有可能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样，被金人俘虏，悲苦离世。
靖康之变后，北宋赵姓宗室成员全部被金兵带回北方，赵构成为皇子中唯一的漏网之鱼。他惊奇地发现，在臣民的注视下，自己成为唯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
02
1127年，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现河南商丘）继位。史家以此为界限，把之前的宋朝称为北宋，把之后的宋朝称为南宋。
中国历史上被腰斩为两个阶段的王朝，分别是西汉和东汉，北宋和南宋。与汉光武帝继承西汉不同，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在帝系上和西汉非常遥远。而宋高宗延续下来的南宋，在血缘和宗室关系上是继承父兄的政治遗产，因此更具说服力。
在血缘上占据优势，但是所取得的功绩上，宋高宗的所作所为远远逊色于“光武中兴”的刘秀。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所作所为并不得民心。
关于赵构的传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泥马渡康王”。这个传说讲的是赵构在躲避金兵追捕的途中，骑了一匹马渡过黄河。渡河后，赵构发现这匹马立即变成泥塑之马。
这个传说从侧面上印证赵构得到上天的帮助，借此为自己的皇位增加神圣性。但再多的粉饰，也无法掩饰百姓的失望。
赵构短暂起用李纲为丞相。李纲的人望很高，赵构起用他，一来是安抚人心，二来是迫于现实。李纲的政治主张是坚守中原，恢复昔日河山，这和被金人吓破了胆的高宗，在政治观点上南辕北撤。
君臣观点直接对立，使得李纲在位仅75天，就被罢黜。李纲当时的政治主张是大多数臣民的心愿，他的下台导致群情激愤。
太学生陈东两次上书，言辞激烈，要求高宗罢黜身边主要的两位主和派黄潜善和汪伯彦，而且认为高宗的继位不合理，因为宋钦宗还在世。
另一位学子欧阳澈也上书，指责高宗在国家危难之际，不思振兴，反而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陈东和欧阳澈上书言事，戳中了宋高宗的最痛处。陈东和欧阳澈都被斩首，社会公论再次哗然。
北宋政治底线之一为“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赵构不惜违背祖制，在于陈东质疑他的合理性。而且二人上书内容均要求积极抗金，更是让赵构陷入尴尬的境地。
此时金朝的目标之一的确是俘虏高宗，彻底断绝赵宋王朝的传承。
问题是身在其位，必谋其政。赵构既然做到了皇帝的位置上，就要有皇帝的担当。他享受着皇帝的权力和殊荣，在责任上却是一再渎职。
赵构给自己的头条方针就是跑，狼狈地跑，被金人追着跑，从河南商丘跑到今天的南京，再从南京跑到扬州，再从扬州跑到杭州。
03
这一路跑，一路形势恶化。
其中最惨的是扬州大溃退。
1129年2月，数千金兵袭击扬州。扬州当时的守军多达数万，但是当时的守将王渊、主和派大臣黄潜善以及汪伯彦均不作任何抵抗，就匆匆撤退。
赵构本人在这场大溃退中吃尽了苦头。他慌忙出逃，吓得失去了生育能力。
赵构好歹在侍卫的保护下，保住了性命，百姓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由于官兵抵抗不力，百姓惊慌中争着过江，结果坠入江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数万人因此而丧命，完全是高宗及其治下苟且政策酝酿的苦果。惨剧过后，幸存者不过数千人。
这样扬州大溃退，朝野震惊。
赵构逃跑时，已经有正直善良的侍卫看不下去，不计危险出言顶撞赵构，赵构恼羞成怒，亲自动手杀掉了这些侍卫。
更令人气愤的是，守将王渊在战争时征用了几十只大船，把自己私人搜刮的钱财运到安全地带。事情过后，居然还被高宗升了职。
高宗身边的宦官，一路上依旧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一边是不作为，一边是继续鱼肉百姓，那些努力抗击金兵希望挽救家园的军民对高宗失望透顶。
一场叛变正在发酵。
04
1129年3月，南宋将领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
这场变故，史称“苗刘兵变”。
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的原因，公私皆有。于私，他们痛恨王渊为人不讲责任，只知道谋取钱财，祸国殃民，却能得到宋高宗赵构的赏识，屡获升迁；于公，他们痛恨宦官胡作非为，高宗赵构的逃跑策略，放任臣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公私情绪爆发在一起时，他们拔出了手中的刀。
