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三家分晋这样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资治通鉴》不过寥寥数字便已揭过。
而在《史记·晋世家全传》中也不过是平平无奇的一笔：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
如此看似一派君臣和谐的景象，甚至差点让人忽略“分晋”是韩、赵、魏三家熬过血雨腥风才博得的结果。然而你要知道，春秋年间，韩、赵、魏、智四家最初是以智氏为大，到最后智氏这只大老虎却被生生扳倒，这样以弱胜强的逆袭必然非运气使然，或上天眷顾，其中门道在古时被称为“权谋”，若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可堪称干系人管理的绝佳案例。
三家分晋
事情是这样的——
春秋末年，晋国国内专权横行，卿大夫各自为政，国已不国。到晋出公十七年时，晋国名存实亡，全国上下沦为智、赵、韩、魏四家掌中之物。这其中又以智家独大。智家家主智伯向来野心勃勃，竟假借壮大晋国之命，威逼韩、魏、赵三家进献城邑。而韩、魏两家虽知其图谋不轨，却也自认不敌，只能拱手送上了城邑。只有那赵家家主赵襄子一身傲骨，断然不肯屈服。
战国分布示意图
于是恼羞成怒的智伯便联合韩、魏两家一同出兵讨伐赵家。在三方围剿下，势弱的赵襄子只得一路退守，直至晋阳城。至于为什么是晋阳城，那还得夸夸名臣董安于治理晋阳有方，才使晋阳“府库足用”“仓廪实矣”，且有“狄蒿苫楚”可制箭，有多余“炼铜”可用。
另一边，智、韩、魏三家大军自然不肯轻易放过赵家，他们将晋阳城团团围住，大有灭赵之势。只是晋阳城易守难攻，纵然智、韩、魏的大军围击其多时也始终难以将其攻破。
直到一日，智伯巡城意外发现了晋阳城的漏洞——过于近水。于是他定下水淹晋阳之计，以此攻城。那时恰逢雨季，智伯的毒计果然得逞，晋阳城内深受水患之苦，赵家大军一时陷入绝境。对于晋阳之难，《史记·赵世家》中更有“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的说法。
水灌晋阳连环画
眼见晋阳城已如此水深火热，赵襄子自然心生降意。正值踟蹰之际，赵家门客张孟谈挺身而出，制止赵襄子向智伯投降，并自请前往劝服韩、魏两家：“眼看山河将破，却无法保全；眼看家国有险，却无法匡扶，那么徒留这些尊贵且有才的人干什么呢？请您打消归降的念头，不要再提了，我请求前去拜见韩康子、魏宣子。”（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君释此计，勿复言也。臣请见韩、魏之君）
就这样，张孟谈在赵襄子的首肯下密见了韩、魏两家家主。其实要想劝服这两家临阵倒戈，对抗强势智氏并非易事，还得张孟谈多费尽口舌。但也绝非难事，只需引出“唇亡齿寒”的典故，陈清利弊即可。最终，张孟谈以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谋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作为承诺，成功换得韩、魏两家的信任，与他们订下了倒戈协议。
有了秘密协议，后面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智伯自认势在必得的赵家竟出其不意地逆袭了，趁智氏不备，联手韩、魏将“水患之计”反施于智氏身上。智伯晋阳战败，泱泱智氏就此沦为韩、赵、魏瓜分而食的鱼肉。
如果说，在三家分晋中，张孟谈是赵家的大功臣，
那么韩、魏这两家绝对算是“对的人”！
在这样的光芒之下，赵襄子这个大BOSS反而容易被忽略。
但其实他的管理手段也称得上可圈可点！
你看，他做了什么——
- 知彼，掌握信息
早在智伯联合韩、魏两家发兵前，赵襄子便已提早预测到事情的发展。所以在拒绝了智伯的献地要求后，他对张孟谈说：“我很明白智伯的为人，表面看着亲厚，其实暗地里却很生疏。他如今多次与韩、魏两家往来，却从不与我接触，恐怕是想要发兵讨伐我。”（夫知伯之为人，阳亲而阴疏，三使韩、魏，而寡人弗与焉，其移兵寡人必矣）
对智伯的举动能有如此密切的关注以及通透的见解，绝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家主所能做到的。因为很显然，在这整个事件中，智氏是权力最大，且与赵家最密切相关的一方。
这在现代管理学中相当于“项目干系人”，即——
参与该项目工作的个体和组织，或由于项目的实施与项目的成功，其利益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正面或负面影响的个人和组织。
若用“权利/利益矩阵”来看，智氏的确属于权力最大、利益水平最高，需重点管理的干系人。
权利/利益矩阵图
是以，赵襄子密切关注及分析智氏为人与举动后，才能及时发现暗藏其中的凶险，并早做防范。
- 知己，重视内务
在抵达晋阳后，我们不妨看看赵襄子优先做了什么？
至，行城郭，案府库，视仓廪——《战国策····赵策一》
到了晋阳城，赵襄子便开始巡城，查看府库与粮仓。这一查就发现，晋阳城虽然算得上完善，府库充实，且粮食富裕，但是没有箭矢，且缺少铜料。于是他又忙问张孟谈如何是好。最终在张孟谈的指导下，赵家用萩蒿、楛、牡荆制作箭，取宫室柱子所剩铜料。