诛杀了王渊后，他们的诉求有两点：
（1）高宗退位，继承皇位的人是高宗当时年仅三岁的儿子；
（2）隆佑太后孟太后垂帘听政。
总而言之，两个人的目的就是要把高宗赶下台。
谈判失败后，高宗选择上位。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各地大军听闻苗傅和刘正彦叛变，纷纷选择勤王，支持宋高宗赵构。
宋高宗赵构复位。
苗傅和刘正彦两个人的野心是公私有之，但他们的才干和实力支撑不起这样的野心。两个人失败后，在南京城被杀。
05
苗刘兵变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起眼，但是这一场兵变对南宋政权和宋高宗赵构本人的影响却是最深的，值得好好探究一番。
首先是事变当事人的身份较为特殊。苗傅和刘正彦在事变前属于皇家卫队的将领，而不是民间的起义者，或者敌营将领。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中下层军民对高宗不抵抗政策的反抗。在此之前，高宗逃跑前侍卫们的反应已近有预兆，这一次不过是集中爆发。
其次是他们的诉求。
他们在事变中诛杀了引发众怒的逃跑头子王渊，凭借高宗势力作威作福的宦官以及无能主和派黄潜善和汪伯彦，并且发布檄文，传遍天下，一时之间“大快民心”。
苗刘二人并没有就此助手，他们还要对付这些大蛀虫背后的主子宋高宗。他们的理由在当时也很站得住脚：宋钦宗还在世，必须迎回来，高宗没有资格继位！
这完全说中了宋高宗最心虚的一点。
最后他们还提出一系列抗金的措施。
比如把首都从临安府（杭州）移到南京城。南京城的战略地位更有利于军事统筹，重新启用抗金派将领张浚等。
但苗刘兵变无法威胁到宋高宗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北宋开始，任何将领和家族都没有中古之时门阀世界那种挑战皇权的社会背景和军事力量，而且“士大夫效忠君王”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挑战君权的事情，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了政治生态的底线。
他们主张重用的张浚，在忠君思想下并不认可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张浚的牵头和组织，勤王大军迅速集结。苗刘二人最后仓皇出逃，丢掉了性命。
06
苗刘兵变最后虽然被平息，但却给宋高宗带来了强烈的负面影响。他的心理活动和重要决策开始走向一个极端变化。
当南宋小朝廷在临安府站稳脚跟后，宋高宗最终选择启用秦桧作为代言人。两个人一起对外和金朝讲和；对内打压主战派大臣，甚至不惜杀害具有恢复旧地能力的将领岳飞。秦桧为了达到专权的目的，采用兴起文字狱等方式打压异己，朝臣发现一旦因为政见不合而发出声音，很有可能遭到批判和抱负，政治风气逐步变坏。北宋时期君王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良性循环被堵死，君主极权体制初步确立。
宋高宗表面上继续做着北伐恢复昔日河山的文章，但实际上一切以自我皇位的安全为主。
上海龙美术馆有一幅图，叫做《脱袍见梦图》，图中描绘了宋钦宗托梦给宋高宗，把身上的黄袍脱下来传授给宋钦宗的情景。这种宣传，无非就是为了加强宋高宗继位的合法性而已。
人间悲喜剧在于，宋高宗赵构一方面利用宋钦宗，一方面却杜绝宋钦宗归国的任何可能性，一定要哥哥这个烫手山芋留在敌国。
苗刘之变后，宋高宗对武将的防范更加严苛，动辄斥责武将包藏祸心，居心不良。为了防止士兵对上司的忠心，不定期不定时的换防换将，成为常态。
这样的军事常态，即使抗金不是一句口号，凭借这样的状况，北伐也不可能成功。
宋高宗绝非一个泛泛之辈。他的帝王权术和驾驭群臣的手腕，可以说高明。在他利用秦桧背锅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
可惜，这样的一个人，在性格上只能是一个守成之辈，而非真正的中兴雄主。
苗刘之变后，他主导的极权体制和守成之风，渐渐吞噬了南宋朝廷的锐气和进取之心，国家的精英集团再也无法主动参加政治，明哲保身追随主流，成为朝臣们避开冷遇、贬黜乃至杀身之祸的不二法宝，北宋那种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积极入世为百姓谋福祉的进取之心，渐渐为死气沉沉的政治风气而取代。
这种心态的转变，才是这个王朝付出的最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