许多人在做事时，往往懂得立足当下，也善于展望未来，却时常忽略了回顾过去。其实无论对个人或组织而言，“过去”的重要性都不亚于“现在”与“将来”。它或是积攒下来的财富，又或是总结出来的经验，若不善于回顾、利用就形同虚设。
这在企业或项目管理中被称为组织过程资产——
包括来自任何（或所有）项目执行组织的，可用于执行或治理项目的任何工件、实践或知识，还包括来自组织以往项目的经验教训和历史信息。
对管理者而言，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是独立的个体，而应积极寻找其共通之处。每次都从头开始的管理者最愚蠢，真正的管理应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做更多正确的事。是以，晋阳城历代遗留下来的资产在这一刻都成了赵襄子最坚固的靠山。
- 统筹，积极纳谏
身为上位者，最容易落入的误区莫过于：唯我独尊。身为赵家家主，赵襄子并未武断行事，而是多番向谋事张孟谈请教：当意识到赵家有难时，他选择问“今吾安居而可”；当检查内务发现缺少物件时，他则问“无矢奈何”“吾铜少若何”；当晋阳遭难，他又问“欲以城下，何如”…… 这就是管理者的格局之所在。谋士之所以为谋士，就是为主上筹谋深远；而家主之所以是家主，需负统筹管理之责，绝非纠结于细枝末节。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赵襄子与张孟谈这种家主与谋士的关系其实就是项目经理与专家的关系。专家负责给出专业的意见，而项目经理负责根据专家意见作出最终决策。
让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才是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情。是以，赵襄子选择了张孟谈这位正确的人，而张孟谈也不负所望，给出了“满分”答卷。
由此可见，即使放到现代，看似没什么功劳的赵襄子也称得上合格的管理者。
不过，“晋阳城落难多时”这个锅，赵襄子也得背——
- 只重内务，不顾外因
前面我们说了，赵襄子一到晋阳城就开始忙碌于检查内务，巡了城郭，查了府库，也看了粮仓，但是他却忽略了晋阳城的环境情况：晋阳城位于太原盆地，地势本来就偏低，且其附近又有晋水，水患风险极高。如果他能早发现这点，那么他便应该在与智、韩、魏打持久战的时候，顺便号令百姓修水渠，降低水患风险，纵使最终没派上用场，也不失为长治之策。
就算错失了修水渠的先机，只要赵襄子足够了解晋阳城的环境情况，那么，他应该从受水患之困的时候起就命百姓逐渐向西边迁移，尽量减少受害。因为据考古资料显示：
战国西城墙基址在地以下约2米，地上部分应在10米左右，东部城墙已埋在地表下10余米。东西落差在35米左右。
可惜，他并未注意这些，以至晋阳水患死伤无数，百姓将士苦不堪言。
若用现代管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赵襄子在此处所犯的错是，忽略了事业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所谓事业环境因素是指，项目团队不能控制的，将对项目产生影响、限制或指令作用的各种条件。
这些事业环境因素通常极大地限制了项目团队的灵活性，随时可能给项目带来极大的好处或致命的打击。
- 只重智氏，忽略韩魏
无论是《史记》或是《战国策》中，我们都不难看出，晋阳之战打响之前，乃至战争前中期，赵襄子都一心扑在了应对智氏上，他对智氏一举一动都进行了重点关注和分析，却忽略了与他息息相关的另外两家的存在。这两家权利虽小，但若肯与他联合，再加点谋略，未必不能与智氏一博。
然而赵襄子单将目光放在了智氏身上，只顾着接招应对，全然无暇顾及其他，以至于战越打越被动。好在危难关头，“专家”张孟谈终于想起了卡在中间的韩、魏两家，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将他们成功劝服，否则，赵家要想在晋阳之战上翻身简直难如登天。
若用现代管理学的观点来解释，此处赵襄子所犯的错是，未能完全识别项目干系人，并及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所谓项目干系人指的是，参与该项目工作的个体和组织，或由于项目的实施与项目的成功，其利益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正面或负面影响的个人和组织。
影响项目的永远不止甲、乙双方，其他所有明确或潜在的利益相关方都可能影响项目。如果没能及时对这部分个人或组织进行识别，并有针对性进行管理，那么这些个人或组织随时都很有可能项目的阻碍。这也是为什么项目管理中始终强调：干系人识别应贯穿项目始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跟着历史学管理
以本文的“晋阳之战”为例，其凶险在于智氏汹汹来袭，而其制胜转折则在于韩、魏二方。若非韩、魏、赵及时联手，那么智氏势必灭赵之日起，一步步统一上下，自然也就难有后面秦朝大一统之事。可见，干系人在管理中占据着极其关键的作用，而所有的干系人管理皆由干系人识别而起。
有人将历史视为偶然，倒不如将其视为正确的管理手段带来的必然结果。
管理从来不分国界，也不分时代，跟着历史学管理，我们下期再会！